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對于世界發展，有一些思想者持有樂觀態度。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史蒂芬·平克在《當下的啟蒙》里歌頌了人類取得的進步，證明理性、科學和人文主義促進了人類的福祉，并認為這種趨勢不僅限于西方，而是遍及全世界。持有類似樂觀態度的還有《人類之旅》作者、經濟學家奧戴德·蓋勒，他歌頌了19世紀以來的增長和繁榮，但他同時也認為，地理環境、社會多樣性、制度和文化因素等初始條件的不同埋下了財富與不平等的種子，他給出的解藥是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和增長政策。

如果說幸福的國度不無相似，貧窮國家各有各的難處，那么這些貧窮國家之間，是否也存在一些共性？在《最底層的十億人：貧窮國家為何失敗？》一書中，牛津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前世界銀行發展研究部門主任保羅·科利爾想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

在求學時，科利爾一位朋友的父親是小國尼亞薩蘭的總督，這里是非洲最貧困的國家，后來更名為馬拉維。改變一個國家的名字容易，但改變國家的處境卻很難，幾十年過去，馬拉維依然窮得響叮當。科利爾也一直保持著對馬拉維這樣的國家的關注。他發現，雖然一度貧困的中國、印度等國家能夠迎頭趕上，可并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做到逆轉局勢，而那些發展失敗的國家更是面臨著獨有的棘手問題。

在最初出版于2007年的《最底層的十億人》一書中，科利爾指出，當時世界上存在著58個“不僅是在日益落后，而是在日益崩潰”的國家，它們都是小國，即使人口相加也比不上中國或者印度一個國家的人口。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非常低，其中典型國家的收入甚至比富裕國家大多數城市的收入還要低。科利爾擔心污名化一個國家往往會導致預言自證（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書中并沒有給出這些國家的具體名單。不過，本書面世之時，在全世界最窮的十個國家里，非洲占七個，根據2021年全球人均GDP排名，倒數的十個國家有九個來自非洲……一些問題依然懸而未決，甚至可能愈發嚴重。

“陷阱”使發展不可能

右派傾向于否認發展陷阱的存在，堅稱只要采取好的政策，任何國家都可以擺脫貧困；而左派傾向于認為全球資本主義在本質上造就了貧困陷阱。這些貧窮國家面臨著什么“陷阱”，又該如何行動來擺脫它們？

科利爾將擁有最貧困人口的58個國家的極端貧困歸因于四個“陷阱”中的一或多個：沖突陷阱、自然資源陷阱、深處內陸并與惡鄰為伴以及小國的不良治理的陷阱。

他注意到，在最底層的十億人所處的國家中，有73%最近已經或正處于內戰之中。科利爾沒有將內戰歸咎于社會不滿，例如社會排斥或鎮壓，他發現，收入水平低、經濟增長緩慢和/或依賴初級商品出口的國家最容易發生內戰——低收入意味著貧窮，低增長意味著絕望，這些都是滋生戰亂的溫床。更糟的是，一旦一個國家開始內戰和暴力的循環，通常很難擺脫，即被卷入內戰會增加短期內再度被卷入內戰的可能性。

對石油、鉆石等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會大大增加爆發內戰的風險，自然資源本身也在制造陷阱。“為什么石油對于挪威來講是好的，對乍得來說卻不是呢？”在科利爾看來，自然資源對這些貧窮國家來說可能是一個詛咒：如果一個國家自然資源豐富，根據“荷蘭病”理論（指一國特別是指中小國家經濟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的衰落的現象），該國很可能在其他出口方面失去競爭力。“以20世紀70年代的尼日利亞為例。隨著石油收入的增加，該國其他出口產品（比如花生和可可）變得無利可圖，生產迅速崩潰。”“荷蘭病”排擠掉了那些原本具有快速增長潛力的出口活動，破壞經濟增長的進程。

在治理方面，“資源詛咒”的核心問題在于，資源經濟租金造成民主失靈。豐富的資源經濟租金改變了選舉競爭的方式，它讓恩庇政治（politics of patronage）——用公款賄賂選民——成為可能。既然選舉賄賂大行其道，那么涉足政治的人就會對原本吸引選票的方式——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務——不感興趣。

第三個陷阱，即深處內陸并與惡鄰為伴的陷阱，往往發生在一個國家資源稀缺且與海岸交通連接不暢的情況下，可能是該國自身的過錯，也可能是因為鄰國基礎設施差。沒有沿海地區，國家就很難融入全球市場。不論是否為內陸國，都受益于鄰國經濟的增長：一國的增長有溢出效應。就世界平均水平來說，如果一國的鄰國經濟額外增長了1%，該國經濟就會額外增長0.4%。科利爾認為，對于無法進入沿海地區的國家來說，他們最大的希望是依靠鄰國實現增長。

然而，當他們的鄰居同樣陷入四個“陷阱”的一個或者多個時，發展幾乎不可能。以烏干達為例：它的鄰國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多年來因政策不力而經濟阻滯；剛果民主共和國、蘇丹和索馬里都受戰爭所困；盧旺達和烏干達一樣處于身處內陸的困境，甚至它還有國內的大規模沖突。這樣一來，烏干達無法連通全球市場，不僅因為肯尼亞公路上的運輸成本很高，也因為它無法將自身經濟定位在鄰國那里，因為它的鄰國同樣身處困境。

小國的不良治理也會使一個國家陷入貧困。在小國，政府必然在引導經濟發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當本應指導經濟發展的小政府發生腐敗或管理不善時，發展根本就不會發生。科利爾估計了所有潛在的轉型國家發生轉型的可能性，并在其中尋找關鍵的特質：“對于一個失敗國家而言，人口越多，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大，以及如果剛剛擺脫內戰（這一點最令人驚訝），那么這個國家就越有可能實現持續轉型。”然而，不論在任何年份，開啟持續轉型的概率都非常低：只有1.6%。“因此，這些國家很可能長期處于失敗的狀態。由每年開啟轉型的概率，我們可以算出轉型的期望值，即擺脫失敗國家狀態所需的平均時長。計算的結果是59年。”

變革必須來自社會內部

科利爾意識到，變革必須來自最底層的10億人所在的社會內部，其他國家的政策可以讓這些努力獲得成功的可能更大一些，從而讓人們付出努力的意愿更多一些。

他認為外部可以幫助最底層的10億人的措施，包括軍事干預、援助、法律和憲章以及貿易政策。每項措施的適用程度取決于每個國家的特定陷阱，因此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科利爾樂觀地認為，他的建議能夠起到作用，并且實施這些建議的意愿是存在的。

外部援助的舉措一直面臨爭議：“左派過分強調援助，理所當然就遭到了右派的反擊……右派人士對于援助的一種詬病在于，援助最終進入了瑞士銀行賬戶，”科利爾說，貧窮國家需要的技術援助多于資金支持。在一次采訪中他談到，在當地政府已經相當稱職的情況下，資金支持是正確的；但在公務人員和預算程序嚴重腐敗的環境中，資金支持是錯誤的。在這些情況下，人們不僅僅是在浪費金錢，而且把錢交給了對社會造成最大破壞的人們。以乍得為例，“歐盟委員會對乍得這個極度貧困的國家的善意支持，最后大多都可能變成了對軍事力量的資助。”另一方面，這些地區技術人員嚴重短缺，需要廣泛的技術援助。

至于軍事干預的作用，尤其是當國家陷入沖突陷阱時，科利爾認為，軍事干預可以起到驅逐侵略者、重建秩序、維護戰后和平和預防政變的作用。“外部的軍事干涉對于幫助最底層10億人的社會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些國家自己的軍事力量，反而要比外部的軍事力量更稱得上是這些國家的心腹大患。”

援助需要金錢，軍事干預需要勇氣，還有什么樣的干預措施成本低、效率高呢？科利爾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措施通過改變我們自己的法律，讓最底層的10億人受益；另一類則是制定國際規范，幫助引導這些國家表現得更好。”他認為，西方銀行長久以來都在將從最底層10億人社會中掠奪來的資金作為存款接納，這使得這些資金神不知鬼不覺地被掠奪者和銀行納入囊中，再也不會完璧歸趙。通過西方消費者的壓力和來自政府的壓力，科利爾認為可以制定一系列國際標準和守則等來幫助進行改變。

除此之外，科利爾還提出要扭轉邊緣化的貿易政策。“制定關貿總協定的時候，最底層的國家并沒有參與，大多數甚至都不是成員國。但是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的時候，它們都加入了，加入這個組織就意味著它們屬于現代世界。然而，在這個為討價還價而設計的組織中，它們基本沒有地位。對于世界其他國家來說，最底層國家的市場幾乎無利可圖，而它們的貿易壁壘很高，最底層國家一樣無法從中獲利。”這樣的情況必須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