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在美國，站在財富金字塔最頂尖的1%的人在為哪些問題而煩惱？
克萊·科克雷爾（Clay Cockrell）是一位為紐約富人擔任治療師和顧問，《衛報》從他那里獲得的信息表明，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錢是有罪的，富人們感覺必須隱藏自己富有的事實。第二個問題是孤立。事實證明，身處那1%的人可能感到孤獨，因為人們會覺得非常富有的人“與你我不同”。
該報道顯示，窮人的抗議活動給富人帶來了很大壓力。“有很多錢真的感覺很孤立。人們對你的反應可能會很可怕。”金錢心理學專家芭芭拉·努斯鮑姆 (Barbara Nusbaum) 說，“我們都被教導不要談論金錢，談錢是不禮貌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談論有錢比談論沒有錢更難。你完全可以說：我破產了。但你不能說：我有很多錢。”
竟然，有錢也是一件充滿恥辱感的事情。這種心態還要追溯到美國政治話語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中產階級。美國一度被譽為“中產帝國”——這是一種讓中等收入群體囊括所有人的想法，一度給人們一種無階級差別的印象，好像所有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都大同小異。但是，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接著，美國福利國家政策走向終結，社會保障體系削弱，美國中產階級的規模不斷萎縮。再到2008年的經濟危機，尤其是隨著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出現，對社會不平等特別是對“1%”的批評在公共話語中愈加突出。尤其在這一時期，對于自己的特權，精英們有了一套新的感受和話語。
在美國文化中，人們會質疑富人的道德素質。企業家經常受到稱贊，但他們也被描繪得貪婪無情。財富的繼承者，尤其是女性，也往往被描繪成魅力四射但自我放縱的人物。美國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的社會學副教授瑞秋·謝爾曼意識到，富人們都在試圖避免這種恥辱，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嘗試著成為富有且具有道德感的人。
[美]瑞秋·謝爾曼 著 黃炎寧 譯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年
在《不安之街：財富的焦慮》一書中，謝爾曼采訪了42個家庭的50位紐約父母，從對沖基金金融家、藝術家到全職母親，他們的共性在于都屬于收入前5%的人。這意味著他們每年的收入超過25萬美元，有些人甚至超過1000萬美元，資產在8萬-5000萬美元之間，且大多數人都在前1%-2%之列，其中一部分人受益于大量遺產。
錢比性更私密
為了避免財富帶來的尷尬，一些美國人選擇對財富保密。他們討厭談論自己到底有多少錢。用謝爾曼一位受訪者的話來說，錢“比性更私密”。2007年，蓋茨基金會與波士頓學院財富與慈善中心合作，記錄了成為美國財富榜單上前1%人口的感受。研究人員調查了165個美國最富有的家庭，由此產生的研究報告《財富的喜悅與困境》長達500頁。
“財富可能成為與他人聯系的障礙，”一位年收入約8000萬美元的科技企業家的配偶談到，人們不覺得有錢人應該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壓力。有錢人還會遇到的尷尬是：誰應該在餐館買單。
不提錢，其實也是特權人士掩蓋他們的特權及特權背后沖突的一種方式。富人有的時候會刻意隱瞞商品的價格標簽，不讓保姆看到自己買的東西究竟多少錢。然而問題在于，不論如何隱藏標簽，富人擁有的特權無法隱藏；無論保姆是否知道雇主家具的價格，他們無疑都知道階級差距的存在。隱藏財富和消費水平的做法，或許有助于富人緩解自己對不平等感到的不適，同時也使得這種不平等無法得到誠實的討論或改變。
一方面，富人們很難在外人面前開口談自己究竟有多少財富，另一方面，富人們在盤點和思考自己的財富時，也會有不同的心態。謝爾曼把他的訪談對象分成兩類，一類人“一心向上”，一類人“心系下層”。前者的注意力聚焦于自己欠缺的特權，而不是已經擁有的優越條件。他們認為，和自己地位類似或比自己還富有的人還有很多，夸大在自己經濟水平之上的人口比例，認為自己只算是“中產”，并用這種想法弱化特權地位。還有一些富人采取的方法是，把不如自己有錢的人等同于極度窮困的群體。一位總資產超過1000萬美元的受訪者稱：
“美國最窮的人可能在一些國家都算得上富人。他們還是有車、有房。你知道的，非洲人沒有這些……但我會在日常生活中捫心自問，這個向我迎面走來的人比我窮嗎？不會的。”
謝爾曼分析稱，這樣一來，真正的中等收入群體和認為自己是中產的富人之間十分顯著的差異被略過了。
與“一心向上”的人不同，“心系下層”的人承認，大多數人的焦慮來源于錢，而免于焦慮正是特權的一個重要部分。謝爾曼看到，這類人更多是從出生到現在經濟狀況并沒有發生很大改變的人，也有靠自己賺取工資來實現階級跨越的人，他們都非常清楚自己擁有的優勢，常常對這一優勢感到不安，想要配得上自己的特權，因此會說想要做一個與財富相稱的有道德感的人。
為擁有巨額財富正名
在批評“1%”的大環境下，人們很難覺得有錢和有道德是相容的，有錢人自己也很清楚。富人在闡釋自己財富正當性的時候，常常借鑒強調消費和工作紀律的新教倫理。在富人眼中，正當地擁有財富意味著要努力工作。那些從事高薪工作的人會強調，自己如何為財富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即使是全職媽媽和財富繼承人，也將自己視為生產者，明確反對“有錢閑人”的刻板印象。
自從一個多世紀前經濟學家托斯丹·邦德·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在《有閑階級論》中創造了“炫耀性消費”一詞之后，在奢華而無用的產品和服務上花錢被認為是“財富的證明”，富人也通常被認為是以炫耀財富來確認地位。但在謝爾曼的訪談中，富人們往往會談到自己是如何謹慎消費的，自己是在為孩子和家人購買基本用品，而不是為自己購買奢侈品。他們經常描述自己如何討價還價，但從不吹噓自己花了很多錢。這樣一來，他們就將自己與物質主義、炫耀性消費劃清了界限，甚至形成了鮮明對比。
面對下一代，這些富人受訪者也遇到了難題——即如何在將自身優勢交給孩子的同時，也能夠設定限制。他們希望確保孩子意識到自己擁有的特權，希望孩子們能夠以尊重和互惠的態度對待所有其他人。許多人原則上支持公立學校的想法，但對大班、體育和藝術課程的缺乏以及之后的大學錄取感到焦慮。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將孩子安置在精英私立學校，只接觸到極其富有的同齡人，又會扭曲他們對世界的理解。
雖然父母沒有限制孩子們的特權，但也試圖調節孩子們對特權的感受。富人們一方面希望孩子們欣賞舒適的家、名牌服裝、私人教育以及私人旅行，另一方面也強調這些特權是特殊的或是“享受”，希望孩子成為勤奮的工作者，而不是懶惰的混蛋，并試圖限制孩子的消費和消費欲望。
當富人試圖成為“正常人”、“好人”的時候，他們是在試圖轉移對財富的污名。這意味著，如果他們能夠將自己和后代視為勤奮的工人和理性的消費者，他們就可以象征性地屬于廣泛而合法的美國“中產階級”，同時保留物質上處于頂端的現狀。
尾聲：關注財富分配的道德
要如何看待富人擁有巨額財富且保持良心完好的說辭呢？看起來，似乎只要道德上無可指摘，擁有天文數字的財富就是可以接受的。但謝爾曼提醒我們，根據富人的個人行為來評判富人——工作是否足夠努力、消費是否合理、對社會回饋了多少、如何教育下一代等——分散了我們對財富分配極為不平等的注意力。
在謝爾曼看來，應該受到關注的不該是個人的道德，而是社會財富分配的道德。有些人只要腳踏實地、不物質主義，就可以坐擁幾千萬甚至幾十億的財富，這樣的社會是可以接受的嗎？還是說，不管富人們看起來有多么溫和或者高尚，還是應該有一些其他的道德準則，努力創造一個高度不平等無法被接受的社會？
參考資料：
Wealth therapy tackles woes of the rich: 'It’s really isolating to have lots of money'
Don't Envy the Super-Rich, They Are Miserable
https://www.wsj.com/articles/BL-WHB-4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