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生育節制運動的先鋒人物，桑格夫人把女性生育自由看作確立女性地位、改良社會的根本性手段，她對生育節制思想的宣傳不遺余力，甚至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在力圖除舊布新的中國知識界引發了長久熱烈的討論。然而母性自決、性解放和優生觀念等，卻在討論中逐步偏離學術的軌道而為當時的社會現實及政治意識形態所裹挾。回過頭看這段歷史，會發現女性自由、生育等，從來都不僅是性別的問題，而是受控于國家、社會權力。

《“桑格熱”之后》

文 | 馬姝（《讀書》2022年9期新刊）

一九二二年四月，美國著名的生育節制運動領袖桑格夫人（Margaret Sanger，一譯“山額爾夫人”）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她先后在北京、上海兩地進行演講，展開交流。所到之處，人潮涌動，輿論沸然。最吸引人的，是她在北大第三院禮堂進行的主題為“生育制裁（Birth-control）的什么與怎樣”的演講，持續了兩個小時之久，《晨報》記者形容，“聽眾千余人”“后至者多不得坐位，鵠立無倦容”。“桑格旋風”已然刮起，各大媒體紛紛跟進，熱炒“生育節制”這個敏感吸睛的話題。許多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都參與了這場聲勢浩大的討論，令此話題常居“熱搜”榜首。

桑格夫人的生育節制思想，源于她身為女性對其他女性的同命共情。在有關她的生平介紹中，屢屢被提及的，是她年輕時經常目睹太多女性為生育所累而最終陷于悲苦命運。她母親因生育過多子女而很早離世，一些勞動婦女無法控制生育而被迫選擇墮胎，有的甚至因此丟了性命。她認為，這一切悲苦的原因，在于女性無法掌控身體、不能決定生育。她作為護士，曾遠赴歐洲學習避孕方法，她相信，避孕會是一個解救之道。當女性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做母親、何時做母親、做幾個孩子的母親時，她將會過上完全不同的、更有尊嚴的生活。她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自傳中說：“我已經受夠了這些短暫或者表面的解決辦法，我已經下定了決心，無論付出什么樣的代價，我都要將這種罪惡連根拔除，我要改變那些受苦受難的母親們的命運。”

但在當時的美國，法律仍然禁止避孕用品的流通，對人的思想行為影響更深的天主教也以嚴苛的性道德來約束世人。要改變母親們的“命運”，可謂困難重重。桑格夫人無懼壓力，她辦雜志、開診所、成立計劃生育聯盟。她還將她的觀察和思考上升為理論，即以“母性自主”為核心，糅合了新馬爾薩斯主義觀念在內的一套完整的生育節制思想。在她的理論中，最高頻出現的詞就是母性自主、女性的精神、女性的自由。

她認為女性爭取參政、財產權對于女性的生存沒有直接影響，“無論或成或敗，伊在男子所操縱之社會中”，女性要改變自身的地位，就要認識到“于生理上具有母性之職能”。服從的母性，是暴政的基礎，“古來暴君虐政，胥以無知而服從的母性為其基礎；且胥賴此母性之產物，而發揚滋長者也”，服從的母性也是戰爭發生的原因，因為戰爭源于盲目之中生育了太多的人。女性一旦擁有自由的母性，就有了自由的意志，社會中也就有了更符合人性的性道德和和諧的婚姻，女性于是能培育出優質的子女，種族因此而改良，戰爭也因此而被遏制。

她誓要喚起女性的母性自決的意識。在她看來，女性有追求自由的天性，這個天性即“女性精神”，是女性“絕對的根本的內性”，它具有改變社會的潛能。而“非所欲之妊娠和非所望之子女”都阻礙了這種天性和力量的發展。大多數女性還處于蒙昧蠻荒的狀態，需要被啟蒙。反抗者也有，但人數很少，手段也過于極端，如殺嬰和墮胎。她認為，“僅作各個人之奮斗而非群眾之舉動”，益處不大。女性需要聯合起來，為實現女性的自由而努力。女性也要意識到，以女性精神作為內驅力去改變世界，是女性的職責所在，女性應當“償還此債”。

在桑格夫人的思想里，生育成了一個可以撬動世界的支點，仿佛女性通過控制生育，就能改變自身處境，并進而改變社會，實現大同。這無疑帶有一種狂想的色彩。但這種激情文字、救世情懷與桑格夫人精力充沛活躍非常的生命狀態正是渾然一體的。她成了道德警察們的眼中釘，逃避追捕和蹲監獄是家常便飯她離婚結婚，擁有多個志同道合的親密愛人，她足跡遍布歐美大陸，也曾數次抵達亞洲，她一生從未停止過對生育節制思想的宣傳，對于美國法律最終改變對避孕的態度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她確實活出了她構想中的那種自由女性的模樣，成為美國乃至世界婦女解放運動史上的一個不朽傳奇。

不難理解，為何這樣一位女性，這樣的女性思想，會在民國時期受到很多知識分子的熱捧。當時很多知識分子早就開始了對救國之路的探索。他們反思“舊的”傳統，對戀愛、婚姻、性道德、生育這些原屬私人領域卻關系著人性解放的事項有著強烈的討論愿望，他們也對來自西方的文化觀念有著引進和傳播的熱情。在桑格夫人來華之前，也已經有陳長蘅、邵飄萍、陳獨秀等人就中國的人口問題提出過相應的設想。這些知識界的動向，都預示著“桑格熱”的必然到來。桑格夫人離開后，當時的知識界便如開篇所說的那樣，圍繞“生育節制”，在媒體上唇槍舌劍，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討論熱潮，如同與桑格夫人進行了一場跨越大洋的“隔空對話”。只是，內容駁雜且帶有強烈的女性至上意識的桑格思想，會在與美國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得到怎樣的發展？

討論的方向基本對應著桑格思想中的四個方面來進行，即母性自決、性道德、人口和優生。如陳望道主編的《婦女評論》特別站在母性自決的立場，提出生育節制的必要性。陳望道本人也在《母性自決》一文中強調“母性自決”和“戀愛自由”是婦女解放的兩大基礎。生育節制確實為婦女解放打開了一個新的思路，通過節制生育，女性有機會擺脫終年生育的苦惱，走出家門，尋求更廣大的生活空間。但是否生育節制就能如桑格夫人所說的那樣，解決婦女的所有問題？周建人、李劍華等人是表示懷疑的。后者更是指出節育是婦女解放之前的“個人主義”的不得已的臨時措置，認為“婦女只有能夠參加管制自己的國家，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在性道德方面，桑格夫人“公開談性”的行為無疑起到了破除性神秘、性愚昧的作用，知識分子們延續新文化運動已經促成的開放風氣，公開就性道德問題展開辯論和探討。

在人口和優生問題上，參與討論的人更多，爭論也更為激烈。人口和優生并不只是一個純然的個人生活規劃方面的事務，它關系著社會整體的發展，在當時內外交困的時代背景之下，它還與帝國主義侵略、民族矛盾、國家的前途未來等問題夾雜在一起，成了一個事關“存亡”的問題，它甚至主要不是一個關系女性自由的問題。在關于當時的人口是否過剩、社會貧困的原因是什么、是否需要生育節制等一系列問題上，不同立場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從各自學科如人口學、經濟學出發，認為中國存在嚴重的人口過剩，需要將生育節制作為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辦法。而民族主義者認為，人口過剩不是根本問題，社會貧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剝削，生育節制論者在他們眼里也成了帝國主義的代言人。社會主義者也反對生育節制，認為要“謀得社會平等，唯有根本改進社會制度”。

在優生方面，生育節制論者大多認為節育能擇優去劣，符合優生的理想。著名的人口學家、優生學家潘光旦不反對生育節制本身，但他堅決不能認同將節育與優生混為一談，因為，人口問題構成復雜，涉及生物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眾多領域，并不是僅僅通過簡單的節制生育就能言明解決的。在他眼里，生育節制就是一個情緒化的、不理性的女子所主導的社會運動。“優生學和生育節制”的論戰，主要焦點在于生育節制是否符合優生學的價值。論戰參與者大都在優生學和生育節制之間謀求調和，在他們“汰弱留優”的觀念中，“優生節育”便成了改良種族的一個工具，而一旦涉及種族改良，生育節制議題就溢出了個人和家庭的范圍，擴展到了國家和種族的領域。這意味著生育不再是個人或家庭的事情，而是關系到國家前途和民族前途的大事。生育的目的也從防老、傳宗接代，逐漸變成為了國家、民族生產優秀分子、培養健全國民的“強種強國”的重要手段。

這是一場主要由男性知識分子參與和主導的“大討論”，也是桑格夫人生育節制思想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中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脈絡相融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與時代氛圍更相契合的部分得到了更多的闡發。比如，在救亡壓倒啟蒙的風向之下，那些于救亡圖存有益的部分如優生觀念備受重視，那些帶有啟蒙意味的部分如母性自決、性解放就漸漸失去了“市場”。但是女性聲音的缺失，也讓這場討論顯得有些奇怪。畢竟生育是女性承擔完成，生育節制思想的起始點和指向的目標之一是女性的自由與解放，其核心是“母性自決”。女性最應當對生育節制議題發言。但是，受制于種種條件，當時的中國女性并沒有占據這個辯論臺，發出屬于她們自己的心聲。這對女性處境的改變和對生育節制思想的發展，都是一種遺憾。陳東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就表達過這樣的看法：“以上所說的利益，對于女子終身的幸福是尤其重大的，所以制育的事，女子實在應當居主動的地位。最好是婦女們自己研究、自己主張、自己實行、自己互相轉告。”女性未能充分參與，也使得生育節制思想沒有成為當時的中國女性親手收獲的、可用于爭取婦女解放運動的理論武器。

很多言論背后，也隱含著特定的價值觀和政治信念，所謂討論，同時也是錯綜復雜的政治派系和意識形態之爭。討論已經不可能只是純學術、純講理據的。有些人認為，避孕和墮胎是資本主義國家才有的特定產物，一旦合理的社會制度建立起來，這些行為都會不禁而自滅。在主張社會變革的人眼中，生育節制因其具有社會改良的特點而被整個加以排斥和否定。桑格夫人的理論于是在這類言論的推擋之間漸漸獲得特定的階級屬性，擁有了特定的政治標簽。那些與女性自由有關的內容也因此而淹沒在立場之爭中，沒有被充分挖掘出來并加以深化。甚至女性內部，也表現出對生育節制思想的不同態度。

一個例證是桑格夫人第二次訪華的經歷。那是一九三六年三月，此時中國正處于抗日戰爭的危急關頭。關于她的行程有不同的記載，如《申報》上報道說，她八日抵達了上海，陪同她的，多是醫學界同仁和研究生育節制的專家，其中不少也是女性，是中華婦女節制會的成員。但她身體不適，之后沒能舉行公開演講活動。而據老一輩婦女活動家羅瓊回憶，桑格夫人曾在“三八婦女節”那天出現在上海婦女界紀念大會上。由于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抗日救國，當她上臺演講大談節制生育時，她的言論遭到了“全體與會者的反對”，并且“引起了一片‘噓！噓！’聲”，最終被轟下臺去。鑒于是時隔多年的回憶，人名上可能存在誤差，但有一點卻是清晰的，那就是生育節制思想遭遇到了一個與十多年前完全不同的時代情境，它的被接受或被排斥，都說明，一種思想的命運，確實常由思想之外的事物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