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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聾啞騎手,送外賣成為“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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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聾啞騎手,送外賣成為“單王”

“看見”特殊需求。

界面新聞| 匡達

文|燃次元 陶淘 馬舒葉

編輯 | 曹楊

每天清晨7點,26歲的胡亞濤會準時戴上頭盔、穿上外賣員專屬配送工裝,騎上電動車,與城里無數外賣員一樣,魚貫涌入街道,開啟一天的配送工作。

但與無數健聽外賣員不同的是,胡亞濤是一位聽障人士。

不記得有多少次,騎著電動車穿行于街頭巷尾的胡亞濤,因幾乎聽不見汽車或電動車的鳴笛聲,在遇上不打轉向燈的車主時,一次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又或者,當發信息與顧客溝通,而沒及時收到對方回復時,胡亞濤只能采取打電話、接通后3-5秒掛斷,再發信息的方式,告知顧客“我是一位聾人騎手,請記得及時取餐”。

在眾多人看來,聽障外賣小哥在送餐時遇到的艱辛與挑戰,遠遠大于健聽騎手。但在胡亞濤看來,騎手生活卻讓他感受到了更多的“陽光”。

“我偶爾會成為全平臺包括健聽騎手在內的‘月單王’。拿著24萬元的年薪,依然能有時間打游戲賺外快。”

秉承著“獨樂不如眾樂”的胡亞濤,先后把這份工作介紹給了自己的朋友,85后的劉巖與90后的王鑫。于是,今年,劉巖與王鑫也正式成為了外賣小哥中的一員。幾個月的功夫,兩人的月薪雖不及胡亞濤,但也能賺近萬元。

事實上,除了外賣小哥這一職業,廚師、面點師、按摩師、家政人員甚至網約車司機在內,也都能看見聽障人士的蹤影。他們憑借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與數倍于健全人士的付出,為城市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微薄之力,也收獲了"新市民"這一稱號。

《2022新市民金融服務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新市民人口數量在3億左右,在我國總人口中占比約20%,是社會新經濟、新消費中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

然而,盡管高新技術產品的不斷迭代,如高品質助聽器、語音與文字自由轉換的聊天模式、AI語音電話等,確實在一定程度提高了聽障人士依靠科技、信息等輔助手段,融入各行各業的便捷性。

但相較于健聽人士而言,他們所面臨的挑戰猶在。

或許,社會在給予新市民更多就業機會的同時,還應“看到”那些特殊需求。

01、年入24萬元的“單王”

在與胡亞濤面對面的文字“交談”過程里,燃次元在偶爾的對視中,看到了他眼神里洋溢的快樂與自信。

2歲時的一次發燒經歷,奪走了胡亞濤大部分的聽力,使他成為了一位后天失聰的男孩。但性格開朗的他,不但沒有覺得自己異于常人,反而對生活充滿了希望。

“烹飪”、“外賣”與“女友”,是讓胡亞濤變得活潑開朗的三個關鍵詞。廚師與外賣騎手,是他先后能夠自食其力的物質保證,而相伴7年的女友,則是他的精神支柱。

2020年,彼時的胡亞濤還是河南老家一家西餐廳的廚師。但由于疫情對餐飲業的一些影響,薪資大打折扣后,胡亞濤先是決定辭去餐廳的工作,后毅然決然選擇成為一位“北漂”,開始了外賣小哥的工作。

眾包與專送兩種外賣模式,胡亞濤都曾嘗試過。

“2021年,我在平臺做眾包,雖然客單價較低,但單量會高一些。一天送出100單,一年掙了24萬元。還經常沖上平臺的外賣榜單,甚至奪冠。今年,我從眾包換成了平臺專送,單量少了一些,一天大概能送出60單左右,但相對也輕松了一些。”說到這里,胡亞濤還主動打開了外賣平臺當日午高峰的送單記錄,短短40分鐘的時間里,他已經送完了11單。

談起個人業績,胡亞濤的神情中滿是驕傲。那種仿佛生活中被隱藏了許久的、渴望與健聽者交流的欲望,終于在此刻得到滿足。

“外賣一職雖然辛苦,但解決了我們的溫飽問題,給了聽障人通過努力奮斗而自給自足的機會。”對于這份充滿包容的職業,胡亞濤心存感激。

但不得不承認,對于聽障人士來說,外賣小哥這一職業,不僅辛苦而且“高危”。

因為聽不見汽車鳴笛聲,在剛剛成為外賣小哥的前幾個月里,胡亞濤只能極力熟悉方圓幾公里內的路障環境,以避免交通意外。

除此之外,其面臨的另一大挑戰,則是與顧客的溝通。

“我用的是蘋果手機,外賣平臺推出的AI語音電話,目前只支持安卓版本,所以,我每次和顧客溝通時,還得像兩年前一樣,逐字地打出來。”胡亞濤坦言,盡管自己打字的速度有了明顯提升,但當顧客沒有及時回復或填錯地址,需要與顧客反復溝通時,超時、差評也就此產生。

“差評、扣錢,肯定會讓我心里覺得不太舒服。但更多時候,顧客一句簡單的夸贊,都會深深地鼓舞到我。”

來自顧客的鼓舞,不僅讓胡亞濤感受到了送外賣的樂趣,也一直激勵著他更勤勉地工作。而兩年半的外賣小哥經驗,在讓胡亞濤成為北京市海淀區金源附近14位聽障外賣騎手的負責人的同時,也成為了許多聽障外賣員眼中“大神”級的人物。

除此之外,胡亞濤還有著自己的“兼職”,“我從每天早上7點開始接單,一直到晚上10點閉單。在這期間,我會經歷上午與下午兩個外賣低峰期。低峰期的時候,我就會打開魔獸世界,賺一些點卡錢,然后放到拍賣行去賣,有時候一天可以賣300-500元。”

在許多人看來,胡亞濤當下的生活,于一位聽障人士而言,已足夠令人艷羨。不過,他對未來的憧憬并不止于此。

“我從未放棄我的廚師夢。”胡亞濤告訴燃次元,從涼菜師到廚師,再到廚師領班,在老家時的自己,已經逐漸在烹飪行業站穩了腳跟,“之所以來北京,之所以送外賣,都是餐飲行業不太景氣下的迫不得已。有朝一日,我還是會回到河南老家,繼續當廚師,進一步精進自己的廚藝。”

夢想之外,在未來與女友過上更富足的生活,也是胡亞濤勤奮工作的源動力之一。

在翻閱胡亞濤的短視頻賬號時燃次元發現,其日常分享的內容,除了圍繞送外賣、烹飪等內容外,就是與女友的恩愛日常。

胡亞濤與女友相識于學生時代。與胡亞濤幾乎沒有聽力不同,其女友只有輕度的聽力障礙和語言功能障礙,但基本不影響正常溝通。

燃次元了解到,從河南到北京,他們一起打拼,直至今天,二人已經在一起整整7年。在這7年里,女友不僅幫他拉近了與這個有聲世界的距離,也讓彼此因聾啞而造成的困境以及心靈上的創傷感,得到了慰藉和消解。

02、每月掙8000元,我將5000元給了家人

90后小哥王鑫,是遺傳性先天聾啞人,也是胡亞濤的朋友。

北漂數年的他,曾經輾轉于北京市朝陽區呼家樓、通州區等多地的酒店做客房庫管等工作。2019年,因在酒店工作仍有余力,王鑫開啟了短暫的邊在酒店上班、邊兼職送外賣的生活。

2020年,受疫情因素的影響,王鑫工作的酒店生意受到了明顯的沖擊。而王鑫的收入,也隨之大幅下滑。直到2022年5月,在胡亞濤的“安利”下,王鑫選擇辭掉酒店的全職工作,將原本的兼職“扶正”。

但剛剛全職送外賣的王鑫對于外賣專送模式并不適應。

“專送模式每天有排班,每月工作需達到28天才算全勤。如果達不到全勤,當月每單就需要扣掉0.5元。但我經驗不足,單量較少,所以起初賺得并不多。”王鑫回憶表示。

除此之外,專送對送單的效率要求更高,但到了用餐高峰時段,餐廳的出餐速度比預期慢,留給外賣騎手的時間,就大幅度減少,“但對于我們聽障騎手來說,提升送餐速度的難度遠遠大于健聽騎手,我特別希望商家能夠按能力接單,保證一定的出餐速度,給我們多留出一些時間。”

“熬”了近一個半月后,隨著送餐經驗的增加以及胡亞濤的指導,王鑫用上了智能系統,不僅更加了解接單與配送路徑,也讓線路變得更加“安全”。

在與燃次元交流時,王鑫還興奮地介紹了這個給聽障騎手帶來福音的AI語音電話。

對于使用安卓機的王鑫來說,“平臺開通的AI語音電話,可以將我們的打字內容轉為AI語音,再撥打給顧客。顧客接聽后將他們的回復再次轉譯成文字實時發給聽障騎手,節省了顧客沒及時看信息耽誤的時間,大大降低了我們的溝通成本。”

圖/某平臺為聽障騎手提供的AI語音電話 來源/王鑫

然而,盡管AI語音電話確實提高了“王鑫們”的送單速度,但其存在的弊端與挑戰,依舊尚存。

首先就是,AI語音電話作為聾啞人的輔助溝通設備,在健聽人的概念中還并不普及,“我經常會遇到用AI語音撥出電話時,被顧客認為是廣告而立刻掛掉的情況,這時我就只能再繼續打第二次,需要一直等到對方語音回復后,再發送文本信息。”

除此之外,AI語音電話本身也并不成熟,“有時錯誤的轉換反而會降低溝通效率。比如,顧客問‘我的外賣到哪里了?’,AI會轉譯成‘我的外賣……拿……來……去’。這時就需要我們重新用文字溝通。”談到這些bug,王鑫無奈地笑了。

“我和很多小伙伴都希望,外賣平臺能夠在外賣騎手的頭像后面打上聽障標簽,能讓顧客在騎手接單時,就看到這個標識,這樣就免去了很多前期的溝通障礙。”王鑫懇切地建議。

不過,雖然困難重重,但對于入行短短5個月的王鑫來說,拿到8000元月薪已經很是知足。“我如今的接單量,大概在50-60單/天。健全騎手的接單量,大抵也不過如此。接下來我的目標就是,努把力,爭取早日月薪過萬。”

燃次元了解到,對于這8000元的支配,其中,1300元用于支付房租,1000元左右是王鑫的個人生活費。

“每月固定5000元轉給愛人,如果還有結余,我還會不時買些小玩具給我女兒。”提及同為聽障人士的愛人,王鑫滿臉幸福,“我妻子現在全職帶女兒,女兒6歲,還沒上小學。我很明白,現在和將來的花銷肯定會越來越多,所以我需要多掙一些。”

“等大環境穩定了,我還是希望回酒店工作。畢竟,外賣騎手對于聽障人士來說,風險還是高了一些。一家人在一起,給妻子、女兒一份安全感,也是很重要的事。”

下個月,王鑫已經規劃好了一天的假期,打算全家陪女兒好好過一個生日。

03、33歲辭職成“北漂”,“我決定不走了”

33歲的聽障人士劉巖,也在老鄉胡亞濤的影響下來到的北京,并成為了一名外賣騎手。

“老家沒活干,聽說來北京做騎手很掙錢。”燃次元了解到,同樣因發燒而聾啞的劉巖,來北京之前,一直在河南老家的工廠做工人。但因疫情等原因,工作受到了影響,待遇也相應有所減少,“每天上班12-13小時,但拿到手的工資卻從5000元驟降到3000元。”

而一次在刷朋友圈時,看到老鄉胡亞濤記錄騎手生活的照片,劉巖暗暗心動,最終決定辭職成為“北漂”。

劉巖將早早來到北京的胡亞濤稱之為“大神”。在“大神”的教學下,劉巖一早便熟知了聽障騎手送外賣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用幾天時間,熟悉了騎手后臺的接單流程,并把接單范圍縮減在了租住地點5公里范圍之內。

在熟悉外賣騎手生活的前兩個月,劉巖每天7點就到外賣站報到,之后迎接每天的早高峰。

但對于聽障騎手而言,最怕的就是高峰階段。“導航不準導致超時,卻因無法直接給顧客打電話解釋,造成差評。”對于尚不熟悉北京街道情況的劉巖來說,即使足夠小心,還是在2個月內遇到了不少意外。

“一次午高峰,由于顧客下單時填寫的地址不準確,導致我跑到了錯誤的地點。本來午高峰訂單就多,騎手送單就要分秒必爭,而我又恰好迷了路。”眼看著訂單可能要超時的劉巖,時不時就看一眼系統為聽障騎手專設的短信提醒,但卻一直未收到顧客的回復。

彼時的劉巖,只能比劃著懇求大廈旁的保安幫他打電話給顧客解釋情況,當他終于到達指定地址時,依舊沒能逃過晚點。

類似令劉巖沮喪的經歷并不算少。此外,“將餐放到指定外賣存放貨架后,由于顧客沒有及時查看短信,而頻繁收到顧客電話,最終卻因‘口不能言’被打差評”的情況,更是家常便飯。

不過經歷的事情多了,劉巖也逐漸適應了外賣騎手的生活節奏。對于不熟悉的街道,他會求助經驗豐富的胡亞濤幫他指路;對于不知道他是聽障騎手的顧客,他會更耐心地一遍遍用短信溝通;也會在午高峰結束后簡單吃個午飯,稍作休息。

“遇到接單量多的時候,我也會吃點好的,給自己改善下‘生活’。”劉巖表示,基本晚上10點左右,忙碌的一天便會接近尾聲,“當然也會有例外,比如碰上節假日,則會忙到12點之后。”

雖然辛苦,但這樣的生活讓劉巖感到喜悅和滿足,“我決定待在北京不走了。”劉巖表示,做騎手的第二個月,到手工資就有一萬多元,比在老家多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他不用再待在老家的工廠里,接受每日13個小時固定工作的生活,而是擁有了“想接單就接單,不想接單就關閉系統”的自由。

最令劉巖開心的,是每個月偶爾的休息日,和其他聽障騎手一起感受生活的時光,“去歡樂谷玩飛車、去三里屯看流光溢彩的燈光或者什么都不干,只看車水馬龍,都是老家不多見的新鮮與熱鬧。”

本文為轉載內容,授權事宜請聯系原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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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聾啞騎手,送外賣成為“單王”

“看見”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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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燃次元 陶淘 馬舒葉

編輯 | 曹楊

每天清晨7點,26歲的胡亞濤會準時戴上頭盔、穿上外賣員專屬配送工裝,騎上電動車,與城里無數外賣員一樣,魚貫涌入街道,開啟一天的配送工作。

但與無數健聽外賣員不同的是,胡亞濤是一位聽障人士。

不記得有多少次,騎著電動車穿行于街頭巷尾的胡亞濤,因幾乎聽不見汽車或電動車的鳴笛聲,在遇上不打轉向燈的車主時,一次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又或者,當發信息與顧客溝通,而沒及時收到對方回復時,胡亞濤只能采取打電話、接通后3-5秒掛斷,再發信息的方式,告知顧客“我是一位聾人騎手,請記得及時取餐”。

在眾多人看來,聽障外賣小哥在送餐時遇到的艱辛與挑戰,遠遠大于健聽騎手。但在胡亞濤看來,騎手生活卻讓他感受到了更多的“陽光”。

“我偶爾會成為全平臺包括健聽騎手在內的‘月單王’。拿著24萬元的年薪,依然能有時間打游戲賺外快。”

秉承著“獨樂不如眾樂”的胡亞濤,先后把這份工作介紹給了自己的朋友,85后的劉巖與90后的王鑫。于是,今年,劉巖與王鑫也正式成為了外賣小哥中的一員。幾個月的功夫,兩人的月薪雖不及胡亞濤,但也能賺近萬元。

事實上,除了外賣小哥這一職業,廚師、面點師、按摩師、家政人員甚至網約車司機在內,也都能看見聽障人士的蹤影。他們憑借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與數倍于健全人士的付出,為城市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微薄之力,也收獲了"新市民"這一稱號。

《2022新市民金融服務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新市民人口數量在3億左右,在我國總人口中占比約20%,是社會新經濟、新消費中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

然而,盡管高新技術產品的不斷迭代,如高品質助聽器、語音與文字自由轉換的聊天模式、AI語音電話等,確實在一定程度提高了聽障人士依靠科技、信息等輔助手段,融入各行各業的便捷性。

但相較于健聽人士而言,他們所面臨的挑戰猶在。

或許,社會在給予新市民更多就業機會的同時,還應“看到”那些特殊需求。

01、年入24萬元的“單王”

在與胡亞濤面對面的文字“交談”過程里,燃次元在偶爾的對視中,看到了他眼神里洋溢的快樂與自信。

2歲時的一次發燒經歷,奪走了胡亞濤大部分的聽力,使他成為了一位后天失聰的男孩。但性格開朗的他,不但沒有覺得自己異于常人,反而對生活充滿了希望。

“烹飪”、“外賣”與“女友”,是讓胡亞濤變得活潑開朗的三個關鍵詞。廚師與外賣騎手,是他先后能夠自食其力的物質保證,而相伴7年的女友,則是他的精神支柱。

2020年,彼時的胡亞濤還是河南老家一家西餐廳的廚師。但由于疫情對餐飲業的一些影響,薪資大打折扣后,胡亞濤先是決定辭去餐廳的工作,后毅然決然選擇成為一位“北漂”,開始了外賣小哥的工作。

眾包與專送兩種外賣模式,胡亞濤都曾嘗試過。

“2021年,我在平臺做眾包,雖然客單價較低,但單量會高一些。一天送出100單,一年掙了24萬元。還經常沖上平臺的外賣榜單,甚至奪冠。今年,我從眾包換成了平臺專送,單量少了一些,一天大概能送出60單左右,但相對也輕松了一些。”說到這里,胡亞濤還主動打開了外賣平臺當日午高峰的送單記錄,短短40分鐘的時間里,他已經送完了11單。

談起個人業績,胡亞濤的神情中滿是驕傲。那種仿佛生活中被隱藏了許久的、渴望與健聽者交流的欲望,終于在此刻得到滿足。

“外賣一職雖然辛苦,但解決了我們的溫飽問題,給了聽障人通過努力奮斗而自給自足的機會。”對于這份充滿包容的職業,胡亞濤心存感激。

但不得不承認,對于聽障人士來說,外賣小哥這一職業,不僅辛苦而且“高危”。

因為聽不見汽車鳴笛聲,在剛剛成為外賣小哥的前幾個月里,胡亞濤只能極力熟悉方圓幾公里內的路障環境,以避免交通意外。

除此之外,其面臨的另一大挑戰,則是與顧客的溝通。

“我用的是蘋果手機,外賣平臺推出的AI語音電話,目前只支持安卓版本,所以,我每次和顧客溝通時,還得像兩年前一樣,逐字地打出來。”胡亞濤坦言,盡管自己打字的速度有了明顯提升,但當顧客沒有及時回復或填錯地址,需要與顧客反復溝通時,超時、差評也就此產生。

“差評、扣錢,肯定會讓我心里覺得不太舒服。但更多時候,顧客一句簡單的夸贊,都會深深地鼓舞到我。”

來自顧客的鼓舞,不僅讓胡亞濤感受到了送外賣的樂趣,也一直激勵著他更勤勉地工作。而兩年半的外賣小哥經驗,在讓胡亞濤成為北京市海淀區金源附近14位聽障外賣騎手的負責人的同時,也成為了許多聽障外賣員眼中“大神”級的人物。

除此之外,胡亞濤還有著自己的“兼職”,“我從每天早上7點開始接單,一直到晚上10點閉單。在這期間,我會經歷上午與下午兩個外賣低峰期。低峰期的時候,我就會打開魔獸世界,賺一些點卡錢,然后放到拍賣行去賣,有時候一天可以賣300-500元。”

在許多人看來,胡亞濤當下的生活,于一位聽障人士而言,已足夠令人艷羨。不過,他對未來的憧憬并不止于此。

“我從未放棄我的廚師夢。”胡亞濤告訴燃次元,從涼菜師到廚師,再到廚師領班,在老家時的自己,已經逐漸在烹飪行業站穩了腳跟,“之所以來北京,之所以送外賣,都是餐飲行業不太景氣下的迫不得已。有朝一日,我還是會回到河南老家,繼續當廚師,進一步精進自己的廚藝。”

夢想之外,在未來與女友過上更富足的生活,也是胡亞濤勤奮工作的源動力之一。

在翻閱胡亞濤的短視頻賬號時燃次元發現,其日常分享的內容,除了圍繞送外賣、烹飪等內容外,就是與女友的恩愛日常。

胡亞濤與女友相識于學生時代。與胡亞濤幾乎沒有聽力不同,其女友只有輕度的聽力障礙和語言功能障礙,但基本不影響正常溝通。

燃次元了解到,從河南到北京,他們一起打拼,直至今天,二人已經在一起整整7年。在這7年里,女友不僅幫他拉近了與這個有聲世界的距離,也讓彼此因聾啞而造成的困境以及心靈上的創傷感,得到了慰藉和消解。

02、每月掙8000元,我將5000元給了家人

90后小哥王鑫,是遺傳性先天聾啞人,也是胡亞濤的朋友。

北漂數年的他,曾經輾轉于北京市朝陽區呼家樓、通州區等多地的酒店做客房庫管等工作。2019年,因在酒店工作仍有余力,王鑫開啟了短暫的邊在酒店上班、邊兼職送外賣的生活。

2020年,受疫情因素的影響,王鑫工作的酒店生意受到了明顯的沖擊。而王鑫的收入,也隨之大幅下滑。直到2022年5月,在胡亞濤的“安利”下,王鑫選擇辭掉酒店的全職工作,將原本的兼職“扶正”。

但剛剛全職送外賣的王鑫對于外賣專送模式并不適應。

“專送模式每天有排班,每月工作需達到28天才算全勤。如果達不到全勤,當月每單就需要扣掉0.5元。但我經驗不足,單量較少,所以起初賺得并不多。”王鑫回憶表示。

除此之外,專送對送單的效率要求更高,但到了用餐高峰時段,餐廳的出餐速度比預期慢,留給外賣騎手的時間,就大幅度減少,“但對于我們聽障騎手來說,提升送餐速度的難度遠遠大于健聽騎手,我特別希望商家能夠按能力接單,保證一定的出餐速度,給我們多留出一些時間。”

“熬”了近一個半月后,隨著送餐經驗的增加以及胡亞濤的指導,王鑫用上了智能系統,不僅更加了解接單與配送路徑,也讓線路變得更加“安全”。

在與燃次元交流時,王鑫還興奮地介紹了這個給聽障騎手帶來福音的AI語音電話。

對于使用安卓機的王鑫來說,“平臺開通的AI語音電話,可以將我們的打字內容轉為AI語音,再撥打給顧客。顧客接聽后將他們的回復再次轉譯成文字實時發給聽障騎手,節省了顧客沒及時看信息耽誤的時間,大大降低了我們的溝通成本。”

圖/某平臺為聽障騎手提供的AI語音電話 來源/王鑫

然而,盡管AI語音電話確實提高了“王鑫們”的送單速度,但其存在的弊端與挑戰,依舊尚存。

首先就是,AI語音電話作為聾啞人的輔助溝通設備,在健聽人的概念中還并不普及,“我經常會遇到用AI語音撥出電話時,被顧客認為是廣告而立刻掛掉的情況,這時我就只能再繼續打第二次,需要一直等到對方語音回復后,再發送文本信息。”

除此之外,AI語音電話本身也并不成熟,“有時錯誤的轉換反而會降低溝通效率。比如,顧客問‘我的外賣到哪里了?’,AI會轉譯成‘我的外賣……拿……來……去’。這時就需要我們重新用文字溝通。”談到這些bug,王鑫無奈地笑了。

“我和很多小伙伴都希望,外賣平臺能夠在外賣騎手的頭像后面打上聽障標簽,能讓顧客在騎手接單時,就看到這個標識,這樣就免去了很多前期的溝通障礙。”王鑫懇切地建議。

不過,雖然困難重重,但對于入行短短5個月的王鑫來說,拿到8000元月薪已經很是知足。“我如今的接單量,大概在50-60單/天。健全騎手的接單量,大抵也不過如此。接下來我的目標就是,努把力,爭取早日月薪過萬。”

燃次元了解到,對于這8000元的支配,其中,1300元用于支付房租,1000元左右是王鑫的個人生活費。

“每月固定5000元轉給愛人,如果還有結余,我還會不時買些小玩具給我女兒。”提及同為聽障人士的愛人,王鑫滿臉幸福,“我妻子現在全職帶女兒,女兒6歲,還沒上小學。我很明白,現在和將來的花銷肯定會越來越多,所以我需要多掙一些。”

“等大環境穩定了,我還是希望回酒店工作。畢竟,外賣騎手對于聽障人士來說,風險還是高了一些。一家人在一起,給妻子、女兒一份安全感,也是很重要的事。”

下個月,王鑫已經規劃好了一天的假期,打算全家陪女兒好好過一個生日。

03、33歲辭職成“北漂”,“我決定不走了”

33歲的聽障人士劉巖,也在老鄉胡亞濤的影響下來到的北京,并成為了一名外賣騎手。

“老家沒活干,聽說來北京做騎手很掙錢。”燃次元了解到,同樣因發燒而聾啞的劉巖,來北京之前,一直在河南老家的工廠做工人。但因疫情等原因,工作受到了影響,待遇也相應有所減少,“每天上班12-13小時,但拿到手的工資卻從5000元驟降到3000元。”

而一次在刷朋友圈時,看到老鄉胡亞濤記錄騎手生活的照片,劉巖暗暗心動,最終決定辭職成為“北漂”。

劉巖將早早來到北京的胡亞濤稱之為“大神”。在“大神”的教學下,劉巖一早便熟知了聽障騎手送外賣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用幾天時間,熟悉了騎手后臺的接單流程,并把接單范圍縮減在了租住地點5公里范圍之內。

在熟悉外賣騎手生活的前兩個月,劉巖每天7點就到外賣站報到,之后迎接每天的早高峰。

但對于聽障騎手而言,最怕的就是高峰階段。“導航不準導致超時,卻因無法直接給顧客打電話解釋,造成差評。”對于尚不熟悉北京街道情況的劉巖來說,即使足夠小心,還是在2個月內遇到了不少意外。

“一次午高峰,由于顧客下單時填寫的地址不準確,導致我跑到了錯誤的地點。本來午高峰訂單就多,騎手送單就要分秒必爭,而我又恰好迷了路。”眼看著訂單可能要超時的劉巖,時不時就看一眼系統為聽障騎手專設的短信提醒,但卻一直未收到顧客的回復。

彼時的劉巖,只能比劃著懇求大廈旁的保安幫他打電話給顧客解釋情況,當他終于到達指定地址時,依舊沒能逃過晚點。

類似令劉巖沮喪的經歷并不算少。此外,“將餐放到指定外賣存放貨架后,由于顧客沒有及時查看短信,而頻繁收到顧客電話,最終卻因‘口不能言’被打差評”的情況,更是家常便飯。

不過經歷的事情多了,劉巖也逐漸適應了外賣騎手的生活節奏。對于不熟悉的街道,他會求助經驗豐富的胡亞濤幫他指路;對于不知道他是聽障騎手的顧客,他會更耐心地一遍遍用短信溝通;也會在午高峰結束后簡單吃個午飯,稍作休息。

“遇到接單量多的時候,我也會吃點好的,給自己改善下‘生活’。”劉巖表示,基本晚上10點左右,忙碌的一天便會接近尾聲,“當然也會有例外,比如碰上節假日,則會忙到12點之后。”

雖然辛苦,但這樣的生活讓劉巖感到喜悅和滿足,“我決定待在北京不走了。”劉巖表示,做騎手的第二個月,到手工資就有一萬多元,比在老家多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他不用再待在老家的工廠里,接受每日13個小時固定工作的生活,而是擁有了“想接單就接單,不想接單就關閉系統”的自由。

最令劉巖開心的,是每個月偶爾的休息日,和其他聽障騎手一起感受生活的時光,“去歡樂谷玩飛車、去三里屯看流光溢彩的燈光或者什么都不干,只看車水馬龍,都是老家不多見的新鮮與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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