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小魁

編輯 | 黃月

極限飛盤與足球爭奪場地，不應成為問題卻成了問題。球迷對飛盤玩家有諸多污名，譬如“飛盤媛”，并質疑運動的合法性，甚至掛出大標語：“足球場內，飛盤與狗不得入內。”飛盤玩家直指球迷對飛盤的偏見和污名，尤其是對于女性飛盤玩家。

在任何國家，幾乎都難以出現足球與飛盤之爭。在美國，極限飛盤與足球無法撼動四大職業體育聯盟；在歐洲，足球社區性極高，與民眾綁定緊密，飛盤近不了足球之身。在中國，足球相對小眾，普及不及籃球，公共球場頗為緊俏；近期極限飛盤突然升騰起不少熱度，同樣面臨著運動場地的短缺。

看起來是一個體育問題，牽及的是歷史與社會。在足球與極限飛盤場地之爭背后，我們也能以管窺豹，看到歐洲足球與美國體育觀念上的差異、商品美學之下的主流與反叛話語，以及飛盤所反映出白領的自我身份塑造與認同。

01 足球文化：是民俗還是秀場？

現代足球是英國工業文明的產物，其發明與傳播走的基本也是工業之路。凡工業所到之處，足球依存于社區，在工人階級中生根。英格蘭的足球最為極端，大不列顛去工業化已數十年，以英超成立為起點，資本全球化也有二三十年，但調查2002年、2006年幫助英格蘭打入世界杯的球員，工人階級家庭出身仍占多數，只有15%的球員算是出身中產階級。

隨著全球化深入與全球移民持續，歐洲球隊工人階級屬性已越來越弱，這是大的趨勢，但足球的社區性卻從未失去。就在去年4月，皇家馬德里主席弗洛倫蒂諾牽頭，與其他11家歐洲豪門足球俱樂部成立了歐洲超級聯賽（歐超）。這是一次對現有足球格局的“造反”，僅僅48小時，六家英超球隊退出，歐超停擺，“兩日維新”化為笑談。失敗得如此迅速，一個無法忽略的原因是英格蘭球迷大規模的游行抗議，英超俱樂部的老板被敲醒，認識到本地球迷之于球隊依然有相當的主體地位，尚沒有被資本完全包養。事態之極端，在歐超創始俱樂部的意料之外，足壇梟雄弗洛倫蒂諾至今不承認失敗，還在念叨足球有了危機，年輕人沉迷于電子游戲，歐超是拯救足球的必要舉措。

弗洛倫蒂諾說的危機的確部分存在，但他不可能不知道，歐超動搖的不僅是歐足聯的利益，更是歐洲百年足球傳統。除了歐洲足球的社區性，還有升降級，這是足球運動的公平性與開放性，這兩點正是歐洲的足球精神，是區別于美國四大聯盟為代表的最為顯著的特點。相較于歐洲足球，中國足球的社區性也很微弱，有一定話題度，實際參與不高。

歐洲足球是歐洲人的民俗，是歐洲最為強大的文化產品——在世界上有著統一的規則，有著傳播最廣泛的群眾基礎，恐怕這是任何宗教或團體都無法做到的事情。歐超學的卻是美國體育的封閉性、非社區性。國人最熟悉美國的NBA（美國職業籃球聯賽）就是如此，無升降級，與社區連接并不密切，美國人也更多把運動理解為game（游戲）非match。

美國體育是一場秀，英雄崇拜與商業捆綁，強調團隊精神，突出個人主義，商業主導一切。美國的橄欖球、棒球、籃球、冰上曲棍球，包括近些年開始的美國極限飛盤職業聯盟（AUDL），在某種程度上都仿佛美國人的shopping mall，提供的是福特制下大生產的商品美學。

一般而言，極限飛盤始于1968年，哥倫比亞高中的學生喬·西佛借鑒了美式足球的玩法，重新設計飛盤運動，草創了規則，起了名字，次年還舉辦了一場比賽，這被認為是極限飛盤運動的第一場比賽。此前，美國人只把飛盤當作一種玩具，叫法千奇百怪，飛碟或冥王星盤，玩法也多種多樣，比如飛盤高爾夫、飛盤勇氣賽。其時Wham-O玩具公司一直想推廣飛盤，做過很多營銷嘗試，比如和家庭綁定、表現中產階級生活，卻始終不得法，飛盤游戲不溫不火。

時代使然，飛盤與嬉皮士運動不期而遇，這項反傳統、反運動的運動與嬉皮士結合，掀起一場激進的反文化運動。飛盤嵌于1960年代中，成為反叛的工具，與搖滾一樣映射著那個時代的精神。

嬉皮士開著大巴，穿越美國，扔出了飛盤，傳播著這一游戲。喬·西佛正是在1968年的一次夏令營中學習了飛盤，他能回到學校迅速推廣這一運動，一個重要原因是極限飛盤迎上了電視時代，中產階級的孩子們早已從電視上看到飛盤，心里種下認同。

02 足球與飛盤：從反叛到主流的相似道路

本質雖有不同，足球與極限飛盤的發展路徑卻異曲同工。

足球最初由社會上層的公學改造，成為公學學生反抗保守，追求自由，用對抗、粗野揮灑荷爾蒙的運動。當足球成為工人階級的運動，英國上層社會包括知識分子從不回避對足球的漠視甚至敵視。時代向前，改變在一點點地發生。電視媒介的出現改變了足球生態，除了撒切爾夫人還在恐懼足球并習慣性地打壓，知識階層早已接受并開始思考足球。90年代初，英超叛逃出較低等級的聯賽，宣告成立，全球資本時代到來。尚是少年的威廉王子好奇地走進了維拉公園球場，并在其后成為阿斯頓維拉的球迷。

上層社會和知識階層對足球遲到的興趣和擁抱，說明了從電視時代開始，尤以互聯網技術的崛起，已在經濟方式、社會領域徹底重組、重構了商品、資本以及亞文化群。

媒介學者麥克盧漢稱電視為冷媒介，突出特征是參與性與包容性。電視圖像對社會的描述清晰度遠超紙媒，它強化了感性與共情，把年輕人的反叛、游戲、表演都放在了一張屏幕上，也因此淡化了極限飛盤的反叛特性，使其更接近于一種成年人的娛樂。Wham-O玩具公司是極限飛盤主流化的幕后推手，后來還主導成立了國際飛盤協會（IFA）并藏身其后。70年代，極限飛盤已搭建完成自己的游戲規則，把游戲精神寫進了這項運動。此時為之背書的是中產階級，或是長大了的中產階級的孩子。

極限飛盤一度被稱為美國“第五大運動”，非主流和反叛是它的基因，它是無身體碰撞的對抗型競技運動，男女可以同場競技，最顯著的一點是不設置裁判——比賽中出現爭議，隊員就在賽場上協商解決。在幾乎所有的競技運動中，尤其是對抗性強的足球、籃球、橄欖球等，裁判是比賽的權威和決斷者，是比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也是球迷、隊員人人喊打的角色。麥克盧漢洞悉了觀眾在運動中的參與性與儀式性，指出裁判只是非理性苛求和辱罵的對象：“在競爭激烈的工業世界里，博弈的目標或功能是激動，而不是樂趣。”在此意義上，一個可能不足夠恰當的類比是，極限飛盤呈現出的是商務協作精神，映射出了某種辦公室圖景。

當下，極限飛盤正申請進入奧運賽場。奧運會要求裁判的存在，極限飛盤不會成為例外，讓裁判（以其他身份出現）參與到比賽之中也就成了必須妥協的事情（現在已有極限飛盤俱樂部選擇如此）。如果有一天極限飛盤接受了裁判，出現在奧運賽場上，也即意味著它接受了標準化的改造，徹底拋卻反叛符號，加入主流。

03 白領：飛盤何以成為文化資本與社交貨幣

介紹足球與飛盤，是想找到這兩項運動的根本屬性，它們雖歸屬于不同的文化，但曾攜帶著相同的符號，本不應出現中國場域中那樣的爭吵。爭端的出現，首先說明極限飛盤已成為一種新興的戶外運動選擇，其次這種爭端無關職業體育（中國足球已職業化30年，中國極限飛盤尚未職業化），主要集中于民眾的戶外運動選擇上，公共場所缺失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從職業層面看，更容易接受飛盤文化的城市年輕群體與白領交集最大。以社會學家萊特·米爾斯的定義，白領以專業技術人員、經理階層、學校教師和辦公室工作人員為主，也可喚作“新式中產階級”。以職業來劃分群體相對簡單，也容易接受。在早期的定義里，中產階級帶有政治意蘊——在貴族與農民兩大階層中間，基本是中間等級，指代正在興起的市民階層。

為避免概念與現實沖突，考慮到年齡等因素，在中國，我們姑且優先將這一群體概括稱作白領，在米爾斯的概念里與“新式中產階級”為同一所指。關于“重新命名”的把戲，《中產階級的孩子們》一書作者程巍有過論述——中產階級替換了資產階級，白領是米爾斯的修辭技巧：

“試圖把一組等級制概念（知識階層與勞動大眾，或者腦力與體力）暗中轉換為一組科層制概念，從而不使人產生政治聯想。……‘白領’和‘藍領’使身份概念外在化或表面化了，它們很難使人聯想到不同的社會階層及其階級意識，而是聯想到顏色和汗腺。”

在中國30年的市場經濟發展之下，新的文化形態正在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似乎也在建立之中。單調的工作和格子間的循規蹈矩，使得戶外成為白領的療愈方式之一，哪怕時間短暫，身體運動加上清新空氣，都足以喚醒因為久坐而僵化的軀體和心靈。露營、探險、沖浪日益變得常見，極限飛盤也正躋身進入白領運動套餐，它更多考慮了城市中的青年單身男女，既彰顯生活品位，也滿足社交需求。

極限飛盤方興未艾，具體走向還需觀察，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全球化的商品美學召喚之下，白領的選擇不斷增加——去探險，去攀巖，去往最偏遠、最貧窮的地方，腳步所到之地是商品美學所及之處。商業的強勢話語裹挾一切，不同于殖民時代和資本主義大生產，商品美學受到多元主義價值觀加持，刻意地保持（強調）與他者的不同。

從嬉皮士的手中接過極限飛盤的是化身為中產階級的雅皮士，接到飛盤，傳出飛盤，就在朋友圈中注明了自己的身份，恰如穿上一件品牌服裝。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曾有論述，我們的生活方式具有深刻的社會性，它是我們想成為什么樣人的標志，同時也表明了我們不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我們在社交圈里轉來轉去，這些社交圈將我們與一些人區隔開來，又使我們與另一些人聯結在一起。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接著做了歸納，將其闡釋為“文化資本”。

現階段，極限飛盤與白領身份綁定，選擇性不多大概是原因之一，畢竟能同時滿足戶外集體運動、易上手、男女同場競技這些條件的運動少之又少。相較于規則更為復雜，對技戰術要求更多的足球，飛盤更能滿足白領高參與度的要求。作為中國的“新興”文化產品，極限飛盤也更符合白領對時代流行元素的追求。

福特制大生產下，商品美學延伸到生活方式，“生活應該成為美學項目”正在成為一種信條。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教授沃爾夫岡·豪格說，在商標主體化后，資本只需培養消費者。當戶外生活方式成為年輕人之間一種相互認同的語言，資本會培養更多的人參與到戶外運動，參與到玩極限飛盤中。對它的敵視還會暫時存在，也許一直會持續到極限飛盤不再“新興”，漸漸融入到了大眾生活之中，不再是資本特別關注的項目。

傳播媒介孵化出了文化快消品和健康、休閑、娛樂的生活方式，擁抱和撫慰了焦慮的群體。站在時代消費的前端，極限飛盤是城市白領剛剛購買的精神快消品，足球則為各個階層提供了精神宣泄口。有時難免懷疑，那個數十年也未在中國真正扎根的足球運動，槽點滿滿，許是天然地否決了白領的親近；極限飛盤沒有那么多負擔，幾乎以空降之姿到了城市，填補了年輕白領幾近真空的戶外精神。如果說過去足球沒有伴隨中國經濟崛起帶給國人以自豪感，說不定，極限飛盤也可以累積更廣泛的群眾基礎，而形成新的形象與驕傲的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