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社會科學網2022年10月24日消息，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胡湛、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彭希哲、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吳玉韶日前聯合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發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論文。其中指出，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具有特殊性，我們的基礎國情、發展路徑和治理模式更對其應對方案提出了特定要求，亟須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道路。
論文表示，人口老齡化已成為一種長期不可逆轉的基本國情，其發展所產生的沖擊將“不亞于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等歷史上任何一次偉大的經濟與社會革命”，其應對將涉及國家治理體系的整體調節和長期適應，其影響亦將滲透至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諸多脈絡。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與科教興國、鄉村振興、健康中國等并列的國家戰略，使之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之一，這是黨中央審時度勢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
其中指出，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已從2000年的1.26億增長為2020年的2.64億，到2050年則可能達到4.80億，預計占中國總人口的30%以上和全球老年人口的20%以上。
“從全球角度看，中國的老齡化進程有其顯著的特殊性。我們不僅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老齡化速度超快、區域異質性巨大的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任務也相對最為繁重。目前看來，人類社會從未具備面對如此超大尺度人口系統和超復雜性地域范疇的老齡社會應對經驗。”論文表示。
論文認為，我國20世紀90年代起出生人數的大幅下降將導致未來較長時期內的黃金育齡期女性規模快速縮減，其降勢至少持續至2045—2050年前后，再加上婚育推遲或懸置的增多而對釋放生育潛力影響愈來愈大，年出生人數于未來十幾年趨減或在低位徘徊幾成定局。盡管國家已放開三孩生育政策，而即便短期內生育率有所提升，也只能在一定時期內有限弱化每年出生人數減少的程度，對人口老齡化延緩效果有限。
與此同時，2000年我國人口凈增數首次降至千萬以內（約957萬），2010年和2020年凈增數分別為641萬和204萬，2021年則減至48萬。2021年是1960年以來首個死亡人口數過千萬（約1014萬）的年份，死亡數預計在2025—2030年超過出生數，并在2055年左右抵達峰值。
論文表示，“盡管未來30年間全球過半數國家都將出現不同程度的人口負增長，而我國則正在步入人口零增長乃至負增長區間。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我們要在少子化持續、高齡化凸顯和死亡高峰即將出現等多重背景下綜合研判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規律及影響機制，給出自己的解釋以為國家戰略實施而夯實科學基礎。”
論文認為，家庭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本源型傳統，重視與支持家庭應當成為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一個重點和特點。此外，與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和后工業化時代遭遇老齡化不同，中國是在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背景下步入老齡社會，這為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了創新空間。以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極大改變我們現有的生產生活方式、產業結構、社會格局乃至政治形態，為老齡社會治理提供了新的應對資源和可能路徑。
在探索應對老齡化“中國方案”的具體操作層面，論文提出多項策略，包括在制度建設中補齊法律法規短板、推動資源整合和資源下沉、在積極老齡觀構建中強調“多生”與“善養”、“優生”與“優死”并重，以及積極培育“銀發經濟”等方面。
論文指出，中央及各部委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已出臺涉老政策文件逾三百項，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制度基礎初現雛形。然而與此同時，老齡制度建設亦呈現出“政策多，法規少”的窘境，國家現僅有一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不僅缺乏實施條例及配套行政法規，而且修訂周期長（自1996年首頒以來僅實質性修訂一次）。
“我們亟須從中國人口老齡化基本國情出發，建立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適應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法律法規體系，這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也是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首要任務。”論文稱。
其次，老齡政策大多涉及部門多、協調難度大、針對性難以精準，例如2016年印發的《關于推進老年宜居環境建設的指導意見》便涉及25個部門聯發，這使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不少基礎性工作難以展開，因此需進一步創新升級現有老齡事務體制，通過建立跨部門和跨區域協作的行政統籌機制以夯實老齡社會的整體性治理基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已明確提出“探索老年人服務設施與兒童服務設施集中布局、共建共享”等系列家庭支持策略。在此背景下，可參考他國有效做法，嘗試論證和推動建立專司家庭事務的綜合性機構，為統籌應對“一老一小”等問題提供重要組織和行政保障。
論文還指出，中國城鄉和區域發展特質顯著，不同地區應對老齡化的能力和資源存在天然差別，并直接影響其治理節奏和解決問題的速度及程度。在人口趨減和流動性增強的背景下，不少城市展開“搶人大戰”并專注于引進具有創新研發和管理能力的高端人力資源，這種“掐尖”式的傳統人才策略在人口負增長進程中將呈現疲態，更將陷入人才補貼競爭的陷阱并對勞動力格局形成累積性結構傷害。各地應在治理精準化的進程中利用地區差異采取錯位發展策略以進一步鼓勵有序的人口遷移流動，并在“全國一盤棋”的框架下強化區域均衡機制和儲備相應糾偏機制，落實“以空間換時間”的治理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