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人文地理學學者大衛·哈維曾說：“地理太過重要，不能單靠地理學家來研究。”段義孚的學術生涯正印證了這一點。

他是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奠基性學者，在以科學主義為主流的地理學界，他強調不能只以客觀數據理解地理環境，更需引入人類感官與情感來探索空間的意義，并先后提出了“戀地情結”、“空間與地方”等重要術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當地時間8月10日，段義孚于美國逝世，享年92歲。

1930年，段義孚出生于天津，11歲后隨外交官父親（段茂瀾）出國，他曾在悉尼、馬尼拉和倫敦等地生活，并先后在牛津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學位。在西方，華裔社會人文學者往往難以進入學術主流，多以研究中國見長，學界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黑人研究黑人問題，婦女研究婦女問題，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問題）。”段義孚打破了這樣的陳見，投身學科貫通性問題，到20世紀的后20年，Yi－Fu Tuan的名字已經蜚聲于人文地理學界。

多年漂泊的經歷讓段義孚對土地情感問題保持強烈的興趣，不同國家的生活經驗也令他始終重視研究中的文化維度。在學生時期，段義孚最早研究的是自然地理中的沙漠環境、地形地貌，后來，他逐漸意識到了地理學的“重地輕人”特性——人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學科范式中被視作純粹理性的客體，情緒與感官體驗受到忽略，地理學忽視了人的存在、人與空間的關系。70年代，他在以科學實證為主流方法的地理學界，扛起了人文主義的旗幟。

在段義孚看來，人文主義地理學究其根本，探討的核心問題是“人之為人意味著什么”。他在早期著作《戀地情結》中這樣闡釋自己的觀點：“人作為一個個體，他認識世界，就是從調動各個感官去感知環境開始的。通過調動所有感官，人們才形成了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的概念。”

除了對人文主義的強調，段義孚也推崇“浪漫的地理學”概念。在大多數人看來，“浪漫”與“地理學”似乎兩相矛盾，地理學更像腳踏實地、為人類生存而創的學科，他卻認為，注重細節的地理學需要與浪漫且先驗性的洞察力為伴——“無論是像威廉·華茲華斯所說的‘仿若那寄寓于落日燦爛余暉之中的、滲入萬物魂靈的虛無縹緲’，還是如愛因斯坦說的‘宇宙的音樂’。”

在他的最后一本學術著作《浪漫地理學：追尋崇高景觀》中，段義孚回溯了早期地理學探索的時代：探險家憑好奇心的驅動深入海洋、冰川與沙漠，挑戰精神與體力的極限；天文學家徹夜面對廣袤無垠的宇宙，觀察看似閃耀但在百萬年前就消失了的繁星。他還在書中從沙漠聯想到阿拉伯的勞倫斯，探討黑暗森林與康拉德小說、《海底兩萬里》與大海的關系，他也從人類對地球地理的探索延伸到對宇宙的好奇：“浪漫的地理學并不是過時之物。……實際上，任何超越了對地球的癡迷并開始欣賞天空、太陽和星星的文化——以及所有完成這一轉變的文明——都默認了我們的家園不僅僅是地球而是整個宇宙。事實上，對于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人來說，地理學也是宇宙學。”

2012年，段義孚獲得了瓦特林·路德國際地理學獎（Prix Vautrin Lud，此獎被認為是地理學的諾貝爾獎），評委將他比作地理學界中圣·埃克蘇佩里的“小王子”。這同他學術研究中豐沛的想象、娓娓道來的寫作風格有關，也與他在學界出名的溫柔謙遜、如孩童般的天真人格相關。

段義孚在自己最后的作品The Last Launch中寫到了一件小事：一天他在街上步行時，背后有小朋友的聲音響起：“你是學生嗎？你是學生嗎？”他好奇地轉身問那個孩子：“看過來，我看起來像學生嗎？”小朋友說，“是的，你有一個雙肩包。”他聽到后感到很開心，在書中寫：“我仍然有一個雙肩包，這意味著我仍然是一個向生活敞開的學生。”段義孚一生的學術探索，正是向人的生活敞開，書寫地理學的人情與浪漫。

參考文獻：

《浪漫地理學：追尋崇高景觀》[美]段義孚 著 陸小璇 譯 譯林出版社 2021-7

https://mp.weixin.qq.com/s/a3Yi2xVHvTr9tJfZ5l-VTA 段義孚：人文主義地理學之我見

https://mp.weixin.qq.com/s/7laVcAjyw_Hfc9AfehVG1A 讀書與自學 | 唐曉峰：還地理學一份人情  

https://mp.weixin.qq.com/s/MshLnII1Zjk0WXfjGJF_Ng 段義孚的最后書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