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性”是隱秘的私人表達，也是普遍的生活日常，它勾連私人生活最深處，又關乎公共的一切。今年8月，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聯合發布“中國人私生活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收集了中國家庭有關性、婚姻、家庭的多項數據，并分析了當代中國人性行為和性觀念的變化狀況。

聚焦當代中國人性生活狀況的調查并不多見，上一次是2015年性社會學家潘綏銘組織了全國隨機抽樣調查，此后學界再未有過大范圍跟進。本次的“中國人私生活調查”對現實情況做出了更新，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挑選了其中有意思的發現，并試圖進一步延展探討中國人的性。

中國人對性的理解經歷了從為生殖、為愛情到為快樂的過程，如今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認同“性愛分離”，并主動追求性愉悅，男性群體的態度卻出現了保守化的回彈。從性生活頻率來看，95后人群的性活躍程度低于之前出生的幾代人，且從90后起階層與性生活的關系對比前幾代人發生了逆轉：高教育群體相比于初中學歷以下人群的性活躍度更低，但這并非意味著底層群體的性生活狀況足夠良好，性剝奪與健康問題仍然存在，且可能發展為更嚴重的暴力、犯罪和疾病，它們需要被看到、被關注。

從為生殖到為快樂：更開放的性態度與更保守的男性

性社會學家潘綏銘曾在《性之變》中總結中國性文化的幾次轉變：在80年代之前，性被視為革命的政治敵人，甚至被看作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文革”中一度出現了“無性文化”，強化“生殖目的論”并隨之發生人口爆炸。

第一次性革命挑戰的正是“無性的秩序”——獨生子女政策的出臺，讓性與生育之間的聯系在國家層面被打破，推動了人們對性的快樂追求，1980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也開始規定夫妻可以因感情問題提出離婚，“感情”便包括了性生活不和諧因素。

第二次性革命發生在90年代，重點是“性的去秩序化”，文化與制度開始逐步接受“非婚性行為”。比如1997年《刑法》取消流氓罪，2001年《婚姻法》將“非法同居”改為“非婚同居”，“非婚性行為”從貶義變成中性，“一夜情”現象也受到了廣泛關注和討論。

潘綏銘在《性之變》中總結了百年時間里中國性文化的變遷。20世紀之前，人們以生殖為性道德的標準，認為不能生兒育女的性是不道德的；20世紀中期，婚姻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婚前與婚外的性被視為不道德；80年代后，愛情成為了新的判斷標準：無愛之性才是不道德的；到了21世紀，性的最高標準則變成了快樂、愉悅和生理享受。

“快樂的性”挑戰了五四后占據主導的“浪漫愛情主宰”與“性的純情化”，性與愛逐漸松綁，浪漫愛不再成為性行為的前提。本次“中國人私生活調查”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一趨勢：在70后和80后女性中，更多人把性看作表達感情的載體，只有20%的人認為性行為是為了滿足生理需求，而95后女性更傾向于將性與愛分開看待，30%以上的人都認同性是為了追求生理愉悅感，選擇性對象的目的可以只是出于欲望滿足，不一定是為了結婚和戀愛。

調查參與者之一、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認為，互聯網對性愛剝離觀念的流行有著重要作用，交友軟件的普及使得網絡性行為和線上尋找性伴侶等活動大幅增加，“約炮”成為流行詞，也發展為日益廣泛的實踐。在男性群體中，進行網絡勾搭的比例在1980年代出生的群體中最高，三分之一的人有過此類經歷；在女性群體中則表現為，年齡越小，使用在線約會的人數越多。

從兩性線上尋找性伴侶的比例差距中，我們或許也可以看出，年輕一代的女性正在逐漸主動追求性快感。調查顯示，80后人群中，線上尋找性伴侶的男性與女性比例分別是33.7%和11%，而到了95后，比例則變成了19%與17%，兩性之間的比例差距縮得很小。於嘉認為，這一數據變化說明了更多年輕女性開始追求獨立平等的性關系。 

與之相應的是，女性的性生活滿意程度在年輕群體中有所上升。報告顯示，90年代以前出生的女性有15%對自己的性生活非常不滿意，而在90后群體中，這一比例降至8.4%。有意思的是，問卷還設置了一個關于伴侶取悅的問題——“為了使對方滿意，你會不會假裝自己達到了性高潮？”結果顯示，相比70后和80后，90后女性假裝性高潮的比例明顯下降。種種數據都顯示出，在性關系中，女性正在扮演更加主動的角色，於嘉說，“（女性）會尋找其中的快樂度和滿意度，而不僅是服務男性的一個角色。”

“性的平等主義態度”也能展露出新一代女性的變化。調查對平等主義的定義包括：是否認可女性在性上主動/女性應該享受性/男性應該幫助女性享受性（women can be initiative / women should enjoy / men should help women enjoy)。隨著年齡組減小，女性的平等意識呈現出單調增加趨勢。與之相反的是，男性顯現出保守化的傾向——80年代出生的男性群體平等意識達到巔峰，90后出現了下降，有越來越多人對女性在性生活里的主動與享受持保留態度。這一結果結合性生活滿意程度的兩性對比，則顯得意味深長：報告顯示，男性的性幸福感、性生活的身心滿足感和性高潮頻率均高于女性，女性在性健康方面仍落后于男性，性愉悅感始終更低。

的確有相關社會學研究表明，中國男女之間的性別意識差距正在逐步擴大，年輕男性發生了較大程度的保守回彈，即便公共領域的性別平等意識已顯示出進步傾向，但在家庭領域內，兩性開始出現更大分歧。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Paula England曾提出“不均衡的性別革命”（uneven gender revolution）概念，她發現，性別平等的變化在不同領域和人群中是不均衡的，比如工作領域常比私人領域的性別平等步伐更快，大多數人都支持女性進入職場，但卻難以接受女性拒絕承擔妻職與母職。這項研究也發現中國正存在著“不均衡的性別革命”，男性在私領域的性別意識逐步滯后于女性，而這很可能會阻礙公共領域平等的實現。

性冷淡時代：中產與底層的性生活都被剝奪

日本媒體用“無性癥候群”形容年輕人對親密關系與性生活的冷感態度。在《低欲望社會》中，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指出，從日本泡沫經濟時代開始，社會在各方面都轉變為“低欲望”狀態——人口減少、經濟不振、失去欲望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低迷的欲望中包括了對性與親密關系的冷淡。

“中國人私生活調查”發現，年輕人性冷淡的趨勢也正在中國出現——在95后有固定伴侶的受訪者中，沒有性活動的比例男女達到了14.6%和10.1%，而90年代以前出生的受訪人群比例為6%-9%，年輕一代的性生活活躍度比上幾代人更低。

調查令人意外之處還在于性活躍度與階層關系的反轉。在90后及95后群體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性生活更頻繁，也更多地利用互聯網尋找性伴侶；在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男性中，每周至少有一次性生活的比例為43.8%，而研究生群體只有29.2%。此前，潘綏銘等學者的研究都顯示出，男性的性生活頻率同社會經濟地位呈正相關，其中包括更豐富的性技巧（比如性工具的使用）和更高的性滿意度。

一位90后受訪者表示，“在沒辦法保證生活和工作都能穩定的情況下，性欲什么的都得往后排。我現在基本上一點欲望都沒有，只想好好工作，給自己的未來鋪一條平坦點的路。以后會不會有想法也說不準，或許在前途有了保證的情況下才會有想法吧。”過度競爭的工作文化、大城市的生活壓力，以及充足的性愛替代品，都可能是高教育水平群體無暇性生活的理由。“中國人私生活調查”指出，“有必要更多地關注新興的年輕中產階級，盡管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較高，但相對地被剝奪了性生活。”

值得關注的是，縱使性活躍度看似高于高教育水平群體，部分底層群體仍然難以獲得性生活機會，許多學者關注到了農村地區的老年單身漢情況。根據漢學家伊莎貝爾·阿塔內2013年的田野調查，在安徽農村，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單身漢從未有過性經歷。這背后隱藏著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性別篩選造成了性別結構失衡，農村底層男性成為婚姻市場中的最低序列。他們的性欲和親密欲望沒有得到滿足，性生活仍處于長期被剝奪的狀態，導致更大的孤立感和遭受更多歧視，并由此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這些底層男性往往需要依靠購買才能獲得性生活——要么通過人口買賣等途徑滿足性與生育需求，要么則是購買性服務。研究發現，過去中國的商業性行為通常涉??及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男性，而在1990-1994年出生的群體中，初中生學歷及以下的男性群體付費性行為的比例達到了22.2%，遠高于接受4年大學或研究生教育的男性，而性購買常常同無保護的性行為、暴力和性病緊密相連。

一面是過勞無性的白領階層，一面是被剝奪的底層男性與被威脅的女性，組組數據顯露出的不單是“這屆年輕人性冷淡了”的問題。潘綏銘曾暢想過中國社會對性的理想態度——性的平常化、多樣化與主體化。人們將不再爭論“性”的是非，更不會拿“性”去攻擊別人，人人都具備性方面的自主選擇與負責的能力。面對著這樣一份“中國人私生活調查”報告，我們不難發現，距離這幅理想圖景的實現，似乎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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