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社交媒體制造的“成功媽媽”范本，正在闖入縣城媽媽的世界。
當另一種生活突然近在咫尺，縣城媽媽們所面對的，是既割裂，又千絲萬縷的兩個世界。她們既看到了培養出一個“精英牛娃”的誘惑與焦慮，也看到了自己所遭遇的話語權、婚姻、母職焦慮等困境。
當焦慮和誘惑開始下沉，一些縣城媽媽，開始渴望“逃離”。她們的共同畫像，是年齡都在30歲左右，是社交媒體的深度用戶，都關注育兒、女性等話題。而她們的“逃離”，往往也跟育兒有關。比如，有位縣城媽媽，寄希望于在縣城開一家高端母嬰店，來逃離縣城生活方式，結果因為當地人買不起，最后瀕臨倒閉；還有位媽媽，遭遇了失敗的婚姻，在刷了一堆谷愛凌的短視頻之后，定下目標，要“向谷愛凌看齊”，把逃離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這是一個巨大而沉默的群體。截至2021年底，全國共有2843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約2.5億人常住在縣城里，其中有相當數量的縣城媽媽。她們多數在縣城出生，又在縣城實現多個社會角色的轉換，完成家庭、生育直至所有的人生。
而當腳下縣城的土壤，生長出遠方的城市鏡像，卡在母親、妻子和縣城女人三重身份之間的縣城媽媽們，正試圖重新定義自己的人生。
文 | 鐘藝璇
編輯 | 易方興
運營 | 月彌
鏡像與現實
鏡子，出現在了縣城媽媽王小鈴的生活里。鏡子里是谷愛凌，鏡子外是36歲的她。她在河南新鄉原陽縣生活，離了婚，正獨自撫養一個讀大班的5歲女兒。
因為“想向谷愛凌看齊”的言論，在社交平臺上，她甚至遭遇了一場“網絡暴力”。今年2月中旬，她發了這條視頻之后，熱度是過去的十倍。在那之前，她一直在網絡上分享單親母女的縣城生活。幾百條評論涌來，有人說她做白日夢，還有人說，“沒有谷愛凌的命，得了谷愛凌的病”，更有人拿出谷愛凌的三代，證明她是癡心妄想，“首先你得是斯坦福的博士，外公外婆也得是國家級科學家、數學家……”
但王小鈴總記得自己第一次刷到谷愛凌短視頻的感受。她的第一反應，不是谷愛凌優秀，而是“她的媽媽一定很厲害”。她努力想了一下措辭——那是一個成功的單身母親，一種精英的感覺。
而她自己也是單親媽媽，也有一個女兒。短視頻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一個新的可能，“雖然起點不一樣，天賦不一樣，家庭背景不一樣，但我還是想給孩子創造一個好的起點”。
然而，這面鏡子的背面，是一個縣城媽媽深陷其中的生活。王小鈴和丈夫在3年前離婚，與許多縣城女性遇見的問題相似——她遠嫁到其它縣城，遇到一周回一趟家的丈夫，以及沒好臉色的婆婆，沒有社交圈，生活里總是退讓。
在這段婚姻里，她沒收到彩禮，還要為沒寫她名字的房子和車子還貸。結婚前夜，丈夫跑去和朋友喝酒，酩酊大醉；懷孕產檢，她挺著肚子，獨自去收費臺付錢、跑檢查項目。她從未見過丈夫的工資卡，連對方的手機都打不開。明明兩個人坐在彼此面前，在一間屋子，甚至躺在一張床上，“卻比陌生人都要遠”。
有一次，她因為將上衣與褲子晾到了一塊，又被身后的婆婆吼了一頓。那天，她也挨了領導的罵，終于忍不住，與婆婆大吵了一架。隔天，丈夫來了一個電話：“離婚吧，一周之內搬走。”
王小鈴的婚姻就這樣結束了。
與面對失敗婚姻的王小鈴不同，豎立在另一個縣城媽媽陳芳鹿面前的，是另一面鏡子。
對31歲的陳芳鹿來說，這面鏡子所映照出的，是社交媒體里大城市的精英式生活方式，還有那里的媽媽們所培養出的“精英牛娃”。
她住在河北張家口涿鹿縣，家境不錯，有一兒一女。由于離北京近，她所選擇的一切，都與北京對標。懷二胎的時候，為了給孩子“好的東西”，她開了一小時高速，去張家口市區母嬰店，開了張3萬元的會員卡。她極少在縣城消費，幾乎都網購，有一天她驚奇地發現縣里又新開了家甜品店，朋友卻告訴她，已經有小半年時間了。就連點痣這樣的小事，都要去北京，“我在北京安貞醫院點的痣，花了240塊”。
踐行這樣生活方式的極致，體現在她加盟了一家高端母嬰店上，她渴望通過復制城市的生活方式獲得成功。但是，店里紙尿褲要賣158元一包，面對這樣的高消費，縣城人來了又去，問清價格轉頭就走。不得已，價格一降再降，從158元一包降到了99元一包，幾乎沒有利潤。
“有顧客問我，這個價格在網上都可以買3包了，我說能一樣嗎，一包紙尿褲，她們恨不得里頭有100片”——從交談里，你總能感受到她對于縣城的一種排斥。
回頭客的周期也格外長。最近來陳芳鹿店里的一位媽媽，上一次到店里還是6月，一包紙尿褲用了3個月。因為，這個媽媽只有晚上才舍得給孩子穿紙尿褲，至于白天，“就晾著”。
作為社交媒體的重度用戶，鏡中的世界，原本讓她覺得，“現在年輕的寶媽，要求也會高一點”，所以才開了這家母嬰店。但另一面的現實是，就連她母親都反對她，“一盒奶粉400元，孩子一個月得喝2、3罐，在縣城打工一個月不過3000塊，誰會花1000多塊給孩子買奶粉？”
像陳芳鹿和王小鈴這樣，盡管她們面對的現實不同，但無論是婚姻還是創業的失敗，這些縣城女性最后都要回歸到同一個身份上——縣城媽媽。
這是一個巨大而沉默的群體。截至2021年底，全國共有2843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約2.5億人常住在縣城里，其中有相當數量的縣城媽媽們。她們多數在縣城出生，又在縣城實現多個社會角色的轉換，完成家庭、生育，直至所有的人生。
▲ 圖 / 《成為母親》截圖
孩子是唯一目標
在遭遇失敗之后，人們有時候會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對于縣城媽媽來說，在事業、婚姻等為數不多的選項中，孩子幾乎是唯一可寄托的目標。
成為單親媽媽之后，王小鈴決定“逃離”縣城。曾經生活的縣城看不到高樓大廈，看不到人擠人，一天下來，甚至連公交車都少見。她不想再回到那個“自行車20分鐘可以繞遍”的地方。
“壓根就不想在縣城待，縣城把你磨得光光的。”她說。
她采用的方式，是試圖讓女兒的生活與縣城脫離。比如，她從不給女兒講述縣城，更多會講國外的故事。盡管她從未出過河南，但她和女兒會躺在床上，刷著關于埃及金字塔、意大利古建筑的短視頻。她提起“埃及金字塔”的頻率很高，據她所說，小時候，她第一次在課本上看到這個尖尖的三角體，就一眼被迷住了，后來給女兒看了小紅書上的游客照，“她也很著魔”。
為了培養女兒，按照社交媒體上學來的育兒方式，她的女兒同時學七種課外項目——魔方、桌游、畫畫、手工、輪滑、羽毛球、游泳。
只不過，她沒錢，只能自己學，等學會了再親自教給女兒。比如魔方，她喜歡刷B站，在平臺上搜了六階魔方的教程，每天花半小時背誦公式，再練習半小時，一個月下來，她已經能把魔方在一分鐘之內還原。
“雞娃先雞自己。”孩子聽不懂魔方公式，她就用白話解釋，“實在聽不懂，再畫張圖”。
在經濟拮據的情況下，陪讀是縣城媽媽唯一的教育出路。另一位縣城母親張瑤瑤，她今年32歲，來自江西撫州宜黃縣，有一兒一女，這是她的寄托。但讀小學的兒子卻學不好英語。她沒有逃過大數據的監控，接收到社交媒體上的精準廣告之后，她給孩子充了幾百元的英語網課——這已經是她的全力，過去母親和孩子三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不超過3000元。
但兒子卻從來不聽，拿到手機第一反應是玩游戲。張瑤瑤把游戲鎖了，兒子又打開微信小程序玩游戲，直到她鎖住了微信，把兒子揪到座椅前，一個一個單詞教，一晚上過去，兒子還是記不住，“我自己都背下來了”。
相比之下，家境相對富裕的河北的縣城媽媽陳芳鹿，也沒能在這樣的焦慮中幸免。她的做法就更為“極端”，她幾乎無時不刻都在用行動“逃離縣城”。
她的兩個孩子從出生開始，每回身體不舒服，她都要跑到北京去，就算只是感冒，也會選擇兒研所，“不能耽誤了孩子”。她的小兒子經常過敏，陳芳鹿就在小紅書上搜到了一個北京的知名兒科大夫開的私立診所，“說是好多明星的孩子都去那兒”，診所里最普通的一個保健號都要500元，她并不介意，帶著兒子一趟一趟開車去100公里外的北京，后來養成習慣，小兒子所有的疫苗、體檢都在這里完成。
大女兒不到1歲時，她對標“外面的世界”，特意離開縣城，去附近張家口市里報了個總價快3萬的早教班，折合下來，一節課200多元。早上8點不到，夫妻倆抱上孩子，開車上高速，一個多小時抵達市區，孩子在車上已經快睡著了。
等到45分鐘的早教課過去，一家人又得等著下午的課程。“上完課總得在市里吃飯吧，吃飯后到商場里你不得逛一圈，基本一次消費加上高速費、油費，去一次就得花1000多塊錢。”
待到小兒子出生，高額的成本，讓她暫時斷了去市里上課的心思。最后，她給兒子在家附近報了一個縣城早教中心，6000塊錢，80節。
然而，一個縣城媽媽有多么渴望大城市的“精英式育兒”，就會對縣城產生多么大的排斥。這一點在陳芳鹿身上體現得極為明顯。她感受到一種落差，縣城早教班，“和市里完全不能比”。市里的早教中心純英文教學，有各種專業課，而縣城的早教中心“就像個托兒所”。
最終，觀念的沖突在一次親子活動中達到了頂峰。
那一次，縣城早教中心組織端午節包粽子活動，她給兒子穿搭了一下，背個小包，再塞個水壺和一些小零食。結果母子倆一進早教中心，“就好像你穿了個禮服，去參加了一個睡衣派對”。
她感到苦悶。對縣城來說，她越來越像一個外人了。
▲ 圖 / 《82年生的金智英》截圖
逃離的根源
對王小鈴自己來說，關于縣城的回憶，幾乎都是灰暗、晦澀的。
2019年，丈夫提出離婚，并將這一切推到了她的頭上。在她所在縣城里，這被解釋為是一個女人“活該”。在電話里，丈夫指責她：“如果你能掙錢，如果你會來事，你會處理婆媳關系，我們就不會離婚。”
他要求王小鈴帶著孩子凈身出戶。
搬走的那天，王小鈴看著自己買的家具、餐桌和鍋碗瓢盆，“都帶不走”，最后拎著幾包衣服沉默離去。她所在的縣城，不流行起訴，妥協往往是常態。她甚至承認，“說實話，我那時候覺得是自己的問題，就是不想離婚，還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聽了他的話，先搬走。”
搬走后，她從別人口中得知，丈夫在鄭州認識了一個“更能掙錢”的女人，當時王小鈴一個月才掙3500元，沒有了遮蓋真相的那層窗戶紙，他們的婚姻也真正走到了盡頭。
她和孩子在那座縣城又生活了3年，她們搬進了一個10平方米的出租房，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起初飯都得蹲著吃。房間太小，衛生間直對著床，下水道反臭的氣味始終縈繞在記憶里。
她嘗試過開童裝店，但“在縣城里沒有熟人，沒有老客戶”，幾個月，店鋪倒閉了，留下了一堆存貨和7萬外債。即便是她有本科學歷，過了英語六級和日語二級，但每一家公司都告訴她，不讓她把孩子帶到辦公室。有回加班，女兒一個人在家，她透過監控看到“孩子哭得不行”，哭著哭著直接昏睡過去。
正常的工作也沒法干，“后來我只能去做自由職業，去大街上跑業務”。王小鈴給人賣零食，在路邊發傳單，也挨家挨戶推銷過駕校，挨罵變成常有的事，跑三四條街，能看到一個好臉色都算幸運。
最窘迫的時候，她同時欠了5、6個借貸平臺的錢。每個月有1/4的時間在拆東墻補西墻，在一個該交房租的日子，她又被“寶媽刷單”的騙局騙了1000多元錢，身無分文，信用透支，走在路上，人都在搖晃，她說那是自己最崩潰的一刻，“一輩子也忘不掉”。
縣城的回憶對她來說，就是這些窘迫生活的堆疊。
好在，女兒陪著她。到了周末，她帶著女兒一起去發駕校名片，女兒比她更大膽，張口就問，“阿姨考駕照嗎？”晚上，她們一起擺攤，賣之前童裝店的存貨，也賣自制的酸梅湯，孩子主動要推車，邊走邊叫賣。
但由于逃離了痛苦的婚姻，她反而感覺到一種自由。她甚至覺得，只要擺脫縣城，就是擺脫了過去。
同樣希望擺脫過去的還有河北的陳芳鹿。
陳芳鹿有三個遺憾，分別是她錯過了天津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和一次去德國留學的機會，高考的失敗、猶豫的性格、大學的愛情，讓她最終又回到了縣城。開下這個母嬰店，也是為了向所有人“證明自己”——這種證明貫穿于她的記憶。從小她就明白，自己得練鋼琴，練得好，媽媽就高興。別人的暑假上躥下跳，她只能在窗戶底下沒日沒夜練琴。
她至今還留著小學時給媽媽寫的一封信，“媽媽，我沒考好，下次一定改”。31歲了，她再次拿起這封信，雙手還在微微發抖，那是一種無法面對父母失望的害怕。
與這兩位已經有“逃離行動”的縣城媽媽不同，江西的張瑤瑤，則或許能揭示另一群“雖有逃離之心、但已無逃離之力”的縣城媽媽的困境。
她出生在福建的一個山村，母親早逝，父親幾年后再娶，后媽又生下了兩個女孩，張瑤瑤成為了全家最多余的那一個。小時候，她去鄉里上小學，父親一周給她10元生活費，來回路費就要6元，剩下的錢只夠2頓飯。她不敢張口要，后媽冷漠，父親嗜賭，好不容易見到一回，看她的眼神從來都是不耐煩，“怎么又回來要錢了”。
15周歲，父親讓她不要再讀書。她去了福州投奔姑姑，偽造年齡當過服務員，在鞋廠、化妝品廠工作。20歲，她在工廠里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她一度覺得，在這個男人身上找到了過去缺失的“愛”。
現在想來，丈夫娶她只是為了“找個老婆”。
張瑤瑤總是喜歡提起“如果”。她說：“如果我能意識到，這場婚姻的一開始就是不尊重，我會直接把肚里的孩子引產；如果我的媽媽還在，20歲的年紀也許我還在上學；如果我懂一點人情世故，我就知道這個男人根本不可靠。”
但沒有如果。婚禮那天，因為籌備婚禮花了3萬塊錢，丈夫的臉色就沒有好過。在婚車從福建開往江西的路上，丈夫發現忘拿了娘家酒席上的幾條煙，當著婆家人的面，又對她破口大罵，“娶你真花錢”。
而這只是個開始。
婚后，失去了經濟來源的她，不得已用更多的妥協換取安全感，“孩子我一個人帶，家務我做，活也照干”。她的重心開始圍繞著丈夫和兩個兒女——種竹蓀、賣柑橘，抱著襁褓里的孩子在烈日下曬谷子。
隱忍和退讓總在發生。有一回玩耍時，大伯的孩子用鐮刀砍傷了她的女兒，在頭上砍出一條5厘米長、3厘米深的傷口。女兒在她的懷里哭到抽搐，婆婆只是嘟囔了一句，“我也不知道怎么會這樣”，轉頭就帶著大伯哥的孩子離開。
她只是沉默，抱著孩子上藥。
“這是我這輩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張瑤瑤又一次提起了如果，“如果再來一次，我會和他們拼命。”
再后來，孩子長大，為了陪他們上學，張瑤瑤又成了縣城全職媽媽。10年的時間里，因為生活不順，丈夫變得更加冷漠、敏感，兩人爭吵時，丈夫說，“如果不是你們三個，我現在一定不會這么倒霉”。
而張瑤瑤，就同時困在母親、妻子、縣城女人這三重身份中。
▲ 圖 / 《隱秘的角落》截圖
不是逃離的逃離
河南的王小鈴，決定帶著女兒逃離縣城。
3月初，她帶著孩子去了鄭州，前夫承諾給她每個月1500塊撫養費。此前，她已經在縣里找了一個大碼女裝網絡客服的工作，縣城的老板答應她，只要業績達標，這份工作她可以帶去市里。
但城市的生活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簡單。前夫就住在距離她們騎車十幾分鐘的地方，偶爾會過來看孩子，卻絕口不提撫養費的事。女兒上學的事也遙遙無期，按照鄭州當時的政策，王小鈴既沒有當地的房子，也沒交過社保，孩子無法在鄭州入學。
那段時間女兒本應該讀大班，王小鈴只能在鄭州打聽了一個幼小銜接班讓她過渡。它偷偷藏在老式居民樓里，一個月700元。沒有操場，沒有活動室，教室只有一個客廳那么大，全是課桌，擠滿了30來個孩子。他們和王小鈴的女兒一樣，都是外地孩子。
這樣的落差讓她無法接受，“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找前夫要錢，成了王小鈴在鄭州最重要的事。但前夫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少，王小鈴當面要，或是發微信，每次只能得到一句話，“再等等”。
王小鈴在對抗他的前夫，而對河北的陳芳鹿來說，她要反抗的，則是縣城傳統家庭里，難以動搖的觀念。
陳芳鹿總結自己的人生就是缺少了規劃和底氣，所以她早早為兩個孩子想好了出路。“我計劃給孩子送到天津，再不濟也要到張家口市里去。”她準備著，給孩子在天津買一套學區房。
這遭到了公公的強烈反對，“在哪兒念不是念，去了天津念書，又能考上個什么”。公公一家在縣城里做工程出身，陳芳鹿的丈夫當時沒有考上大學，選擇子承父業，照樣過得不錯。
但這在陳芳鹿看來，公公根本不替孩子的未來考慮，“他覺得我們這樣就夠了”。
她的消費觀念也在家里處處碰壁，女兒走路有些內八，她帶著孩子去了北京一家有名的足踝診所，花2600元買了一塊矯正足外翻的定制鞋墊，又去商場買了一雙名牌鞋。
當天，公公也跟著去了北京，在診所、商場替孩子付了錢，后來陳芳鹿才知道，公公向丈夫私下抱怨，“你孩子是啥孩子啊，非得去北京買東西去”。
兩個世界的沖突，在她懷二胎的時候達到了最高點。當時，她和老公有了去廊坊創業開火鍋店的念頭，還沒下定決心，公公直接沖到了她的娘家，指著陳芳鹿的母親說：“這些年，我兒子就聽你這個女兒的，這個家就是你女兒說了算！”爭吵之下，當時差點報警。
相比之下，江西的張瑤瑤的兩個孩子還年幼，她也沒有經濟來源，無法做到直接離去，甚至失去了爭辯的勇氣。
她只能在短視頻平臺上尋找生活的解藥。她關注了許多博主，一半是健身，一半是經典名著講解。有一回，她刷到一條短視頻，里面說，“婚姻我替你們試過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選錯了，往后余生每一步都是錯，你會嘗盡人間苦楚，取舍兩難”。
她覺得這句話仿佛在映照她的命運，“一步錯，步步錯”。在過去的10年里，她多次試圖掙脫，但這種掙扎就像在漩渦里，讓她越陷越深。
而哪怕“外面的世界”下沉到縣城里，但這份下沉的紅利，她也沒享受到。她做過淘寶電商，想賣竹蓀，結果軟件都不會裝，貨也賣不動。還有一次，縣里組織電商培訓，7天的培訓，她來得最早，走得最晚，結果那場培訓只是一場秀。她看到其他寶媽在朋友圈賣書包、短袖和內衣，她又動心了，對方宣稱一單給3-5元提成，結果那些文案她復制了一年，一單都沒有賣出去。直到最后，曾經的同學說要帶她賺錢，把她拉進一個寶媽群，賣美容產品，進了群她才知道，那是傳銷。
她今年已經32歲，初中沒畢業，至今沒有坐過動車、地鐵，就連坐長途車，她也害怕。某種程度上，她已經與社會脫節。
平復這些苦悶的方式，往往是打開一段30秒的短視頻——視頻能刷到她向往的生活。
確實也有看起來“逃離成功”的案例。
30出頭的高婷來自山東濰坊的一個縣城，她選擇的方式，是讓6歲的女兒成為童模。去年，因為手機內存不足，她把女兒的照片傳到了社交平臺上，“意外小爆了一下”。后來源源不斷有人聯系她拍攝，女兒第一次走出縣城，也第一次坐了地鐵、動車和飛機。
身處縣城的她有一個私心，她想讓女兒變得像大城市的孩子那樣，更從容、更大膽——就像她給女兒取的小名“大膽兒”。用高婷的話來說，自己小時候畏畏縮縮，不敢表達，她希望女兒一定要大膽、勇敢。女兒也定下了一個大膽的志愿：將來一定要考上北京大學。
但這樣的“成功逃離”，背后也有相應的代價。
學校里，女兒遭遇激烈的競爭。在這個山東的縣城，女兒一年級剛開學10天，班級就要求抽查《桃花源記》，盡管這是一篇初中文言文課文。幾乎是每天背誦，女兒終于把它磕磕絆絆背了下來，“但意思是一句都不懂”。
而為了讓女兒“多見世面”，她還先后給女兒報了早教、體能、英語、美術、游泳和童模班。但現在，一個令她頭疼的問題是，縣里培訓班的外教老師離職了，僅剩下一個口音較重的本地老師。
她果斷給女兒停了課，“千萬別把口音帶跑偏了”。
▲ 高婷的女兒在拍攝現場。圖 / 受訪者提供
逃離之后
在這個從下沉市場中爭奪流量的時代，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讓縣城媽媽們看到大數據展現出來的“外面的世界”，對她們來說真的好嗎？與此同時，社交媒體里呈現出的片面的世界，又能不能當做理想生活的范本？
對受谷愛凌教育啟發的王小鈴來說，她在這個問題上搖擺不定。
似乎從縣城逃到城市，日子也并沒有好轉多少。今年6月底，女兒馬上要面臨升學，結果前夫再也沒有出現，也不再回復微信。鄭州的花銷就像流水一樣，母女倆租房、吃喝，每個月得花去接近5000元。她突然醒悟，要不到撫養費，“那個地方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她只能被迫離開了鄭州。
現在她回到了娘家所在的地方，搬進了一個新的出租屋。四室一廳一衛，還附帶一個200平方米的閑置陽臺，租金2000元。她在陽臺種了韭菜、青菜、生菜、黃瓜、豆角、大蒜等十幾種蔬菜，之后還準備買個籠子，養幾只土雞。
某種意義上，如今有一個“她”生活在社交媒體中——她現實生活中幾乎沒有朋友，生活圈子也與網絡世界相關，清晨她會在陽臺上，圍著菜園子慢跑，女兒則會在客廳里逗貓。她習慣于把每天的生活制作成vlog，發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很多人說她灑脫，還有人羨慕她的生活。
但只有現實中的她知道，一些傷痛無法隱去。“其實我最大的愿望不是事業好，而是婚姻美滿”，這也成為她最大的遺憾。她的視頻事無巨細，卻刻意隱瞞了一件事，“說出來一定會被罵死”——在離婚后，丈夫依舊向她伸手借錢，她沒有存款，用網貸借給了他。
至于鏡子里那個關于谷愛凌的夢，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了。
與王小鈴一樣，陳芳鹿在自己所在的河北張家口涿鹿縣，也幾乎找不到什么朋友。她的朋友也是，幾乎都在社交媒體上認識，她們一起，在網上分享育兒、家庭以及屬于女人的未來。
自然，她也在上面分享自己開母嬰店的經歷。短短一年過去，她的母嬰店，就虧損了接近60萬。
“外面的世界”，同樣也困住了張瑤瑤和她的孩子。
“如果”，張瑤瑤最后提起了一次如果，“如果我自己夠聰明，我的婚姻就不會走到這一步。”
她不敢離婚，因為她看到，短視頻上的悲慘女人離婚后，往往凈身出戶。對此張瑤瑤并沒有咨詢律師，她只是用生活經驗下了一個判斷，“都是這樣的，都是這樣的”——大數據總會讓人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
等孩子再大一些，她知道自己會更無力。比如，現在的她，應付兒子的數學題已經非常困難，而與此同時，她還要應付其他的同齡人媽媽。前幾天，過去的鄰居給她打了一個電話，這位鄰居比張瑤瑤小一歲，崇尚“精英式育兒”，鄰居會跟她炫耀，說“又報了兩個補習班，周末兒子要學游泳和美術，家里還買了一個架子鼓”之類。這些時候，張瑤瑤只能用沉默回應。
以至于每次接到鄰居的電話，她第一反應是蓋上手機，“她真的讓我壓力很大，真的”。
33歲的她總覺得，作為縣城媽媽，自己早已過了那個重啟鍵。看了太多“獨立女人”的視頻，她迫切想在社交平臺上找到突破的答案，但她怎么也找不到——能在短視頻里找到的答案，能叫答案嗎？
問題還沒解決，但新的擔心的事又出現了。她的女兒膽小懦弱，在外不敢表達，有一回張瑤瑤去幼兒園接孩子，看到她在哭，問了她許久，孩子在外就是不吭聲。回了家，女兒才告訴她，老師今天發棒棒糖漏了她的。張瑤瑤很無奈，問女兒為什么不舉手？
“我不敢。”女兒說。
那一瞬間，她看到了曾經的自己。
▲ 從張瑤瑤的出租屋向下看，是她和幾戶人家的公用廚房。圖 / 受訪者提供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小鈴、陳芳鹿、張瑤瑤、高婷為化名）
每人互動
你怎么看待這些縣城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