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張軍 美聯儲前主席 伯南克

張軍教授與伯南克教授曾有過一次精彩對話。2015年5月25日，伯南克以前美聯儲主席的身份出席復旦大學“上海論壇”。與會期間，張軍教授與伯南克展開對話。話題包括推出QE的背景，對前任和繼任者的評價，外界對美聯儲的批評，中國經濟的轉型和人民幣國際化等。對話稿“張軍對話伯南克：金融危機時很孤獨，不后悔選擇QE”當時發表在澎湃網，后收錄于張軍教授的《頂級對話：理解變化中的經濟世界》一書。我們特此重新推送這場精彩對話，以饗讀者。

緊縮是大蕭條的主要原因

張軍：您作為美聯儲主席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知道這是不幸的還是幸運的。但我知道，實際上您做過很多有關美國大蕭條的研究工作，也就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你覺得這樣的研究是否讓你更好地應對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

伯南克：作為一個學者，我認為是的，我曾在斯坦福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學習，當時研究了很多關于經濟危機的課題，包括19世紀的金融恐慌，當然還有1930年代的大蕭條，這些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原因有幾個：

首先，2008年的金融危機從根本上來講是一個金融恐慌，在結構上和動機上都和我們一百年前看到的情況非常相似。但是最近這場金融危機是在一個金融系統更加全球化，技術更加豐富和復雜的背景下發生的，因此，我們還是花了點時間才找到兩者的相似之處的。我們看到銀行擠兌和回購市場，我們說商業票據回購市場發生的事情跟19世紀的央行很相似，當時作為最后貸款人，央行給銀行提供借款來應對來自于存款人的需求，以此應對恐慌，而美聯儲則通過借錢給金融系統來應對恐慌，所以了解100多年前的金融恐慌和2008年的金融恐慌之間的關系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大蕭條也讓我們看到了貨幣政策的重要性。我在MIT讀研究生期間開始研究貨幣政策，當時讀的第一本重要的書是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寫的《美國貨幣史》。事實上米爾頓·弗里德曼是我在斯坦福大學時候的朋友。這本書非常受用，它有提到，貨幣供應跟不上，在通貨緊縮期間危機頻發，是一個導致大蕭條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除了抗擊金融危機，美聯儲也需要保證貨幣供應有所增長，貨幣政策支持經濟發展，所以才有我們當時的種種舉措。同時，我也從大蕭條中學到兩個重要的教訓：一是要穩定我們的金融體系，作為最后貸款人，二是要確保貨幣政策能充分地適應和支持金融體系。

張軍： 我想這就是為什么你一再倡導美聯儲的目標應該是盯住通貨膨脹或者有個通貨膨脹的目標。這是從研究大蕭條中所得到的經驗教訓嗎？

伯南克：我們知道在193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貨幣供應坍塌而導致了美國通貨緊縮，物價以每年10%的速度下跌，人們都不愿意消費，也不愿意賣東西，農作物價格暴跌，根本賣不出價錢，可見緊縮對于蕭條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弗里德曼的建議就是增加貨幣供應，但貨幣供應和危機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完美的。那么下一個合理的步驟就是設定一個通脹的目標，保證時刻有小范圍的通脹，但是又不給經濟帶來損害，避免過分接近大規模的通脹。弗里德曼是這個理論的支持者。

張軍：美聯儲在經濟危機時使用了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手段，也就是我們說的量化寬松，您怎么看這些非傳統的一些貨幣政策在保持金融市場所發揮的作用？

伯南克：通常來說貨幣政策靠調整短期利率來達到目的。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短期聯邦基金利率已經到了零，已經沒有削減空間了，所以我們只能在別的地方下功夫。日本的量化寬松在他們購買政府債券和提高貨幣供應的時候已經開始了。但是作為一個學者，我覺得因為日本的舉措不算卓有成效，我不覺得他們是往降低長期利率這個正確的目標而努力的。在2008年秋至2009年初，我們啟動了大規模的量化寬松，就是QE1，大力穩定了金融市場，為實體經濟提供了支持，因而2009年下半年經濟開始復蘇。

當時的經濟開始緩慢增長，但我們依然擔心會出現緊縮，因此做了第二輪和第三輪的量化寬松。雖然無法完全確定，但大部分學術研究表明這個舉措對美國的經濟的確起到了促進作用。歐洲最近才開始量化寬松，如果我們把美國的經濟與歐洲對比，實際上美國相比其它的發達經濟體，例如歐盟和日本來說復蘇速度更快。我們在美國沒有出現任何的緊縮問題，但是歐洲和日本都在面臨這些問題。可見量化寬松并非靈丹妙藥，但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是今天美國經濟發展的原因。

張軍：所以對于美國經濟的復蘇有著很大的益處？

伯南克：對。

張軍：您也創造了一個名詞叫“信貸寬松”，是想與日本的量化寬松有所區別，你認為美國的QE與日本銀行的QE真有區別嗎？

伯南克：是的，我們和日本的政策不同。日本非常關注貨幣供應，通過購買債券就可以有錢，但是這些錢存在銀行里，并不是流通的。我們的目的是通過購買長期國債來提高長期的利率，來刺激信用的創造，因此我創造了“信用寬松”這個說法，而不是所謂的量化寬松。盡管人們稱之為量化寬松，但兩者是有差異的。我們和日本也有差異，安倍經濟我們看到了很多變動，其中有一個變動比較激進。我跟黑田東彥行長是朋友，我們也聊過這個，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是在參考美國的做法。盡管現在他們仍面臨通貨緊縮的挑戰，但經濟已有好轉。

如果時光倒流，還會選擇QE

張軍：作為美聯儲主席有些時候真的會面臨一些困難時刻，需要做出困難的決策，那么對您來說這些困難的時刻指哪些呢？

伯南克：我當時也不知道會面臨這么大的一場危機，我在2006年擔任主席，當時經濟還在發展，沒人知道會發生金融危機，所以我犯的第一個“錯”就是毅然答應接受這個職位。顯然，金融危機在2008年秋走到了最糟糕的時候。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有人說是我們放任它倒閉的，其實我們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我們沒有任何工具，沒有法律權威去阻止這件事發生。一旦它發生了，金融系統也開始恐慌，誰也不肯借錢出去，整個系統都停滯了，而經濟也開始受到影響。那是相當可怕的一周，雷曼兄弟，AIG，許多保險公司，還有四五家巨頭企業都瀕臨倒閉。

雷曼兄弟倒臺之后，下一個面臨倒閉的是一家叫AIG的保險公司。跟雷曼公司不同的是，我們最后幫助了AIG。當時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抵押貸款，雷曼倒閉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的抵押物，但AIG不一樣，盡管它虧了很多錢，但它是一個萬億級的保險集團，有許多下屬的保險公司可以抵押，所以我們借給他們850億美元的貸款，因而他們可以償還賠款并最終幸免于難。

但我記得最難的一天是周二下午，我和美國財長鮑爾森去見布什總統的時候。我說，總統先生，我們得在這個金融危機中貸款850億美元給一家瀕臨倒閉的保險公司。布什總統問有沒有其他選擇，我說沒有了，這是唯一的選擇，這家保險公司跟整個金融系統都有關聯，不然我們就得面臨大蕭條了。布什總統說，如果這樣的話，他也會全力支持，但他得和國會匯報。我和鮑爾森安排了當晚與國會十來位資深的成員會談，并且也給整個國會寫了信。我們跟他們解釋我們在做的事情，為什么要做這些，提供這些貸款的必要性是什么。他們也問了許多問題，問我們是否行之有效，能不能把錢收回來，等等。我們只能回答:“我們也不知道，但希望如此”。

會議之后，在場的一位資深議員就看著我們說，伯克南先生，還有財長先生，感謝你們過來告訴我們那么多資訊，但是我也希望你們知道，今天晚上任何人在這里說的話，都不代表國會贊同你們所做的事。他說，這是你們的決定，你們自己承擔責任。我當時倍感孤獨，覺得非常艱難，因為我不僅要與金融危機做斗爭，還要和政治做斗爭。當時所有人都不喜歡我們，但如果我們不采取措施，整個系統就會崩盤。兩周后我去巴西圣保羅，他們說一開始好像一切都風平浪靜，但是一下子雷曼兄弟倒了，整個經濟都停滯了。可見不僅美國如此，它已經演變成一個全球危機了。所以如果時光倒流的話，我還會做同樣的事情。只是政治實在太麻煩了。

張軍：有人說你們讓雷曼倒閉，但卻拯救了AIG。你剛才講到了AIG的情況。但你也曾經說AIG這件事讓你感到非常生氣，是什么原因？

伯南克：我最開始沒有意識到，但隨著時間推移，AIG虧損非常多，我們只好多次重組。AIG在政治成本上讓我們花費最大，因為大家都對它感到了非常震怒。而我們憤怒的原因是因為AIG在下一個很糟糕的賭注，基本上他們的策略就是，事態變好了，他們可以賺很多錢，如果變得更糟，政府會來救他們。后來這種事情的確也發生了。當然我們除了幫他們收拾爛攤子，也沒有別的辦法。但AIG的所為的確非常不負責任。保險公司就應該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風險管理和危機應對，但AIG沒有很好地保護自己。在危機面前他們虧了很多錢，沒有辦法支付各種費用，然后只好找政府。像我說的，對我們來說成本是非常大的，因為公眾很憤怒，而之后我們也沒辦法做其他應該做的事。

做格林斯潘繼任者誠惶誠恐，耶倫經驗比我更豐富

張軍：剛才來這里的路上你說你不能對你的前任和繼任者發表評論。但說到這里我還是想聽聽你對你的前任格林斯潘和繼任者耶倫的評論，你們的關系應該不錯吧?

伯南克：我2002年從普林斯頓大學去了華盛頓，我之前是大學教授，一直在學校里，從來沒想過要當主席，以前也沒有在政府任職。2002年過去的時候，擔任美聯儲的董事會成員，董事會主席是艾倫·格林斯潘。我記得在2006年成為主席的時候，我非常擔心，因為格林斯潘聲望非常好，做他的繼任者我很誠惶誠恐。所以當我剛開始上任的時候，我經常強調說我們會延續許多之前的政策，美聯儲也有很多的人才，我不希望別人認為我是唯一在經營美聯儲的人。事實上我也做到了默默無聞，因為我女兒秋天去上大學的時候，她的室友問，你父親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女兒說我父親就是美聯儲主席。然后她的同學就說:“你的爸爸是亞倫·格林斯潘？！”有一段時間其實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所以一開始第一年要建立起自己的聲譽挺不容易的，當然隨后名聲也隨著我的工作而逐漸建立了。

現任主席珍妮特·耶倫女士的經驗比我更豐富，因為她之前一直擔任官員，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也擔任過美聯儲副主席，所以我跟她已經共事了三年，整個過渡非常順利。一年前我離職后她接任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執行我們當年共同制定的政策，包括利率政策等等，都在不斷推行，所以很順利。我覺得耶倫女士非常出色，也是非常睿智的經濟學家，我們的工作關系很緊密，而且彼此溝通也很順暢。我非常高興她是新的主席，我也可以退休了。

退出QE，要與市場保持溝通

張軍：說到你的繼任者，我還是想問問關于關于QE退出的問題。你是如何來看待退出時間的？

伯南克：說到量化寬松，它確實是發揮了一些效用，但是如果現在繼續推行，也有更大的難度，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我們的經驗并不豐富，所以我們不知道也不太好預測具體的后果是怎樣的。另外的問題是與市場的溝通。很多時候我們都要靠市場政策來判斷短期內以及未來我們該怎么做。例如，你如果告訴市場你要長期保持低利率，他們會相信你，然后為此做一個長期的準備，所以和市場的溝通非常重要。但是我們缺乏市場經驗和量化寬松的經驗，所以和市場保持溝通是很不容易的。

兩年前的2013年，我們購買了政府的國債進行QE3，也說過會不斷做QE3直到就業市場有實質的進展，我們也確實看到了市場的恢復。我也非常謹慎地解釋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減緩國債購入，當時是兩年前的6月份。如果經濟不斷發展，達到通脹目標，那么今年晚些時候我們也許可以減緩量化寬松。但是出現了一個問題，其實我認為當時已經非常清楚了，因為我們也很開誠布公來解釋我們的政策，但是市場上有人誤解為QE3是永久性政策，不會有截止日期。這說明他們沒有聽我們的解釋。有人緊張了，有一些人覺得要放寬，開始走兩極化，然后有人開始賣國債，從而導致市場的不穩定。事實上，這種事情不只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一些像中國這樣快速發展的經濟體。當投資人說美國的利率就要上調時，有人覺得這些錢應該回到美國，所以這時資金就撤出了這些快速發展的市場，回到西方。

事實上，在新興國家甚至是金磚國家，都有這樣的問題存在。在解釋過我們在做什么之后，市場確實出現了一些波動，但那已經是2013年的事了。2014年是這么多年來美國經濟最好的一年，所以經濟沒有受到什么挫折，但是的確有波動。有趣的是，這些波動是在我們減緩國債購買之前發生的，因為我們有說將來也許會“開始縮減”持債。在2013年12月份的時候，當我們宣布要開始減緩購買國債時，市場并沒有什么反應，因為大家都已經預料到了。國內市場走高，新興國家市場也沒有受到影響，2014年10月份的時候他們十分順利地完成了購買。所以這表明說，溝通，特別是和市場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中。我一直都強調要盡可能地透明化，因為溝通越好，政策的效果也會越好。對于政府的貨幣政策來說，透明化尤為重要。

美聯儲不可能包攬一切

張軍：市場一直在猜測美聯儲可能會加息，你覺得這種可能有多大？如果加息，你認為美國的股市會出現拐點嗎？

伯南克：其實很難做預測，我希望整個勞動力市場不斷恢復，或者說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可以不斷發展。我們也看到市場完全是依賴于期望值的，所以我剛剛也講到溝通非常重要，我常說市場每次只能理解一件事情，超出一件事情的話，是幾乎不可能的。我們需要清晰地做出解釋，而市場也有責任傾聽，這樣才能理解即將發生什么事情。在金融界，很多發生的事情，比如QE的結束，還有整個減持的過程，其實都是有效市場。所以如果市場結果在我們的預測范圍內，就不會產生太大的波動。但是現在遇到其他問題，比如市場或者說很多公司，他們會做市，有的時候在買方和賣家之間成為做市商。當然由于監管等等原因，波動不會像以前那樣，但是在賣這些金融產品的時候，他們在做市的過程中，會隨著價格浮動而創造出一些市場波動。所以應該說在整個緩慢退出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一些波動的風險，但如果經濟足夠強大，溝通足夠好的話，我認為加息是有利的。

張軍：拉里·薩默斯最近說，你不能指望美國經濟還能增長多好，因為美國經濟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新常態。他認為，美聯儲長期把利率壓那么低來刺激美國經濟增長的做法是徒勞的。在中國，我們現在也看到了經濟增長大幅放緩，我們也把它解釋為新常態。不知道薩默斯是否實際上在隱含地批評美聯儲的政策，至少他認為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最終只會造成大量金融泡沫的情況，你覺得我們是否需要擔心這一點？

伯南克：回到剛才的話題。首先，中國和美國其實情況很不相同，中國在改變自己的發展模式，這就是為什么它的經濟增速在放緩。美國的發展很慢，經濟增長非常之慢，有些人說從長遠的角度來看，美國的經濟不會有太多潛在的增長，因為技術發展不夠快。我本人持一些保留意見，同時還有很多的討論說到短期的現象，叫做二次制造。二次制造的概念是因為資本投資的需求太低，投資機會很少，經濟甚至不能夠保證足夠的就業，所以即使美聯儲降息到零利率還是不夠刺激投資，拉動就業市場。我不是在批評美聯儲，其實想說的是美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下，每個人想要美聯儲包攬一切，降低利率到0，這在將來可能會是一種風險，會導致金融體系的危機或者經濟泡沫，因此建議不是讓美聯儲不做這些事情，而是政府的其它部門應該發揮作用，所以建議我們的財政政策應該要花更多的錢在基礎建設、學校教育等等，這樣才能在不把利率降到那么低的情況下也能創造就業機會。這里的問題就是這個想法到底正確與否，我們并不知道，可能有一些有道理的地方，但是我有兩個觀點：

第一，很多主要經濟體，像歐洲、日本，也是就業不足，美國已向他們逼近，失業率已經超過10%。另外，我不否認他的說法，但他沒有注意到國際格局，很明顯美國的經濟是全球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我們需要全球經濟增長來幫助美國經濟增長，同時我們還要確保對于美國的國際投資機會還是存在的。這是一個悖論，就是資本的流動，近年來更多的資本從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流入到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但其實應該反過來。比方說，中國的改革讓資本從流出變為流入，所以越來越多的投資進入到像中國這樣的高速發展經濟體，這也應該是正確的做法。美國在國外有更多投資機會的話，比較而言國內機會不足就不是太大的問題。這里有兩個底線，一是我們要有更多財政支出來支持我們的貨幣政策。另外一點是，如果我們足夠努力去促進全球經濟的發展以保證足夠多的投資機會，使美國和歐洲的資本流出能夠注入到新興經濟體，這對我們也是一個出路。

靠技術驅動的經濟增長應該覆蓋更多人群

伯南克：對，有很多因素導致不公平的存在，全球化、經濟開放，還有技術轉化等等，對于很多人來說，這些對于經濟的發展是有益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這種福利，這就增加了全球的不公平性出現。我們希望通過更多的技能培訓，幫助解決不公平的問題，但是從一定程度來講，它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政策和政治。兩百年之前，當新技術比如紡織機出現的時候，原有產業的工作力已經被顛覆，有人因此失業。所以我們希望靠技術驅動的經濟增長能夠覆蓋更多的人群，而不是少數人。

過去幾年到現在，因為危機和赤字等原因，許多國家的公債更高了。現在，即使在歐洲，也有很多國家在實施低利率政策，所以投資人一點也不恐慌。另外是在美國，還有一些其它國家，長期債務問題很大程度上與老齡人口有關。在美國，人們說聯邦政府其實就是一個擁有軍隊的保險公司，就是這些保險公司讓一些人為別人一半的醫療支出買單。再看一下醫療保健在美國的支出成本，非常之高，最好的醫療保健服務，質量上乘但價格昂貴。隨著我們不斷開發新藥和新的診斷技術，以及整個行業的產出增加，相應的成本也在增長。但在過去的多年間，美國醫療保健的成本增長不快，而且很慢。我們不是太理解原因，但如果這樣的情況繼續發展和保持下去，會是個很好的跡象，因為政府就不需要為老齡化群體花費更多的錢，這也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長期赤字問題。

中國走的道路非常正確

張軍：現在讓我轉入關于增長預測方面的話題。人們對經濟的未來增長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只看到了美國的問題，比如醫療失控，老齡化、教育入學率停滯，公共債務過大等，所以不看好美國的經濟。也有一些人看到了另一面，美國的技術創新，機器人，無人駕駛汽車等，認為美國經濟能行。我們再看一下全球經濟，尤其看一下新興市場，包括中國的情況。人們也經常會表達悲觀的情緒，有關中國經濟的前景，有些時候他們覺得經濟會崩潰，你覺得會發生嗎？如果出現中國經濟硬著陸，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會是如何？

伯南克：我不會做預測，這不是我擅長的領域，但我理解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速會降緩，這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因為不可能永遠每年都是10%的增長，隨著經濟體變得更龐大更復雜，你很難持續兩位數的增長。我們也會預見這樣的情況，就是增速可能會下降，但是我們也看到前沿技術會不斷發展，然后整體實力會更加強勁。對于中國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增長模式發生了非常實質性的轉變，之前很多年中國主要依靠基建投資，房地產投資，還有重工業和國有企業，對于政府來說這是必須要造的橋梁，是以前的增長模式，政府在其中扮演更多角色。但是現在，我覺得中國走的道路非常正確，從重工業和出口進行轉向，因為這樣的發展無法持續。可以看到中國現在更多關注包括消費品、服務、高科技在內的產品，要管理好這些，其實和以前的方式不一樣，因為現在更多要依靠市場和企業家的能力。這樣的轉變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中國現在在這方面的轉變做得非常出色。當然無可避免地，這也意味著經濟增幅要下降，而且更難預測。在未來，對于中國政府來說，采取市場化的方式，從低端開始讓經濟有機地增長起來，是很重要的。當然，中國現在要面臨的挑戰非常多，在金融改革和經濟方面要做很多工作，也要處理資產負債表、影子銀行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應該要一一解決，還有環境問題、生態問題，這些也是有待政府解決的。

未來肯定會越來越難，就像奧運會跑步運動員，一開始接受訓練會進步很快，但是訓練過后成為運動員了，就很難再加快了，這就是中國現在遇到的問題。現在中國人均收入還是很少，大概就是美國的四分之一，所以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同時它也面臨許多問題，比如環境問題，但在這個不斷富裕的過程中，已經擁有了解決問題的資本了。很窮的時候，只要確保溫飽，很多其他問題都可以忽略。但當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會說我有一些財富，我想讓環境變得更好。現在中國也在往這個方向過渡。在這個領域中，中美也是相互依賴的，還有在技術層面也是。說到環境，其實是個全球化的議題，所以要我們共同尊重環境，在環境和技術方面，中美之間也可以有很好的合作。

張軍：在去年的時候IMF也是預測中國經濟體的GDP，根據購買力來說，已經超過了美國的可比GDP，你是怎么來看待的？

伯南克：我認為，重要的是中國和美國是全球最重要和最具活力的兩個經濟體。首先，有很多方法可以衡量規模，比如經濟體的購買力，這是一個指標。在美國付出的價格和中國不一樣，所以購買力可比價是一個指標。他們也可以根據匯率的角度，從人均GDP進行對比。所以這并不是一場競賽。在我們產業來說，可能美國的潛力是最大的。美國和日本、歐洲不一樣，美國的人口還在增加，我們擁有技術和頂尖的大學，所以說美國的整體活力很大。而新興國家中，中國是最大最具有活力的。IMF的對比只是表明中美兩個國家相互依賴度會更大，需要更多的合作，我覺得這兩個經濟體未來發展的方向會極大地影響到全球的經濟。這個對比其實也告訴我們，兩個國家應該更多攜手合作，因為他們已經是全球最重要的兩個經濟體了。

新興經濟體應該有自己的擔當

張軍：說到新興經濟體，包括巴西和印度，像你剛才說到的，他們也是遇到了資金又回流到美國的問題，因為美國的經濟在恢復，這也是毫無避免的，您覺得我們是否要考慮一下對于新興經濟體，那他們在做決定的時候應該是怎么考慮，比如說新興經濟體如果要改變利率的話，其實也都會對這些新經濟體產生影響？

伯南克：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更多的資金流應該從發達國家流向這些新興經濟體，因為回報會更大。其實在200年前也是一樣，但是有一些短期的熱錢流動非常快，回報卻很小，這其實會有破壞性。我覺得就像我剛剛提到的，減持的過程，對于美國來說，還有對于美國的經濟和美聯儲來說，一旦利率收緊，美國的經濟就會變好，而美國經濟變好，對于其它國家經濟也是有幫助的。

第二個方面，很明顯地，美聯儲也要盡其所能，來明確地溝通它的計劃。如果美聯儲能更好地溝通即將要發生的事情，那市場的反應也會更好。另外，對于新興國家來說，他們也應該有自己的擔當，比如說宏觀經濟方面，還有穩健的金融制度，這都是新興國家應該承擔的。比如墨西哥就在美國的旁邊，雖然經濟比較弱，但是在貿易、貨幣、財政政策中，是管理得比較好的。我認為，對于快速發展的市場來說，真正的本質是，全球的利率和貨幣政策會有起伏波動，所以要制定長期計劃，吸引長期資本進入本地市場。然后，我覺得所有國家都應該有好的政策和穩定的經濟，這樣萬一真的有不穩定因素，也不會受太大影響。

張軍：您是否相信新興國家過早開放他們的資本型項目會有巨大的風險？

伯南克：確實是，如果不開放資本型項目，市場的資金就不能很好地流動起來，經濟也不會有增長，所以開放資本型項目也是一個經濟增長點。但同時也要認真考慮，確保金融體系非常健全，能夠充分利用這些資金，而且有能力應對資金外流的現象。這也是一個雙刃劍，你需要資金的流入，也要進行妥善的資金管理，否則會遇到負債。如果貸款的話，我們都知道，借了錢應該明智用錢，但是有的時候不一定用得好，所以管理很重要。

張軍：對于中國來說我們20年前就考慮資本項目開放，但我們一直希望外資進入中國，幫助我們的制造業，但是我們的金融市場還是比較封閉的，所以我們要做上海自貿區，自貿區是試點，鼓勵我們的外商投資者投資于金融市場。

伯南克：這個過程中要非常小心翼翼，長期和短期資本在健康的經濟發展中都有自己的角色，但如果經濟如果不夠強勁，那些短期的波動就可能會帶來破壞，所以要非常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