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劉子象
韓國最新就業報告顯示，其新增就業人口主要來自60歲以上的老年人群。對這個正穩步走向超老齡社會的國家來說，白發打工人已成新增就業引擎。
10月14日，韓國統計廳發布《9月就業動向》報告稱，當月該國就業人數為2838.9萬，同比增長70.7萬人，這是連續第19個月增加。不過由于對經濟放緩的擔憂，增幅已經連續第4個月放緩。
增長主要由60歲及以上人群帶動，占比首超六成。此年齡組就業同比增長45.1萬人，占總增長的63.8%。與此同時，40歲-49歲的就業人口同比減少1.7萬人，連續3個月出現減勢。新增就業崗位主要來自制造業、醫療保健、福利和酒店業。相比之下，在零售和金融行業獲得新工作的人數有所下降。
該年齡段占比增長速度也越來越快。8月份，60歲及以上人群占新增比例為46.7%。2017年，該年齡組占比為41.1%。
與此增長速度相呼應的是，韓國也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滑向超老齡社會。據韓國統計廳預計，2022年該國65歲以上老年人將占全國5160萬人的17.5%（900萬人），到2030年將占總人口的25.5%。屆時，韓國將像日本和意大利一樣進入超高齡社會。韓國從老齡社會邁入超高齡社會可能只需要7年，而老齡化最嚴重的日本，則用了10年。
按照聯合國相關標準，65歲以上人口超過14%就進入老齡社會，超過20%為超老齡社會。
2022年，日本65歲或以上人口數量估計達到創紀錄的3627萬，比去年增加6萬，占總人口的29.1%，為全球最高。其次是意大利的24.1%和芬蘭的23.3%。
據日本總務省9月份的數據，該國65歲-69歲的人群中，50.3%仍在繼續工作，首次突破半數大關。
白發打工人越來越多的背后是青壯年勞動力的青黃不接、老年人群的經濟窘迫，以及人均壽命的不斷提升，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令人擔憂的老齡化進程。
被迫謀生還是發揮余熱？
越來越多老年人繼續堅守在工作崗位，自然與其日益增加的人均壽命有關。日本的人均預期壽命高居全球第一，達到84.7歲。而韓國的預期壽命也排在前列，據該國保健福祉部7月份的數據，韓國人平均預期壽命已提高到83.5歲，較十年前增長了3.3歲，且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成員國平均值（80.5歲）高3歲，與預期壽命最長的日本僅差1.2歲。
然而從其原因來看，一部分老年人繼續就業明顯受經濟壓力所迫，還有一部分更多出于自愿。
對于韓國來說，謀生是更值得關注的原因。從數據來看，韓國老年人的貧困率非常不容樂觀。據OECD的《2021年養老金報告》，大約43.4%的韓國老年人收入處于“相對貧困”狀態，在該組織38個國家中排名最高，是其平均水平（13.1%）的三倍多。
“相對貧困”狀態是指某群體收入不到該國收入中位數的50%。自2016年以來，韓國老年人的相對貧困率一直在緩慢增長。
數據顯示，大部分韓國老人通過被迫打工來維持生計，收集廢紙是其主要收入來源。據韓國衛生和福利部的《2020年老年人調查報告》，很大一部分老年人以謀生為目的從事各種勞動。在被調查者中，73.9%的人表示以打工為生。另據韓國老年人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所2017年發布的數據，大約68.5%的老年人稱收集廢紙是主要收入渠道，平均每月掙得20萬韓元（約合1006.4元人民幣）。
對于鄰國日本來說，受社會氛圍等因素影響，老年人主動工作的意愿更強一些。
日本65歲至69歲的人群中，超過50%的人仍在工作。《朝日新聞》稱，其中許多是出于經濟上的擔憂或者想做有意義的事情。千葉經濟大學副教授、老年人就業問題專家Miho Fujinami表示，日本老年人的工作意愿高于一些西方國家。
據內閣辦公室2021財年的《老齡化社會年度報告》，日本60歲及以上的有償就業者中，希望繼續工作的比例為40.2%，高于其他三個被調查國家：美國、德國和瑞典。
現年67歲的Tetsuro Kanzaki從一家外資醫療用品公司退休后，目前在東京擔任公寓管理員。他在接受日本媒體采訪時表示，除了經濟上的不安全感，他認為日本老人選擇工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退休后他們往往發現自己沒有愛好和朋友，幾乎無事可做。
“我覺得與西方國家相比，這是一個很大的態度差異，西方國家人們通常期待著退休和與之相關的自由。”他說。
日本老年人并非沒有經濟壓力。據2018年全國生活水平調查報告，36.3%的老年人家庭年收入低于200萬日元（約合96700元人民幣），12.3%低于100萬日元。作為對比的是，普通日本家庭這一數字為550萬日元左右。
日本總務省的勞動力調查顯示，去年，該國65歲或以上的工人達到創紀錄的909萬人，連續18年保持增長。其中，21.7%的女性表示希望為家庭賺取額外收入，這是她們繼續工作的第二大理由。這一原因在男性群體的比例為16.4%，被他們列為工作的第三大理由。
其中，517萬人是企業的高級員工（不包括董事會成員），而393萬人，即75.9%是在非正規狀態下工作，比如兼職。他們選擇此類工作的最常見原因是“時間靈活”，超過30%的人表示“想在方便的時候工作”。
這種繼續工作的愿望也與日本政府倡導的“終身勞動”制以及勞動力市場改革有關。作為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日本政府著手解決問題的時間也較早。為了解決因出生率下降而引發的人力短缺以及養老金高漲問題，日本一直鼓勵老年人留在勞動力市場。
早在2013年，日本的《老年人就業穩定法》就已生效，法案要求公司有義務繼續雇傭已達65歲退休年齡且有意愿繼續工作的員工。為了確保員工能夠工作到70歲，去年4月份，該法案進一步修訂并生效。
人口萎縮與勞動力驟減
日韓兩國老年打工族不斷增多的背后是其總人口及青壯年勞動力的銳減。
據韓國統計廳4月份的預測，未來18年，韓國總人口（根據預測中值）將減少210萬。其中，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縮水量最嚴重，從2020年的3583萬減少到2030年的3221萬，2040年進一步降至2676萬。因此，勞動年齡人口占該國總人口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71.5%急劇下降到2040年的55.7%。
隨著嬰兒潮一代（1955-1963年出生）陸續進入老齡化，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預計在未來20年將增加一倍以上，從2020年的807萬（16.1%）增加到2040年的1698萬（35.3%）。
與此同時，由于低出生率，韓國兒童人口（14歲及以下）將從2020年的623萬（12.4%）減少到2040年的430萬（8.9%）。
屆時，韓國年輕人的負擔進一步加重，撫養比（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需要養育的兒童和老人數量）將從2020年的39.9上升到2028年的50，2040年上升到79.5。
而在日本，據該國內政部上個月發布的數據，75歲及以上的人群首次占其總人口的15%以上。而65歲以上的占比一直徘徊在創紀錄的29.1%附近，為全球最高，這一數字預計到2065年將達到38.4%。
同時，有工作的65歲以上人口數量已經連續18年增長，達到909萬，占全部工作人口的13.5%。這種情況在十年前就開始不斷增加。隨著日本嬰兒潮一代開始達到65歲，從2013年開始，65歲至69歲的勞動者數量“有所增加”。從2017年開始，70歲以上的勞動者出現了類似的嬰兒潮增長。
然而，無論是被迫工作還是主動發光發熱，現實情況是，工作市場上為重新就業的老年人提供的選擇很少。
雖然日本老人希望繼續發揮余熱的主觀意愿相對更強，但是他們從事的大部分也都是“低薪、不穩定和體力要求高”的工作，比如保安、交通協管員、清潔工和公寓管理員。據2020年的數據，在受雇的65歲以上老年人中，76.5%從事的都是上述類型的工作，人數比十年前增長了227萬。
而現實是，這些工作即使對年輕人來說，某種程度上也是艱難的。比如，交通指揮員需要耐心，以及連續站立數小時，風雨無阻。
女性參與度與移民補充
在努力提高生育率的同時，如何快速彌補業已形成的勞動力短缺局面，是東亞等眾多老齡化國家都在探索的課題。
除了延長工作年限，對于韓國這樣的國家來說，讓更多女性回歸職場也是措施之一。
9月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Gita Gopinath在一場論壇上指出，盡管過去十年情況已經有所改善，但是韓國女性無論在收入還是參與度方面，與男性的差距都是OECD國家中最大的。她指出，提高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至關重要。
2020年，韓國的性別薪酬差距比OECD的平均水平高出近20個百分點，達到32%。2017年，韓國只有16%的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而其他經合組織國家的這一比例為32% 。
另外，引進移民也被認為是解決方案之一。國際移民組織（IOM）副總干事Amy Pope表示，包容性的移民政策可能是解決韓國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萎縮的一個主要方案。她預計，未來多國都將需要依靠移民來滿足基本需求。
10月12日，她在接受《韓國時報》采訪時說，與東亞、北美和歐洲形成對比的是，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人口正不斷增長，可以利用這種勞動力的區域差異，做引進工作。這對輸出國和接收國都將是一個“雙贏的戰略”。
另外，Amy Pope還指出，包括韓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面臨的一個風險是，他們正在大力發展在線工作，然而其需要線下勞動力的部門有大量缺口，比如服務業、農業和制造業部門的工作仍然依賴于工人。
針對這種情況，她強調需要在國家之間進行更積極的人員交流。“例如，印度和德國就正在聯合培訓印度工人以滿足德國即將出現的需求。這就為合法的定期移民創造一個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