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 李清揚
編輯|周維
運營 | 栗子
留學熱
“我的申博要暫停了。”聊天框里突然彈出一條消息。
陸婷吃了一驚。她是一家留學機構的創始人,主要做東南亞高校留學中介業務。
發來這則信息的人叫張安琪,在廣東某三本院校擔任老師。此前,她花了四個月,與陸婷公司的顧問確定選校,和文案確認信息,同翻譯核對材料,好不容易到了遞交讀博申請時,學校的一則通知,讓一切戛然而止——“暫停在校老師出國留學”。
通知來得突然,但也在意料之中。6月26日,一則公示,讓湖南邵陽學院成為中介和高校圈里家喻戶曉的“名校”。公示顯示,該校花費1900多萬元,引進23名菲律賓亞當森大學的博士生。每名博士平均只花了兩年零四個月拿到畢業證,這在普遍三年起步的讀博里屬于“天縱奇才”。
東南亞留學立刻和“水博”等詞語掛鉤,被推上風口浪尖。張安琪要申請的,正是東南亞的學校。
由于申博暫停,張安琪要求退款。陸婷的公司開了一個線上會議,與張安琪協商:“這個風頭不會太久。如果擔心申請不了東南亞的學校,可以給你申請QS前200的或者英美的高校。如果就此暫停申請,我們也可以給你保留五年的資格。”
7月份來,像張安琪這樣的學生開始增多,這讓陸婷的工作更加繁忙。最近,總有學生來問:“目前國內的輿論,會不會影響回國之后文憑的含金量?”
這些天,除了對接學生,陸婷還要忙著錄制視頻。北京辦公室的一層,被裝修成了錄制點。半天時間,她一共錄制了十五則視頻,其中包括介紹東南亞留學的優點:“家庭條件一般、負擔不起高昂的歐美留學費用,不如考慮一下馬來西亞、泰國,總學費不到6萬元。”
一年前,陸婷創立了這家專做東南亞留學的機構,生意一直很火爆。雖然機構年紀輕輕,事實上,陸婷已是留學中介里的“老人”。
十年前,她奔赴馬來西亞攻讀MBA。有一次,她幫助想出國留學的朋友遞交了申請,偶然發現了留學中介這門生意。MBA畢業之后,她留在馬來西亞,創立了一家留學公司。那時候,國內只有幾個大型留學公司的版圖涉及馬來西亞,她算是馬來西亞留學的“開荒人”。
這些年來,經她手進入東南亞高校讀書的學生不可勝數。近幾年,由于歐美疫情嚴重,越來越多的人把留學的目光從歐美“掉了個頭”,轉向東南亞。新東方發布的《2022中國留學白皮書》顯示,新加坡、中國香港等亞洲留學國家和地區的認可度呈現連年上升的趨勢,“這與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疫情控制情況較好、留學性價比高的優勢有關,贏得了更多意向留學人群的青睞”。
以馬來西亞為例,馬來西亞教育部發布的留學數據顯示,2020年到2021年,中國地區的博士申請增幅高達134%。今年二季度,國際新生比2021年同期增加40%,總數達到9123人,其中,中國有3949名學生,比2021年同期增加了1298人,增幅為49%。
甚至連一些牽線留學的中介們,也踏上了留學之路。陸婷的丈夫,目前正在攻讀馬來西亞的博士。任職于西安一家留學機構的劉耀,也在讀菲律賓的碩士。
學歷內卷
馮臨風也面臨學歷的壓力。
她此前在廣州某三本學院任職,教護理學。學院老師少,她要帶三個班的大課。她住得遠,早上七點,必須出門,坐上公交。七點五十左右,進入教室。等時針指向八點,她的一天教學就開始了。
每周,上課的時間占了六天,其中,有三天的晚上,她要帶三個學時的實驗課,上到晚上九點半。抵家后,已過十點,“很累,往沙發上一躺,一點都不想動”。
除去完成教學,為實現職稱晉升,她還要兼顧科研,兩篇小論文是升級為中級講師的基本要求。碩士畢業時,她的畢業論文沒發表,評職稱時剛好派上了用場,這減去了她的一些壓力。不過,中級之后,想進一步躍升,就不是光靠文章數量可以實現了。提升學歷,成為了一條繞不過的路。
張安琪便是如此。她今年40歲,盡管她的碩士背景不差——武漢大學教育學碩士,但想獲得職位晉升,她需要拿到一個博士文憑。于是,她把目光放在了東南亞,并在挑選學校和博導的時候,看重“好畢業,不要特別卡學生”,這樣的話,就可以早一點畢業。
在二三本院校,博士學歷不僅意味著老師們在職稱評選中更有機會脫穎而出,也有助于跳槽到更好的平臺,這也是馮臨風所在學校多數老師讀博的目的。他們往往選擇“脫產”讀博,不再擔任教學任務。據她了解,這類“在職脫產讀博”,一般與學校簽有協議,規定學成幾年內不能離職。盡管有所束縛,不少老師仍然把讀博視為實現職業躍升的“敲門磚”。
《中國科學報》的報道稱,北京理工大學一位副研究員表示,在以原“211工程”和原“985工程”為代表的頂尖高校,博士幾乎已經成為老師的準入門檻。1985年后出生的老師想要評副教授,博士學位已經成為一個必需條件。
“你不讀,別人就會來讀。有些老師讀博,他已經不是為了提升自己,而是為了自保。”西安留學中介劉耀說,“在我看來,這就是個學歷內卷。”
如今,需要博士學歷的不僅是老師,還有學校。最近接連曝出的邵陽學院、邢臺學院批量引進菲律賓、韓國博士,讓外界意識到讀博產業鏈的存在。
廣東某211大學教授對此評價道:“一所學校博士人才的數量,不僅影響能否實現‘學院升格’,還直接與學科建設、研究經費掛鉤。但是,一個地處三四線城市的二三本院校,收入不高,影響力也不大,什么樣的博士愿意去那里長期工作?邵陽學院事件,反映的其實是二本學院發展的困境。”
實際上,學校安排老師出國留學的事情并不少見。梁夏今年50歲,已在留學行業里干了20余年。幾個月前,一位在四川三線城市高校任職的女老師來找梁夏,原因是不想去院長安排的一所泰國高校進修——院長給他們牽線了一所泰國大學,準備派遣一批老師過去讀博。梁夏查了下,那所學校非常一般,就給她推薦了馬來西亞排名靠前的幾所公立大學。后來,可能是這位老師與校方未談妥,最終沒去梁夏推薦的學校,而是去了泰國。
馮臨風介紹:“不少二三本的院校都會有一些固定合作的國外大學,老師們可以出去提升學歷,這叫‘外引內培’。”
除了高校老師,還有一部分非教育行業的人也需要提升學歷——積分落戶。在北京的積分落戶政策里,碩士學位可獲得26分,博士學位可獲得37分。有留學中介為此打出廣告:“積分落戶真的不用苦哈哈熬幾年,它也是有捷徑可以走。”
申請碩博,便是“捷徑”,許多人爭先恐后涌入這條捷徑。由社科院和蘇格蘭斯特靈大學聯合培養的創新與領導力專業博士,每年學費46萬元,在職學習,學制三年。高額的費用沒有阻擋申請者的熱情,每次招生開放30個名額,早早就被一搶而空。
為什么是東南亞?
讀博需求的猛增,使得國內讀博的難度,變得越來越大。據澎湃新聞報道,國內的博士名額很少,“一個博導,大概兩三年才有一個博士生的名額,而且可能是一所211院校”。
這樣,東南亞的院校,便進入很多人的視野。在梁夏看來,去東南亞留學讀博,有幾個優勢:一是費用低,二是語言要求不高,三是畢業難度相對較低。
以馮臨風為例,她一個學期的教學課時達到500小時以上。按教學績效算,每月到手的工資在8000元上下浮動。
如果去歐美留學,一年的花費就要十幾二十萬元,馮臨風這樣的二三本院校老師,難以承受。即便對于學校,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馮臨風所在的學校,由于歐美讀博開銷巨大,教師們外培的學校都選在國內,國外的項目集中在短期的訪學。
陸婷表示,他們做菲律賓留學申請的費用,以排名菲律賓前四的院校(菲律賓大學、德拉薩大學、圣托馬斯大學、雅典耀大學)為例,包含學費和服務費,一般在10萬元左右。
差一點的大學,比如邵陽學院派遣老師前往的亞當森大學,讀博每學期所需學費大約45000比索,折合人民幣約5500元。讀博一般需三年、六個學期,算下來學費3萬多元。
除了費用問題,英語也是一個門檻。“不少老師脫離英語環境很久,語言是最難過的一關。”梁夏遇到的許多申請者,都對歐美留學雅思6.5分的要求望而卻步——當然,東南亞的很多院校,同樣要求雅思成績。
她舉例說,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是華人開設的大學,有一個專業為中文系,全中文授課,“但這不意味著入學不需要英語成績,馬來西亞高教委要求雅思最低5.0”。位于新加坡的東亞學院,與英國的赫瑞瓦特大學聯合開辦了一個中文MBA課程,雖然中文授課,但入學的英語要求是雅思5.0。
▲ 搜索“東南亞”“留學”等詞,會發現“中文輔助授課”一類字眼常常出現在留學中介的宣傳界面。圖 / 網絡
也有一些學校不要求英語能力,比如菲律賓的很多院校就不要求提供語言成績,這對很多人來講可謂“大喜事”。疫情以來,菲律賓留學可全部通過線上完成,更是讓菲律賓留學熱度翻番——“教授用Zoom上課,屏幕一邊是英語,一邊是中文翻譯,老師講一段,翻譯翻一段”。
除了配備翻譯,還有直接中文授課的。前段時間,韓國一所名叫東亞大學的招生辦來找梁夏談合作,該校開設了一個名叫“國際法務”的專業,可申請碩博,全中文授課,兩年時間可畢業。
梁夏說,這本來是一個面對韓國人開設、研究中國法律的課程,全中文授課,這很正常,“但現在,變成全是中國人過去學了”。
為了吸引生源,一些中介也在宣傳時打出“全中文教學”的旗號。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國王大學曾在中國招生,學制一年。其中一個專業用西語授課,配備中文翻譯。然而,該校的中國辦公室在招生宣傳時直接寫明“中文授課”,受人舉報,被中國留學服務中心公示并停止認證。學校覺得名譽受損,停止開辦該專業課程。
當然,很多便利也不是“白給”。梁夏透露,對于學費本就不高的東南亞高校,學校和中介的利潤,通常來自于將申請包裝成項目——除了寫文書、提交材料,還幫學生安排住宿,上課期間如有不順還會幫忙與老師溝通等待。“細致全面,相應的收費就貴了,有的甚至超出學費的兩三倍。”
留學熱也吸引了一些投機者,“有不少人專門跑菲律賓開發學校”。梁夏的朋友圈里,有一位正在開發“菲律賓太平洋大學研究院”的“同行”,曾向她拋出過橄欖枝,尋求合作。但有人告訴她:“那人之前開窯子的,絕不能做!”
到底水不水?
很多人選擇去東南亞留學,還抱著一個心態——容易畢業。這種心理,產生于眾所周知的國內博士畢業的高難度。
蔡琰目前是國內某頂級研究院的在讀博士。她的畢業要求中,兩篇小論文需有一篇見刊,若想順利地三年拿到學位,博二期間就要把論文投出去。而大論文若想順利通過,需要經過開題、中期答辯、預答辯、終期答辯共四次答辯。這意味著三年的時間被滿滿當當地“安排”:第一年,上課,寫一篇小論文;第二年,大論文開題,寫第二篇小論文;第三年,完成大論文并找到工作。
“能按部就班走下來算是順利的,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蔡琰說,“所以很多讀博的都心態爆炸。”
實際上,很多在東南亞讀博的人,心態也未必比國內好到哪里去。據極晝工作室報道,一位內蒙古某二本院校的女教師,在馬來西亞排名前五的某大學攻讀教育學博士。她原計劃三年畢業,入學了才發現,“三年根本不可能”,有的甚至讀了十年。若想順利畢業,她也需要完成兩篇小論文,一篇大論文,經過三次答辯。
在東南亞讀博的辛苦,超過許多人的意料。陸婷說,申請公立大學都需要提交研究計劃書,闡明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和所做研究,許多學生根本寫不出來。為此,她拓展了許多高校的人脈,邀請國內高校的老師來輔導這些留學生,以完成一份足以敲開博士大門的研究計劃。
就算研究計劃在輔導下寫出來了,不少學生入讀了之后仍然向她抱怨:“這根本不像外面說的那樣水啊!”
“水不水”,是長久以來圍繞著東南亞留學的討論。
姚興正在國內某頂尖研究所攻讀理科博士,聽到“去東南亞讀博”,他的第一想法是:“東南亞留啥留啊?”在他身邊,幾乎所有人的留學去向都是歐美,東南亞留學實為罕見。
事實上,在國內,確實有學位鄙視鏈的存在。常亮今年在韓國拿到博士學位,剛剛入職某新一線城市普通本科院校任教。在她看來,國內高校圈存在一條學位鄙視鏈:“QS世界200>歐美加澳>港澳地區和日韓>泰國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單就博士來說,QS排名前200的處于鄙視鏈頂端,國內985/211的含金量也較高,泰國菲律賓等東南亞的博士,處于鄙視鏈的底層。”
徐欣在韓國大田大學讀博士,回國之前,她在網上看各高校的宣講會。一所浙江高校的宣講會上,有學生問:“我是泰國的博士,可以投簡歷嗎?”校方“呵呵一笑”,回答道:“韓國泰國的博士太多了,好多人是去搞個學歷啊。”她得到的反饋是,不僅浙江,山東和東北多所高校,也明確說不要東南亞和韓國的博士。
但隨著東南亞留學越發火熱,也有畢業于國內頂尖高校的人,選擇奔赴東南亞。畢茹琛在馬來西亞排名第一的馬來亞大學攻讀博士,目前已是第三年。三年前,和她一起申請的人,有畢業于國內三本和雙非院校的;到了今年,她聽說,有的申請者碩士畢業于國際排名前20的世界名校,發表過3篇論文,雅思分數超過7.0。東南亞大學的申請門檻正在漸漸提高。
“如果有人去東南亞,是因為某個導師很厲害,那不能算水。博士主要看導師,導師如果是業界大牛,學校反而是其次。”姚興表示,“當然,有些一兩年就畢業的博士,含金量可想而知。”
但是,邵陽學校事件,仍然暴露了東南亞留學隱藏的問題。在中國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官網上,登著幾則公告,被點名的高校將被“加強審查”。包括亞當森大學在內的5所菲律賓高等院校,被列入了“加強審查”的名單。
這段時間,來咨詢菲律賓留學的人明顯變得更加謹慎。陸婷說,有的老師來咨詢時,希望中介能提供學校的官網鏈接、專業具體介紹及博導教授的具體信息,“拿回去給學校參考”——這意味著,“學校對教師出國的審查更嚴格了”。
輿論紛擾,陸婷公司的步履卻沒有停下來。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公司新媒體部開了一個會議,討論宣傳的重點是否要調整。在其最新的朋友圈宣傳里,菲律賓某“全日制”碩士項目頻頻出現。宣傳文案寫道:“幾乎不用出國,在職人員也不用辭職,可用中文溝通。”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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