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為現代人，我們相信隨著科學的興起，世界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這種改變進而將我們與原始的、前現代的先輩們分割開來。然而，如果我們放下此種執念，世界將會變成什么樣子？

哲學家、人類學家布魯諾·拉圖爾在《對稱性人類學論集》中回應了這一問題。他認為，當前關于現代性、反現代性、后現代性的爭論，都深陷于現代性所奠基的二元對立（主體與客體、自然與文化、人類與非人類）的錯誤之中，事實上，現代人在實踐中從來沒有停止過制造雜合體——那些既屬于自然又屬于文化之物。基于此，拉圖爾以“科學論”的工作為基礎建構出一種不同于后現代主義的“非現代”立場，他力圖在實踐中將人類與非人類這對范疇聯結起來，打破自然與歷史之間的割裂和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分裂。

作為全球最著名的知識分子之一，拉圖爾于9日夜間去世，享年75歲。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摘選了其經典作品《我們從未現代過：對稱性人類學論集》中的段落，以紀念這位影響廣泛、洞見深刻的思想家。

《我們從未現代過》

文 | [法]布魯諾·拉圖爾 譯 | 劉鵬 安涅思

現代批判的力量

現代人的批判能力正在不斷退化，在此時刻，最后一次評價它們的巨大效用也不無裨益。

從宗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之后，現代人通過解釋各種古老力量所掩飾的物質因果性——即便他們是在一個封閉的人工實驗室之中發明出這些現象的——來批判其蒙昧主義。自然規律使第一批啟蒙運動思想家能夠祛除那些因人類的偏見所導致的毫無事實根據的自負。運用這樣一種新的批判工具，可以將自然機制與人類的激情、利益或者愚昧區分開來，借助于此，他們在古老的雜合體中所看到的就僅僅是必須要純化的非法混合物。舊時的觀點接二連三地成為愚蠢之見，最多也不過是具有些許的近似性。抑或更準確地說，只需運用現代制度，就足以創造出一個與今天截然不同的“過去”。人類過去的蒙昧，將社會需求與自然實在、意義與機制、符號與事物全然雜合起來，開始讓位于黎明時分的一抹曙光，正是這一抹曙光將物質因果性與人類想象清晰地分割開來。自然科學最終成為自然的界定者，每一門新興的科學學科，都會經受一場徹底的革命，正是這場革命將其從前科學與舊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如果一個人無法體驗到晨曦的這種美、無法對其承諾沉醉不已，他就不是一個現代人。

不過，現代批判并不是簡單地轉向自然進而以之摧毀人類的偏見。很快，它開始走向另外一個方向，轉向新近建立的社會科學以祛除過度的自然化。這發生于19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二場啟蒙運動。這一次，關于社會及其定律的精確知識，不僅開始批判日常蒙昧主義的偏見，而且也對自然科學所創造出來的新偏見進行批判。在社會科學的堅定支持之下，人們開始將其他科學中真正的科學內容與意識形態化的內容區分開來。祛除意識形態（ideology）的糠皮，挑出科學的內核，這成為那些善意的現代化者為之奮斗了幾代的任務。在第二批思想家看來，存在于第一場啟蒙運動思想家群體那里的那些雜合體，都是一些難以接受的混雜之物，需要對之進行純化，這種純化要求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地將屬于物本身的那部分與受經濟、無意識、語言或者符號影響而產生的那部分區分開來。過去的所有觀點——包括其中的某些偽科學——成為某種愚昧之見，成為某種含糊之詞。或者準確地說，相形之下，一系列激進的革命所創造的一個愚昧的“過去”，很快就將被社會科學的那抹晨曦所驅散。自然化與科學意識形態的詭計最終消散不見。如果一個人不去虔誠地等待這抹晨曦并為其承諾激動不已的話，他也不是現代人。

不可戰勝的現代人甚至發現，他們不僅可以一方面利用自然科學揭示權力的虛偽自負，另一方面利用人文科學之確定性來揭露自然科學、揭露科學主義的虛偽自負，而且完全可以將這兩種批判手段結合起來。最后，作為整體的知識也就觸手可及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無法越過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將現代批判所發展起來的兩種最有力的資源交織在一起，并一直對其進行捆綁處理（Althusser, 1992）。馬克思主義保留了屬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那部分真理，同時小心謹慎地祛除了這兩類科學中備受譴責的部分和意識形態的內容。馬克思主義實現了，也終結了——我們很快就能理解這一點——第一次和第二次啟蒙運動的所有理想。在物質因果性與蒙昧主義的錯覺之間的第一重區分，就像在科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第二重區分一樣，仍然是今天的現代人所憤憤不滿的兩個主要根源，盡管當代人不再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控制爭論，盡管他們的批判資本現在已經被分散到成千上萬的小股東手中。任何人如果從未在內心深處感受到這雙重力量的激蕩，從未沉湎于理性與蒙昧主義、錯誤的意識形態與正確的科學之間的分割，那他就不是現代人。

以自然規律的超越式的確定性為堅實基礎，對于那些非理性的信仰及其正當性尚未獲得證明的支配方式，現代的男性或女性們批判之、揭露之、譴責之、憤恨之。以人類賦予其自身命運的確定性為堅實基礎，對于那些非理性的信念和意識形態所導致的偏見及其正當性尚未獲得證明的專家（他們聲稱已經劃定了人類行動與自由的邊界）統治，現代的男性或女性們也批判之、揭露之、譴責之、憤恨之。然而，自然的唯一超越性（這并不是我們所為）和社會的唯一內在性（完全由我們所創造）會麻痹現代人的大腦。面對物時，現代人表現得太過軟弱；而在社會之中，他們又太過強大。毫無矛盾地在這些原則之間進行交替，帶給我們的益處是何其之多啊！自然，盡管具有超越性，但卻仍然是可動員的、可人性化的、可社會化的。日復一日，實驗室、文獻、計算中心和結算中心、研究所和科學機構，都使自然與各種社會團體的復雜命運交織在一起。與此相對，盡管社會完全由我們所創造，但它卻仍將存續下去，它超脫于我們，又支配著我們，它擁有自身的定律，如同自然一樣具有超越性。日復一日，實驗室、文獻、計算中心和結算中心、研究所和科學機構為各種社會團體劃定了自由的邊界，并將人類關系轉化到非人造的具有持久性的客體之中。現代人的批判力量就存在于這一雙重語言之中：當人們使自然無限遠離人類時，他們仍然能夠將自然動員為社會關系的核心部分；當人們賦予社會定律以必然性、必要性和絕對性時，他們仍然可以自由地制造或者毀滅其社會。

現代、反現代與非現代

現在，我面臨一個選擇：要么相信現代制度兩翼之間的截然二分，要么同時去考察現代制度所允許的與所禁止的、所澄清的與所規避的。要么為純化的工作辯護，若如此，對現代制度而言，我就承擔了純凈劑或警醒的守護人的角色；要么我同時考察轉義的工作和純化的工作，但若如此，我就不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代人。

我已指出現代制度規避了人們對它的理解，并建議揭示那些支撐其存在的實踐形式，也斷言批判機制雖然依舊存在卻已無多大裨益。凡此種種，我是否是在暗示我們正在進入現代紀元之后的一個新紀元呢？從字面上看，我是否就是后現代人？后現代主義僅僅是一個癥狀，而并不是一種最新的解決方案。它存在于現代制度之下，但并不信任現代制度所提供的那些擔保者。在它看來，在現代批判中，有些東西已經誤入歧途，但是它所做的也僅僅是延長這種批判，盡管它并不相信其根基（Lyotard, 1979）。盡管網絡能夠賦予其所譴責的純化工作以意義，但是后現代主義并沒有繼續對這些網絡進行經驗研究；相反，它拒絕所有的經驗工作并認為經驗工作是虛幻的，是偽科學（Baudrillard, 1992）。

其中的某些優秀學者，作為失望的理性主義者，確實意識到現代主義已是明日黃花，但他們依舊接受其時間分割方式，如此，他們也就只能以一系列前后相繼的革命為依據來劃分時代。他們似乎覺得自己緊隨現代人“之后”，卻又懷著一種不快的情緒，認為根本不存在另外的“之后”了。“沒有將來”是針對現代人的箴言“沒有過去”所增添的一個口號。什么東西會一直保留下來呢？凌亂脫節的瞬間和毫無根據的批判，因為后現代主義者并不相信那些使他們可以進行譴責和發泄憤恨情緒的理由。

只要我們在追隨官方制度的同時，也追隨其所禁止之事和所允許之事，只要我們細致地研究雜合體的產生及其消亡的過程，另外一個解決方案就會慢慢顯現出來。我們就會發現在現代制度的意義上，我們從未現代過。這也就是為什么我沒有揭穿（那些將其主張的對立面付諸實踐的）人們的錯誤意識。任何人都未曾現代過，現代性從未開始過，現代世界也從未存在過。過去完成時在此尤為重要，因為它只是人們在回憶往昔時的一種情感，是對我們歷史的再解讀。我并不是說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相反，我們不可能再繼續后-后-后現代主義者（post-post-postmodernist）的輕率旅行了；我們沒有義務再去擔當先鋒隊中的先鋒隊組織了；我們也無須費盡心力以使自己變得更加聰明，甚至更富批判性，抑或更加深入一個“懷疑的時代”之中。不，相反，我們發現，我們甚至都未曾開始進入現代的旅程。因此，后現代思想家們似乎有點可笑之至，他們聲稱超越了一個從未開始過的時代！

以這樣一種回溯式的態度所進行的工作，僅僅是展現而非揭露、增加而非刪減、親善而非指責、挑選而非披露，我稱之為非現代（nonmodern或者amodern）。只要一個人同時將這兩者——現代人的制度、現代制度雖然拒絕卻又允許其增殖的雜合體——納入思考范圍，那么他就是一個非現代人。

現代制度可以解釋一切，但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忽略那些中間之物才行。“它無關緊要，它什么都不是”，它認為網絡“僅僅是一些殘渣”。雜合體、怪物——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稱之為“賽博格”（cyborgs）和“魔術師”（Haraway, 1991），現代制度也放棄了對它們的解釋——與一切事物都有關聯，它們不僅構成了我們自身的集體，而且也構成了其他的被不恰當地稱為前現代的集體。當馬克思主義的雙重啟蒙似乎可以解釋一切時，當其所有解釋失敗之后并使前現代人在失望之中迷失時，我們發現解釋并沒有開始并且一直都是如此，發現我們從未現代過或者批判過，發現并不存在一種過去或者舊制度（Old Regime）（Mayer, 1982），發現我們從未真正超越過古老的人類學的基質，也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方式去超越它。

需要注意的是，我指出我們從未現代過，認為僅僅是一些非常小的區分將我們與其他集體分割開來，這并不意味著我就是一個反動者。反現代式的回應雖然強烈地反對現代制度所帶來的后果，但最終又完全接受了它。反現代之人試圖為地方性、精神、理性、過去、普遍性、自由、社會或者上帝進行辯護，仿佛這些實體就真的存在著，并且事實上擁有現代制度之官方部分所賦予它們的形式，它們所發生的變化僅僅在于其表示憤怒的符號和方向。反現代者甚至接受了現代人的奇特癖好，接受了這一觀點，即某一個時代已經無可挽回地逝去了，過去必須被整個取消。不管人們是想保留這種過去還是想摒棄它，在兩種情形中，革命性的觀念——革命是可能的——精巧如昔，且依舊被保留下來。今天，這一觀點似乎言過其實，因為革命僅僅是歷史上眾多資源中的一個，對其他很多資源來說，革命性、不可逆性與它們毫無關聯。在潛在的意義上，現代世界是一個整體的、不可逆的發明，它與過去完全決裂，正如在同樣潛在的意義上，法國大革命或者布爾什維克革命催生了一個新生的世界。然而，現代世界一旦像革命一樣被視為各種網絡，那么它所能夠許可的就只是實踐的微小擴展、知識傳播的些微推進、社會的些許擴展、行動者數量的微弱增加、陳舊信念的些許改變。當我們將西方人的各種創新視為網絡時，這些創新仍然清晰可辨，仍然重要非常，但它們將不再是各種英雄史詩的素材，而這樣一部長篇巨著則訴說著徹底的斷裂、無可逃避的命數、不可逆的好運或霉運。

反現代者，就像后現代人一樣，接受了其對手的施展領域。另外一個更加寬泛的并且更少爭議的領域已經展現在我們面前：非現代世界的領域。這樣一個中間王國（the Middle Kingdom）就像是中國一樣，幅員遼闊，但我們對它所知甚少。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我們從未現代過：對稱人類學論集》，小標題為作者自擬，較原文有刪改，經出版社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