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惠裕全球家族智庫
過去三年中全球社會各領域都發生急劇變化，家辦需考慮如何隨著客戶需求，重新確定服務核心的優先次序和角度重點，審視多維度的各種規劃策略、并將監管、法稅結構、投資等環環相扣的變數組合理解清楚，本文《家族辦公室邁入“逐水草而居”時代》將分為（上）（中）（下）三篇，為讀者作相應粗略參考。
各種家辦投資結構
家辦通過基金進行投資是常見操作。傳統上家辦會在公開市場中，尋求由其他管理者管理的基金投資機會。然而因現今市場變化巨大，客戶常不滿足公開市場的基金表現，也同時尋找如加密貨幣、科技類等更具創新性、乃至于非公開市場等投資機會，來取得符合其風險偏好的收益，甚至想先設立專屬基金成為自己的投資平臺，對投資機會以靜制動。
此時，家辦可采取內部基金（比如沒有外部其他投資人，俗稱家族基金）等形式來投資，家族辦公室作為經理，家族分支機構充當“投資者”。根據其特定需求制定條款，甚至以暫時不確定投資標的之盲池（blind Pool）內容，作為家族基金以靜制動的選項。
這種家族基金在離岸地相對普遍，譬如澤西可以通過使用澤西島私人基金或合格投資者基金來落地。客戶可擁有內部投資能力，且讓家族投資作為甲方，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和靈活性。
亞洲的大多數投資基金設立在如開曼群島等離岸地，這是因為管理者熟悉法區。且開曼群島歷史悠久，在運營基金時出現的各種精細問題上都有清楚的規定。而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存放資金的中岸地，也推出不同的基金投資結構，來滿足客戶的需求。以下簡單舉例介紹：
有限合伙基金結構
香港在2020年推出《有限合伙基金條例》，其有限合伙基金（LPF）的運營特征，與開曼豁免有限合伙企業（ELP）的運營特征相似。譬如：有限合伙人不會通過咨詢普通合伙人并向其提供建議，或在任何董事會或委員會任職或任命人員來參與基金業務的開展，并在LPFO附表中，列出了不被視為管理活動的非詳盡活動清單，包括在基金董事會或委員會任職，批準或不批準基金交易，以及代表或授權他人代表LPF或普通合伙人行事。
在家辦層面需要注意和其他法區的法規細微差異，例如：與開曼ELP不同，LPF不允許有多個普通合伙人。因此，不能采取共同普通合伙人協議。另外，LPF的經理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公司，原本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的活動需要相關許可證。但是單一家辦如不作為企業運營（就是除了從家族中報銷運營費用之外，沒有任何收入）或不以追求利潤為其業務目標，則可以免除許可證要求
同時，雖然LPF制度是一種選擇性注冊計劃，而不是強制性要求，為了保護隱私考慮，單一家辦可以將LPF用作內部基金工具，而不需要申請注冊。
開放式基金結構
傳統開曼分離的投資組合公司（SPC）也是基金結構的常見選擇，SPC下有不同資產池，并位于單獨的單元格中，每個單元格的資產和負債都相互隔離。
新加坡于2020年啟動了可變資本公司（VCC）的類似結構。這是種新的投資基金公司形式，目前只能由持牌基金管理公司設立，基金經理持有資本市場基金管理服務許可證的公司、豁免金融機構或注冊基金管理公司。底下可設立許多的“子基金”，其資產相互隔離。
香港也推出類似方案：透過開放式基金公司（OFC）制度的實施，放寬了允許投資的范圍。且由于基金及其管理人只需與監管機構打交道，并在一個司法管轄區內支付一套費用和成本，透過潛在的重大節約和簡化的監管管理，期望使香港作為一個基金司法管轄區變得更具吸引力。
從基金管理資質上看，香港的規定較開曼為嚴格，OFC必須至少有兩名合格且經驗豐富的自然人董事，其中一名必須獨立于托管人。托管人是獲得第1類（證券交易）監管活動許可或注冊的中介機構，一家香港或海外銀行（或作為香港或海外銀行子公司的信托公司），或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注冊計劃的受托人。開曼群島則無此要求。
香港還對新的基金結構提出了補貼激勵計劃：基金從其他法區轉移到香港所產生的相應費用（如律師、稅務顧問、基金管理人和監管顧問）。每份申請的補助金額約70%，每個OFC的上限為100萬港元；每個投資經理最多三個OFC。
補貼可以在2024年之前接受申請，并由香港證監會管理撥款計劃支付給香港的服務提供商。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則是在2023年之前根據新基金計劃，補貼共同出資設立VCC的符合條件費用的70%，每個申請的上限為150000新元。雖然單一家辦不需要獲得執照，MAS也正在考慮擴大允許基金經理的范圍，以允許無執照的單一家族理財辦公室管理VCC。
家辦與藝術投資結構
原本很少有家族辦公室會對這一特殊資產類別產生興趣并進行擴張，只是為那些已經熱衷于藝術的收藏家和拍賣行老板提供相應服務。然而最近國內信托公司也開始成立藝術信托，這又在行業內引發新一波討論熱潮。
許多家辦不了解的是：藝術收藏品是一種多樣化整體投資組合的混合體。透過信托等結構來持有這些資產，核心是完成“實名化”及完善資產來源證明等流程，以便更好地組織繼承和稅務規劃，并與持有其他資產的結構相分離，這才是藝術投資金融化運用的真正策略。
同時，家辦必須通過相應收藏專家的外援、搭配保險（不同地點的物品可能需要不同保險）、同時必須解決跨境法律和稅務問題。家辦或者信托受托人的工作也會相對繁雜，譬如建立私人博物館、藝術品外借支持慈善事業以提供藝術教育等，或者改采用投資藝術基金來降低管理風險等操作。因此對于想對藝術投資“批量展業”的家辦來說，會是一個成本效益的難題。
加密貨幣投資結構
由于加密貨幣具有高移動型特色、部分加密貨幣產生巨大收益等前例，使得高凈值人士對此新興投資產生高度興趣。但由于各國對加密貨幣的涉及反洗錢等合法性、受益如何納稅等議題態度不一。因此加密貨幣的投資結構，也為為家辦的考慮主軸。
首先，加密資產既然要收稅，代表就是個人資產，既然是個人資產，照理來說也應該可以納入信托管理，進而透過信托關系人稅籍規定，來合法降低稅負。因此，如何在去中心化的加密資產特質中，尋找有效的資產來源證明等細節，就是絕大數法區法規發展的現在進行式。
加密貨幣作為底層資產時，各法區的立法保護態度至關重要。譬如開曼群島推出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法，VASP》，就為加密相關活動提供了監管明確性。監管明確了虛擬資產服務（虛擬資產發行除外）相應的資質。
至于發幣方，大多會采用私益基金會模式取代自然人持有，這是使用基金會沒有股東也沒有股本的特性，限于篇幅在此不開展論述。
慈善結構
考慮到設立慈善結構的高凈值人士，一般會關注監管及稅務的問題。許多司法管轄區中慈善捐款可以減少一個人的納稅義務，譬如瑞士的慈善基金會制度，就可以在聯邦和州兩級免稅。
但讀者需要注意：一旦設立帶有“慈善”二字的結構，慈善是核心目的，不僅無法做到留給自己后代的“傳承”（因為里面資產都捐出做慈善了），同時慈善結構的注冊、報告、投向、合規性和公開披露等等，都有嚴格的限制。所以在境外涉及慈善，大多采取公私益混合基金會等混合（Hybrid）結構為主。因此，各法區對于慈善結構也有進一步的法規發展。
譬如百慕大的《家族辦公室法》中，將規定增加隱私/保密性，減少監管，簡化家庭資助慈善機構的報告。同時可在設立一家準慈善公司，稱為Benefit Corporation/Company（福利公司）。
福利公司起源于美國（有30多個州頒布了相關法律），是一種獨特的公司工具，其允許企業家將傳統的營利性商業公司模式，與非營利目標相結合。福利公司的董事和高管可依照對股東、員工、客戶、及公益等多角度進行相應決策。這使得家族能一方面為家庭創造收入，同時也推進明確規定的公益目標。
對一個同時具有私益公益雙重功能的結構突破，巴哈馬也根據2004年《目的信托法》設立非慈善目的信托。目的信托（Purpose Trust）文本無須指定受益人，但可指定授權申請人，在必要時有權執行授權目的信托。也可以設立投資咨詢委員會/保護者委員會，負責就新投資、企業或慈善捐款的選擇向受托人提供建議。
至于慈善結構的投資限制：開曼群島的《非營利組織法NPO》，允許以現金和任何其他財產的形式接受捐贈。這包含了前述依照VASP法的加密貨幣資產。對于希望接受和投資加密貨幣的大多數慈善機構來說，將不受《非營利組織法》之外的任何監管。
總結
從資產保護和傳承角度來說：早在《2019年全球家族辦公室報告》明確指出，54%的家族辦公室目前制定了傳承計劃，但在復雜多變的當下，傳統的財富和傳承規劃模式，已無法滿足現今環境下的富人需求。其傳承相應的潛在復雜性（如控制、資格、能力和下一代的想法）及變數也更加凸顯。
從底層資產結構看：家族辦公室的投資組合包括公開市場與非公開市場產品的多重選擇，且富人不一定滿足于僅僅作為機構投資者，而是希望參與、甚至主導投資。
家族辦公室運作的核心是管理。在現今趨勢，家辦不僅需具備諸如投資地點方式選擇調整、法稅工具的交叉使用、監管治理和監督框架過濾等“術”的能力，且具備對世界變化速度認知“道”的沉淀，方能創造出符合客戶需求的靈活與適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