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不知從何時開始，每當問別人最近在聽什么音樂，得到的答案都是模棱兩可的“聽得很雜”、“叫不太上來名字”，或者直接拋過來一個歌曲鏈接。

這并不是個別現象，早在2007年，文化研究者毛利嘉孝就在《流行音樂與資本主義》一書中做出預測：隨著數字媒體的興起，音樂會變得越來越斷片化和背景化，像自來水那樣無處不在，人們迫不及待地消費最新的音樂，并很快厭倦。與此對應的則是音樂作為社會變革力量的減弱——我們都知道，1960年代之前的搖滾樂曾有鮮明的政治姿態，但這種姿態隨音樂產業的建立已迅速消失。

今天，毛利嘉孝的預言變成了現實。2017年，另一本日文著作《可持續音樂的未來》就發出了這樣的質疑：“我們還有必要制作更多音樂嗎？”作者以偶像團體AKB48為例指出，粉絲們為了獲得選票而大量購買CD，然后非法傾倒在垃圾堆里，而“音樂本身的價值被忽視了”。

種種現象呈現出了音樂被消費包裹后的種種無奈，不過故事也有另外一面。在疫情中，無論是大提琴家馬友友在疫苗接種現場的即興演出、在社交媒體上用標簽“撫慰之曲（#songsofcomfort）”分享平日的演奏片段，還是更為國內歌迷津津樂道的羅大佑、劉德華線上音樂會，它們都仍然行使著音樂最樸素的功能——在艱難的時刻讓人感覺好過一點。

如果流行音樂注定既令人失望，又帶來希望，我們要如何看待它扮演的角色？《流行音樂與資本主義》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點答案。雖然和國內樂壇的情況存在一定距離，日本流行樂的歷史變遷仍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說明音樂與社會思潮、資本主義之間充滿糾葛的關系。

J-pop興起：經濟泡沫破滅后，年輕人想要“做自己”

90年代初，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進入停滯狀態，在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破滅后，國家進入了被稱為“失去的十年”的階段。對于當時的年輕人來說，拼命工作就能得到回報的日子已經成為了過去，而一個高速運轉的、以企業為中心的社會，對于個體的心靈來說是相當折磨的。在《飽食窮民》一書中，日本記者齋藤茂男就記錄了經濟增長殘光猶存時，為了維持系統運轉而走向崩潰的可憐人，比如一名證券公司銷售員，看似家庭美滿、工作順利，但生活的全部意義就是追趕業績指標，這令他感到無法喘息，最終患上了心理疾病。

為了逃離這樣的生活，許多年輕人開始兼職打工來養活自己，利用業余時間做自己更熱愛的創意性活動，比如組樂隊和拍電影。不過，成為“靈活勞動力”不只是個人選擇，也是出于政策方面的考慮。為了重振經濟，日本政府引入了一系列放松就業管制的措施，兼職工人和派遣工人的數量激增，并出現了名為“飛特族”（freeter）的群體。在這個詞被創造出來的初期，它的含義十分積極，代表著一種跟終身雇傭制不同的、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J-pop作為一個音樂類別出現，并且奇跡般地在經濟下行的時代獲得了繁榮發展。毛利嘉孝發現，回看那些擁有百萬銷量的金曲，它們都有一種“不管三七二十一、自暴自棄式的積極向上感”，也都表達著這樣一種信念：不必在意主流看法，做自己最重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創作歌手槙原敬之為偶像團體SMAP創作的《世界上唯一的花》，這首歌的受歡迎程度堪稱史無前例，甚至被譽為“日本的第二國歌”。2019年“令和”年號頒布時，前首相安倍晉三還特別提到了這首來自平成時代的歌，認為它可以讓年輕人對未來充滿希望。從歌詞來看，它確實非常撫慰人心：

花店的門前并排陳列著

形形色色的花朵

雖然人們的喜好不盡相同

但每一朵花兒都很美麗

在此之中誰是第一呢

花兒們并沒有為此而爭論

但是毛利嘉孝也注意到，這類“做自己”的話語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簡單，當人們厭倦了職場、把音樂作為志向，也同時意味著社會結構的轉型。他提到，在福特主義式的勞動中，個性的表達曾經是被禁止的，但是在后福特主義時期，創造性活動卻成為了理想中的勞動，實現自我價值則是人生終極目標。“現在身處的地方不是我原本該在的地方”，許多年輕人正是聽從了這一感召，才選擇從公司辭職的。

然而殘酷的是，成功地運用才華和天賦的人畢竟是少數。毛利寫到，80年代末開始的“百萬唱片熱”創造出了一批至今都為人樂道的暢銷藝人，像是彩虹樂隊、安室奈美惠，當然也包括杰尼斯事務所旗下的SMAP。但同時，商業捆綁的發行方式使暢銷藝人和非暢銷藝人的兩極分化越發嚴重，多數音樂人處于相當弱勢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的日本電影《樂與路（又名：手拉你）》，講述了四個在大學輕音社結交的伙伴一起組建樂隊、試圖闖入音樂業界，卻郁郁不得志、最終淪為性感偶像的陪襯的故事。在電影之外，由日本搖滾樂隊Asian-Kung-Fu Generation演唱的同名主題曲也非常值得玩味，甚至和《世界上唯一的花》構成了巧妙的暗合，它的歌詞是這樣的：

即使是壞的種子也一定會發芽

無論在哪都要打起精神生活

再見了，我也一定有辦法的

就這樣再見吧

不是“每一朵花都很美麗”，而是“壞的種子也會發芽”，在熟悉的日式治愈之外，這首歌也無疑多了一絲苦悶。而在更廣闊的社會現實中，“飛特族”也逐漸暴露出它的消極含義——在貧富差距增大的情況下，大多數靈活就業的人并非出于自愿，只是因為別無選擇。在另一篇論文中，毛利發現，自由職業者面臨著嚴重的困境，許多人因為貧窮而無力支付房租，成為了新型的無家可歸者，他們白天從事零散的工作，到了晚上就住在咖啡館或網吧里，在2006年得名“網吧難民”。毛利嘉孝描繪了一幅極具諷刺性的畫面：隨著流行音樂和大眾文化侵入日常生活，網吧難民們一邊手里拿著可以無限滾動播放的mp3，一邊在城市里流離失所、被迫移動著。

流行音樂與資本主義：順從、利用與背叛

就這樣，J-pop雖然試圖克服泡沫經濟后的衰退，鼓勵了失意的年輕人，卻也無形中成為意識形態的工具。那么，流行音樂的價值又應該如何判定呢？這同樣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提到日本流行樂，宇多田光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名字。1998年，當宇多田光帶著《Automatic/time will tell》橫空出世，某位音樂評論家就感嘆道：“（這樣的人物）終于出現了。”實際上，那時的日本流行樂已經處于巔峰期的末尾，宇多田光也屬于已經被類型化、產業化了的J-pop。然而，毛利嘉孝的評價卻頗值得玩味，他一方面承認她的音樂有強烈的人工痕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其作品的優秀，這讓他產生一種挫敗感：

就相當于價錢便宜的家庭式套餐，竟然變得比一直以來自己偏愛的專業餐館的飯菜更加好吃了，于是讓人不禁自問：我一直以來的執著到底是什么？！

如果去過家庭餐廳，你或許能明白他在說什么。這類連鎖餐廳雖然遍布日本大街小巷，但是和完全流程化、菜式單一的麥當勞不同，它的菜式十分多元豐富，從牛排意面到和式甜品應有盡有，還能免費續杯飲料。這也是流行音樂的特征：既位于商業體制之內，又能借助未被商業化的多樣文化而有所區分。在樣板化的音樂洪流里尋找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一直都是流行樂迷們最為熱衷的事情。

毛利嘉孝在書中評價道，將各種實驗性吸收進流行樂中，便是J-pop式文化資本主義的最大陷阱，也是它的最大魅力。在他看來，既活用了獨立的邊緣棱角，又在主流環境下進行游戲并獲得成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便是和宇多田光同年出道的女歌手椎名林檎。無論是爵士樂還是電子樂，她都能信手拈來，看似不著痕跡地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

無獨有偶，椎名林檎也發表過和毛利類似的看法。她曾在某次采訪中提到，日本流行樂的魅力之一就在于用低廉的價格買到遠超預期的優質內容——“這不是很實惠嗎？”對她來說，正因為專輯CD里的曲目是按照統一標準排列的，制作經費也有所限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作才是令人心潮澎湃的挑戰。

既順從于商業體制，又能巧妙地對其中的規則加以利用，同時在某種程度上背叛它，這就是優秀的流行樂創作者的策略，如果比作一種運動，就如同技巧嫻熟的沖浪手。對于流行音樂的這種雙重性，毛利嘉孝的立場也是雙重的。

在書中，他引用阿多諾對流行音樂的批判指出，在文化成為一項“產業”之前，人們仍然相信在資本主義之外還存在著一個完整的“自我”。但是隨著消費主義的推進，這樣的“自我”也變得無法分辨真偽了，畢竟個性也是從資本主義市場中挑選出來的、同質化的東西。年初上映的日本電影《花束般的戀愛》就是一則例證——兩名主人公之所以相愛、指認彼此為靈魂伴侶，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對書影音的共同偏好，網友們因此調侃二人是“報菜名式的戀愛”。

另一方面，流行音樂的策略中也有反抗性的姿態。書中用安迪·沃霍爾的商業波普藝術來說明，雖然流行樂經常被批評為“庸俗”，但就像波普藝術家一樣，音樂家們并非一味附和大眾口味，同時也沒有哀嘆商業如何扼殺了藝術，而是采取了更戲謔的態度，在承認“資本主義之外已經什么都不存在了”的基礎上，再創造出“令資本主義的邏輯一時錯亂”的作品。而就其結果來說，在此策略下，音樂產業不僅得到了發展，更邊緣的音樂也獲得了更多試錯機會和包容空間。

更重要的是，雖然音樂中許多非商業化的東西——比如它的實驗性質、給人帶來的情感體驗——都被回收到了資本主義之中，甚至我們聽歌時感受到的快樂和痛苦也能成為商品，但毛利也提出，音樂作為人類最為古老的實踐之一，它喚起的共鳴仍然是無法測量、無法被完全交易的。

在今天看來，這一點的意義更值得認真對待，當大企業運作和CD的熱潮褪去，流媒體和知識共享的潮流使音樂變得幾近免費，音樂所具有的烏托邦潛力或許并未遠去。在世界范圍內，疫情、氣候危機和政治動蕩為流行樂帶來的影響便是，在自家臥室里寫歌、賺得收入的業余音樂人變多了，而描寫內心脆弱、細微情感的歌曲成為了新的趨勢。然而，流行音樂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是否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90年代J-pop沒能完成的事情，未來的音樂還能做到嗎？答案也許仍然并不樂觀，不過正如毛利所說，“可以肯定的是，流行音樂無論到什么時候都會一直被人聆聽。”

參考資料：

《流行音樂與資本主義》 [日] 毛利嘉孝 著 耳田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拜德雅 2022-8

《飽食窮民》[日] 齋藤茂男 著 王曉夏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1

『サステナブル?ミュージック これからの持続可能な音楽のあり方』若尾裕 著 アルテスパブリッシング 2017-6

Yoshitaka Mori.(2009)  J-pop: from the ideology of creativity to DiY music cultur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0:4

（ポップスみおつくし）Ｊポップの終焉　大阪市立大學教授?増田聡

Big feelings and nowhere to go: how Gen Z reinvented the power ballad | Music | The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