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侯瑞寧 席菁華

陜西榆林實行了16年的“煤管票”退出歷史舞臺。

近期，陜西榆林市能源局下發《關于落實國務院督查組督查意見的函》，提出榆林市所有涉煤企業停止使用榆林市煤炭銷售計量專用票，撤銷所有公路煤炭計量站、駐礦計量驗票點，境內所有運煤車輛不再攜帶煤炭銷售計量專用票。

煤炭銷售計量專用票，俗稱“煤管票”，集產量控制、運輸管控、計量統計功能為一體。原煤產地將它視為當地煤炭產業唯一有效票據，域內所有煤礦按票組織產銷和運輸。

山西金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曾浩對界面新聞表示，煤管票實行的初衷主要是為了防止“黑煤”的無序流通，從而保證煤炭流通的合法性。

“黑煤”即國家核定產能之外的非法超產煤炭產量。2002年-2012年，正值國內煤炭行業的黃金十年。各類煤礦遍地叢生，煤炭超產現象突出、不安全事故時有發生。

2006年，榆林市決定對全市煤炭公路運銷秩序實行“三統一”，即統一計劃、統一票據、統一管理系統設備。這一制度對于規范煤炭市場秩序、堵塞稅費流失漏洞曾起到了一定作用。

曾浩對界面新聞表示，隨著行業發展越來越規范，煤炭超產問題已在生產環節得到很好控制，如果運輸流通環節繼續保留一層監查手段，將對企業帶來額外負擔。

“取消煤管票，有助于簡化流通程序，提高煤炭流通效率。”曾浩稱，在煤炭供應本就緊張的當下，取消這一環節顯得更加必要。

據《中國能源報》報道，榆林全面取消煤管票，是經國務院第九次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組督查的結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國家有關部門下達給榆林市的煤礦產能，由當地煤管站分解到各煤炭企業，而煤管票綁定了煤炭的生產、運輸、銷售，變身“煤綁票”，阻礙煤炭保供給、保暢通，并給企業增加了不必要負擔。

易煤網研究院一位工作人員則對界面新聞稱，取消煤管票有助于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其出發點和保供并不是直接相關。

接受界面新聞采訪的業內人士普遍表示，取消“煤管票”對煤炭生產企業的影響并不大。

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對界面新聞表示，取消紙質“煤管票”，產量紅線要求看似降低，但煤炭產業本有自身標準，煤礦每年賣多少煤，都和能源局系統相連，并不允許超產。

“取消紙質‘煤管票’并不意味著釋放產量。”該業內人士表示。

此外，取消“煤管票”有助于減少尋租空間。

據《中國經濟導報》報道，榆林市煤炭運銷管理站時任書記李慶鋒曾表示，煤管票由榆林市財政局統一印制，然后由市縣兩級煤炭管理部門發放給企業，在票據的發放、回收等管理過程中，市縣兩級部門形成了一套互相監督制約的機制體制。

但尋租空間依然存在。曾浩表示，煤管票是按量放發，如果某噸煤炭是經過國家相關部門核批，屬于合法生產，但它沒有領取到煤管票，就仍然被定義為不合法煤炭，不能正常流通。

反之，如果某噸煤炭不合法，一旦獲取了煤管票，就能正常流通。在此背景下，煤管票就具有了“權力”和“商品”屬性，也容易滋生腐敗。

2019年6月，榆林市能源局原黨組書記、局長秦林惠，以及榆林市榆陽區能源局原黨組書記、局長張建華因嚴重違紀違法，接受榆林市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2020年，12309中國檢察網公布的起訴書顯示，檢方指控秦林惠的14項受賄事實中，涉及煤礦核定產能外煤管票審批的達11項。一審判決書顯示，張建華則為多家煤礦申請核定產能外煤管票共6427.9萬噸，受賄金額為244萬元。

榆林是中國第二大產煤地級市，僅次于鄂爾多斯。根據榆林市統計局數據，今年前七個月，當地原煤產量約3.33億噸，同比增長6%，占到陜西全省產量七成以上，約占全國產量的13%。

晉蒙陜是國內煤炭主產區，也曾是煤管票的主要實行地區。2014年山西主動取消煤管票，如今榆林取消，最大產煤區鄂爾多斯市的煤管票存廢成為業內焦點。

曾浩認為，鄂爾多斯取消“煤管票”也是遲早的事情。煤管票是歷史產物，也必將隨著發展退出歷史舞臺。

今年6月，鄂爾多斯市發布《鄂爾多斯市能源局關于煤炭銷售綜合監管平臺電子煤管票建設標準的通知》，將全面推進電子煤管票應用，2022年底前取消紙質煤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