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過去，東亞各國的商賈使節哪怕語言不通，也可以只憑著一紙一筆，用漢文進行“筆談”。因為東亞各國曾在歷史上共享過相似的文化，而漢字恰巧是其精髓所在。一言以蔽之，東亞的世界曾經是漢字的世界。

在《漢文與東亞世界》一書中，京都大學教授金文京由這一主題出發，通過分析使用漢字、漢文的不同情況，探討了東亞各國不同的國家觀和世界觀。日前，巖波書店前總編輯馬場公彥、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曉峰、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吳光興、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圍繞東亞與漢字的問題展開了探討。

同樣是漢字，讀寫各不同

金文京在視頻連線中談到，漢字是整個中國文化的基礎、來源與核心，因此古代中國鄰近的國家、民族、地域借用漢字，讀漢字寫的書或者用漢字寫文章，受到了中國文化的莫大影響。“大家可能理所當然地認為，鄰近國家既然使用漢字，就應該屬于中國文化圈——其實沒有那么簡單。”

訓讀的做法在中國以外的國家出現了，指的是用自己的語言來讀漢字的意思，比如日本人把“山”字讀成yama，古代朝鮮人讀成moe。這樣一來，同樣是漢字的書，可是發音、讀法都和中國不一樣，各國寫的漢文也跟中國人寫的漢文有所不同。既然讀法、寫法、文章都不一樣，那么各國以此發展出來的文化甚至世界觀，自然也與中國有所不同。

馬場公彥也表示，中國經典的古典文獻是東亞世界的共同文化財產。同時他也看到，這些文獻通過訓讀的方法引進日本，可能會發生一些誤會。《論語》和“二十四史”等中國古典可以通過訓讀來閱讀，但對于白話文獻卻行不通。一般日本知識分子閱讀的是儒學經典和歷史的正史，但不閱讀野史和白話文獻，“他們譯介的所謂東亞共同文化就是儒學，這其實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但容易被誤會為傳統中國文化的全部精華。”

劉曉峰認為，金文京、馬場公彥談到的發音“漂移”并不奇怪，這種“漂移”在古今都會出現。比如中原音韻學中，宋朝、明清和現在音韻都不一樣，地域上也會產生差別，比如東北和上海方言完全不同。他也看到，漢字在東亞圈傳播的過程中，雖然聲音出現漂移甚至遺失，但字義傳達方面具有某種共通性。漢字承載的最核心的中國思想和文化，在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的傳播方式也有類似之處，比如孩子從小就要學《論語》。劉曉峰認為，東亞各國有不同的部分也有共通的部分，這兩部分相加才是“歷史的真相”。

在共享文化之上豎立民族國家界限

因為漢文在各地的發音、讀法有很大差異，沒有辦法成為口頭語言，所以漢字文字圈里的各國人士溝通時需要通過筆談的方式。金文京在書中提到，不僅文人之間如此進行溝通交流，外交事務也是如此，比如清朝時期越南和朝鮮的使節在北京見面，或者朝鮮通信使去日本和日本文人交談，無不用筆談的方式。

宋念申在活動中提到，所謂筆談現象一直持續到19世紀。19世紀后期，當現代外交進入到東亞世界，當時大量的中日朝的官員和學者還是用筆談的方式來進行談判和交涉的，中朝之間的條約也仍然由漢字書寫。然而，古典的共享文化價值也正是從那時起逐漸受到沖擊——日本的外交官在歐美學習到新的外交語言之后，要求使用英語進行談判，條約以英文文本為最主要版本，雙方解釋不同、需要參照時也要用英文文本，“從這個時候開始，民族國家的界限開始樹立在東亞本來共享的文化上。”

他談到，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國及周邊國家對漢字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越南受到法國殖民的影響，很早就廢除了漢字；朝鮮半島在20世紀的主要時段倡導了諺文運動，使用自己的拼音文字，之后有一段漫長的諺漢混雜時期，1949年以后朝鮮半島兩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對待漢字的政策，北方徹底廢除了漢字，南方堅持使用漢字很長一段時間，到今天也已不太常用。

在中國，錢玄同等一批學者認為漢字是進入現代化的障礙，主張廢除漢字，使用拉丁化、羅馬化的文字；同一時期，在東亞最早完成了現代化的日本并沒有廢除漢字。宋念申認為，在現代化起步不太成功的中國和朝鮮，想要與傳統劃清界線的做法，其實展現的是面對現代化的無所適從。

文化的邊界遠遠大于民族國家的邊界

在活動現場，吳光興講了一件趣事：晚清大員張之洞不喜歡當時梁啟超的做法，認為他喜歡用日本名詞，隨后幕僚提醒他，“名詞”也是日本詞呢。

回溯歷史，吳光興稱，有兩件事對中國人今天使用的漢文起到了非常大的影響，一是佛教譯入中國，二是日本詞進入中國。他說，中國雙音節詞半數以上都是從佛教譯出來的，如果把這些詞匯拿掉，“中國漢代以來的文化和學術會不復存在”；而如果把日本名詞摘除，我們也會很難溝通交流。宋念申也指出，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幾乎所有學科的詞都是由日本發明的，日本的實踐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漢語世界，之后又變成東亞世界普遍接受的詞匯。例如，“經濟”這個詞最早是日本翻譯“economy”得來的，現在，中文和朝鮮文也全部使用“經濟”一詞，盡管書寫方式各不相同。

所有文化都是在不斷交流的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所有的民族主義都強調我們有一個本原，這個本原是最真實的、最本質的，后面所有加諸的其他外來的東西都是非本民族的。但其實，那個本原并不真的存在。”宋念申談到，韓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去漢字化運動，但用官方政策褫奪文化的已有屬性是非自然的，這種做法實際上也把韓國文化自身最重要的一部分抹去了。由于韓國19世紀之前的官方史料基本都以漢字書寫的，如今韓國青年學者研究朝鮮歷史還要重新學一門外語，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這種文化共通的視角也為我們在今天理解民族主義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劉曉峰曾經參加過一個國際研討會，會上，一位中國學者證明某個韓國的東西是中國老祖先發明的，一位韓國學者抱怨稱：“你們總說這個是你們的，那個是你們的，都是你們的，我們還有什么？”他還注意到，在韓國江陵端午祭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后，中國人一心想要證明自己的才是正宗的端午節。而我們或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此事，劉曉峰說：“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跟我們一起過端午節的有幾個？伊斯蘭教國家過嗎？基督教國家過嗎？非洲國家過嗎？能夠一起過端午節的，都是跟我們中國有非常深的文化淵源的。”

“文化的邊界遠遠大于民族國家的邊界，”劉曉峰認為，中國經濟上已經成為一個大國了，在文化上應該更有胸懷，多想想“我們這些共同擁有過漢字文化傳統的人，怎么創造一個本地區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