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近日，“江蘇一公司下班檢查手機使用時長”登上微博熱搜。江蘇一網友發文稱自己所在公司發通知，讓人事下班后挨個檢查員工手機使用時長，“這個關系到之后還能不能繼續留公司。近年來，多起公司監視員工的新聞引起過熱議。為防止員工上班時間“摸魚”或泄密，公司安裝監控攝像頭、監測廁所使用時間、軟件使用情況的情況屢見不鮮。

電子監控員工（既有使用攝像機的直接監控，也有通過軟件進行的間接監控）已經成為了一種全球性趨勢。美國《大西洋月刊》資深編輯與撰稿人埃倫·拉佩爾·謝爾（Ellen Ruppel Shell）發現，隨著技術的不斷成熟和成本的不斷下降，從DNA分析到眼球掃描，一系列越來越復雜的設備和技術讓雇主具備了監控能力，也讓對員工的電子監控在大多數行業中迅速發展。在首次出版于2018年的《工作：巨變時代的現狀、挑戰于未來》一書中，她援引一項美國的調查指出，2/3雇主會監控員工訪問了哪些網站，近一半的雇主會監控員工的鍵盤輸入。為了了解員工在工作場合外的行為，12%的雇主會關注他們的個人博客，10%的雇主會關注員工的社交網絡賬號。

雖然涉嫌侵犯員工隱私，但仍然有許多雇主認為監控員工有益且有必要，它的正當性很大一部分源自一種根深蒂固的道德判斷：員工在工作崗位上就應該一心一意工作，偷懶摸魚是可恥的，甚至可以說是在搶劫老板。對工作時間的絕對把控與“員工的時間屬于老板”的觀念息息相關，但這一觀念絕非亙古有之。探究這一觀念的形成史，我們會發現一種在農業社會形成的工作倫理依然在深刻影響著我們，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斷深化。用監控手段敦促員工努力工作看似對雇主有利，但種種研究揭示了，毫無意義的工作和日益嚴苛的監管手段會給雇主和員工帶來雙輸的局面。

01 農業、時鐘、消費主義與工作觀的發明

“你現在的時間是我的，我花錢不是養閑人的！”這是幾乎所有打工人都會在偷懶摸魚時遭遇的道德訓斥——這句話甚至已深入人心到老板無需親自說出口，就足以在許多人心中敲響警鐘。它背后的邏輯是，員工的時間不屬于自己，而屬于支付了工資的老板，員工如果沒有在工作，其實就是在搶劫老板，讓老板支付的費用付諸東流。不過，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醒我們注意，“一個人的時間可以被另一個人買走這個想法事實上相當詭異。”

要追溯這一觀念的源頭，我們或許需要從農業革命談起。從1萬多年前開始，在亞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至少11個不同地方，人們開始種植作物，這標志著人類社會開始從狩獵采集社會轉變為農業社會。在工業革命前漫長的農業社會中，農業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時常跟不上人口增長的腳步，英國人類學家詹姆斯·蘇茲曼（James Suzman）指出，資源的恒久短缺讓人們養成了以神圣化視角看待糧食短缺和未雨綢繆的習慣，這種思維方式也深刻影響著當今經濟生活的組織方式。

同樣重要的是，農業社會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變化也反映在人際關系中。在農業社會中，自然/文化、野生/馴養開始有嚴格區分，人們必須在土地上投入勞動力才能在未來獲得生活必需品，人和自然的關系不再是分享，而是交易。在蘇茲曼看來，農民傾向于將自己與土地的這種“債務關系”擴展到人際關系，他們雖然還會在直系親屬或核心親屬之間相互分享，但除此之外的分享被界定為一種交換，而且常常是不平等的交換。“在農業社會，沒有免費的午餐，每個人都要工作。”

因此我們有充足理由認為，農業革命不僅發明了工作，而且讓“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工作觀深入人心。蘇茲曼指出，在化石燃料能源革命之前，除了少數貴族、富商、將軍和牧師之外，幾乎所有人都相信努力工作和報酬之間存在明確的對應關系。“工作創造價值”的原則在古代歐洲、中東、印度、中世紀基督教、儒家哲學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直到今天，“吃白食”或“躺贏”依然是最能激起人們憤怒和不公感的行為之一。

格雷伯指出，購買他人時間的概念起碼需要經歷兩次觀念跳躍才能形成：首先是把“勞動力”和工作者分離開，即建立勞動力的市場機制；其次是把勞動力倒進統一的“時間容器”中。1967年，英國歷史學家E.P.湯普森就現代時間觀的起源問題發表了《時間、工作紀律和工業資本主義》（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一文。湯普森認為，時鐘和懷表的普及與18世紀末開始的工業革命同步發生，彼此促進。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土地進入工廠，在配備了鐘表的工頭監督下工作，并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將統一工作小時貨幣化理解的時間觀念。人們放棄了“根據執行特定任務的需要而對時間進行組織”，而是開始適應資本主義生產節奏決定的抽象時間。

這種全新的時間觀還帶來了職業道德的變革。馬克斯·韋伯早已指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聯，格雷伯認為，清教徒中的加爾文派禁欲主義中較為激進的分支是這種全新時間觀的極致體現。這種時間觀逐漸滲透進整個基督教世界的中產階級群體，18-19世紀，從英國開始，松散隨意的、忙閑交替的工作方式越來越被認為是一個社會問題。中產階級開始認為，窮人之所以落入貧困的境遇，是因為他們不夠自律，沒有時間觀念。而在另一方面，工人為了爭取改善工作條件（特別是縮短工時），在與工廠主的斗爭過程中也開始采用“工作時間”和“自由時間”的說法，這也潛移默化地加強了一個社會共識，即當工人“進入上班時間”，他們的時間就屬于“買下”其上班時間的老板了。

19世紀末至今，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消費主義的壯大，再一次形塑了工作觀。19世紀90年代，安德魯·卡內基等美國工業巨頭及其經濟與政治盟友開始宣揚“財富福音”：創造財富與繁榮的并非勞動而是資本，當資本“集中”后，在正確人的正確管理下，生產率提高將大大降低商品價格，提高全社會的生活質量。“財富福音”先是成功地說服了美國民眾，然后說服了全世界民眾，使人們逐漸相信繁榮的真正創造者是雇傭者而非廣大被雇傭者，地位的象征不再是生產力，而是消費力。與此同時，管理革命進一步剝奪勞動者的自主性與自尊——由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發明的科學管理法竭盡全力追求效率，工作者成為了機器的延伸，機械地執行工作流程。

當勞動者在工作中被當作機器對待，他們要如何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和目標？在格雷伯看來，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清教主義的復興”，即再度強調“勞動塑造品格”的觀念：

“工作不是為了創造財富，也并非為了照料他人（至少不是主要為了創造財富或照料他人），而是為了實踐自我克制，是世俗生活中的‘剛毛毛衣’，是對歡愉的犧牲，是為了讓我們成為配得上消費主義購買行為的成年人。”

02 “假裝在工作”帶來的精神暴力

如果將勞動者當作機器，將工作視作塑造品格、錘煉自制力的途徑，就難怪一些雇主會認為員工必須被強迫才會好好工作。但格雷伯提醒我們，工作恐怕是人性需求——和過度工作相比，什么都不做或不能做給人造成的傷害才是更深的。德國心理學家卡爾·格魯斯早在1901年就發現，嬰兒在第一次發現自己的所作所為能對這個世界產生可預測的影響時（無論這種影響大小如何、對嬰兒本人有無益處），都會表現得異常開心，此后一代代的心理學家都證實了這一發現，即人類在覺察到自己對周圍環境的影響力時才真正地意識到自身的存在，建立起自我。實驗同時也表明，嬰兒如果先是發現和體會到了影響世界的快感，而后突然被剝奪了這項能力，他們會感到憤怒，拒絕配合，并出現某種緊張性精神癥特征的自我封閉傾向。這種精神狀態被心理學家稱為“失去影響力而引起的心理創傷”（trauma of failed influence）。在格雷伯看來，這正是許多人在職場中備受挫折和精神折磨的原因：

“這種先讓你產生自己有用的錯覺，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經歷，不僅僅是對自尊感的摧毀，還直接動搖了自我意識的根基。一個人一旦停止對世界產生有意義的影響，那這個人就不復存在了。”

2013年，格雷伯應媒體邀請發表了《談談“狗屁工作”現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一文，做出了一個引起軒然大波的論斷：20世紀后半葉至今誕生了無數新行業和新崗位，但激增的工作主要出現在行政領域，它們在事實上對世界的運行并無正面影響（甚至有可能帶來壞處），且工作者本人也認為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這篇文章引發了廣泛討論和爭議，格雷伯繼續深入研究這個話題，最終拓展成《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他在書中援引一些調查數據和他本人的計算得出結論，世界上大約有略超過一半的工作是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而狗屁工作帶來的一個嚴重負面后果就是對工作者的精神暴力。

格雷伯發現，“大量狗屁工作從事者非常困惑于自己的感受，不明白為何這份工作讓自己感到如此一無是處甚至感到抑郁。”如果你的工作本身就已經是狗屁工作了，還要被雇主密切監視，“假裝在工作”使得抑郁甚至屈辱感更甚。這正是“失去影響力而引起的心理創傷”的典型場景，正如格雷伯所言，“工作是有目標的，或者說本該是有目標的。因為你必須在工作，所以你被迫假裝在工作，這種感覺令人備受屈辱。”從事無意義的工作本就讓人沮喪地意識到自己對世界和他人無法產生影響，被迫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假裝工作則是“無意義”的疊加。

這一切都顛覆了我們一直以來被灌輸的對工作的認知，比如愛崗敬業、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在工作中發揮影響力等等，格雷伯援引另一個心理學概念“腳本缺失”來形容這一精神狀態。他指出：

“如今世界上（富裕國家自然包括在內）的大部分人，從小就被教導著要努力工作：工作被認為是他們影響世界的方式，工作獲取的報酬證明了他們的努力，證明了他們的付出是有意義的、是對世界產生了影響的。當有人問你‘你是做什么的’，你立刻會覺得他是在問‘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許多人都談到了，當他們逐漸發現自己的工作其實就是拿錢但不做事的時候，心里會有極大的沮喪感。”

這種“無法引發后果”帶來的痛苦表現在工作者的身心健康與自尊遭受嚴重打擊，讓這個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逐漸走向枯竭。工作者因長時間被毫無意義的工作綁定，其休閑時間通常是碎片化的、難以利用的。有一種說法是，既然我們無法在工作中找到意義，那就在業余時間里自己創造意義吧。但在格雷伯看來，已經被毫無意義的工作擊潰的人其實也很難在生活中奪回自主性了，他甚至認為這是社交媒體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我們大多不再有從事嚴肅智識活動的精力，而是用膚淺的社交網絡來填補空虛。

從最功利的角度來說，監控員工、逼迫員工時時刻刻投入工作，對雇主而言其實也不是一件好事。謝爾援引相關研究指出，監控員工會極大地增加工作壓力，導致員工對工作的疏離，降低他們的工作滿意度，并傳達出“工作的量比質更重要”的觀念。英國人類學家邁克爾·費舍爾（Michael Fischer）和薩利·阿普林（Sally Applin）認為，工作場所的監視將迫使員工根據機器（監控設備）的要求調整自己的行為，這會侵蝕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削弱他們的獨立思考和行動能力。心理學家霍華德·韋斯發現，工作時間內人們大約會有25%-40%的思考與工作無關，但雇主也不應對此反應過度，因為胡思亂想其實是幫助我們補充能量的重要途徑，從長遠來看，這反而有可能會提高工作效率。反之，如果員工意識到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處于監視之中，會感到自己不被信任，其工作效率會降低。“事實上，在工作中‘作弊’的人經常都是為了報復信任的缺失，”謝爾寫道。

格雷伯提醒我們注意，當假裝忙碌沒有意義，人會被緊張感包圍，變得任性和有攻擊性，因此，在沒有價值產生的辦公室里，精神虐待和心理戰往往最容易產生。他認為，當今的職場是社會學家林恩·錢瑟的日常生活施虐受虐狂理論的絕佳運用場景：在明顯權力不對等的環境中，施虐方為了鞏固統治地位不折手段，受虐方為了獲得永遠都無法獲得的認可百般掙扎。但令人尤為心酸的是，職場和SM游戲的關鍵區別在于，身為受虐方的員工沒有一個“安全詞”能叫停虐待游戲。

在生產力和工資同步增長，員工、雇主和政府相信彼此皆有義務保障對方的繁榮與福祉的時代，員工或許曾有過制衡雇主的能力，但自19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改革浪潮逐漸席卷全球以來，員工和雇主之間的權力關系發生了轉變，員工再難對雇主喊停，因為這意味著一個退出雇傭關系、朝不保夕的危險前景。在經濟下行、工作不穩定性進一步上升的當下，保住工作的重要性變得空前之高，抱怨工作無意義、假裝在工作無意義或許是一種“矯情”，但我們至少應該記住，一個能促進社會中大多數人福祉的職場環境可以是怎樣的。

參考資料：

[美]大衛·格雷伯.《毫無意義的工作》.中信出版集團.2022.

[美]埃倫·拉佩爾·謝爾.《工作：巨變時代的現狀、挑戰與未來》.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1.

[英]詹姆斯·蘇茲曼.《工作的意義：從史前到未來的人類變革》.中信出版集團.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