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徐晴

編輯|金匝

運營|月彌

豆瓣的“大學后悔學醫”小組，有2.3萬余人加入，規培是他們討論的高頻詞匯。他們自嘲為“醫療廢物”，在規培中付出瑣碎、重復、高強度的勞動，拿著微薄的薪水，也難以學到真正的技能。

退出

28歲的阿米娜一直在猶豫：要不要退出規培，從此不做醫生了？

這個想法就像偶然跳進她鞋子里的一顆小石子，每走一步，都會磨到腳。

第一次有這種想法是3年前，她讀完臨床醫學本科，去烏魯木齊一家醫院的婦產科規培。規培，即“住院醫師規范培訓制度”，這是所有想要從事臨床醫學的醫學生們的必經之路。畢業后，阿米娜沒有直接參加工作，而是以規培生的身份，在不同科室輪轉，接受系統的臨床訓練，時間是36個月。

原本，阿米娜有畢業后結婚的打算，但實在太忙了，規培生一天要在醫院工作十多個小時，沒有周末，還要值夜班，根本擠不出時間籌備婚禮。實在沒辦法，她想到醫院有個“獻血假”，獻了200ml之后，她獲得了7天寶貴的假期。

第二次是急性闌尾炎發作的時候，同事告訴她，得做個手術切除闌尾。她第一反應是看了一眼銀行卡余額，3000塊的規培工資，還完當月的房貸，只剩下幾百塊錢，最終，是爸爸給她出了手術費。那些天，阿米娜很內疚，“快30歲的人了，還得向父母伸手要錢”。

第三次動念頭，是她意外懷孕了，因為身體虛弱和長期疲憊，胚胎在11周時沒了心跳。她在科室暈倒，帶教老師給她做了流產手術。躺在病房里，她聽到老師們議論：一個規培生，結什么婚？生什么孩子？那一刻，她覺得無比委屈，眼淚流了下來。

和阿米娜一樣，在規培的3年里，學醫的年輕人會從事高強度的工作，拿著不匹配的收入，還需面對不對等的權力關系——退培的理由很多，但對阿米娜來說，又很難最終做出這個決定。因為一旦退培，就代表著一個醫學生要放棄過去長達5-8年的努力，再也做不了醫生，這是巨大的沉沒成本。

在廣西桂林，王凱就真走到了退培這一步。

畢業后，他直接進入當地一家醫院工作，成為住院醫師。3年后，醫院要求他去別的醫院參加規培，36個月的規培時間，他撐到第8個月，決定退培。回來后，大半年沒見的同事疑惑得很：“怎么退培了？”潛臺詞是：學醫的人都能堅持下來，你怎么沒有？他也不知該怎么解釋。

這8個月，王凱在委培醫院的多個科室輪轉，換來一個月2400元、共計19200元的規培薪資，這些錢在退培時全部還給了委培醫院。更深層的損失，是他的職業可能性：原醫院規定，拿到規培證書才可以考中級職稱，這是王凱成為主治醫師的必經之路。

但王凱不后悔。他今年30歲，未婚，房子買在縣城，是父母出的首付。規培的這段時間，他像掉進一個黑洞，社會時鐘徹底停滯，還不起房貸，靠家里的幫助才能維持生活。在親戚眼中，周圍30歲的人早已成家立業，他卻跟沒畢業的學生差不多。

他開始害怕過年，害怕親戚們聚在一起吃飯，討論誰的兒子在南寧買了房，誰的女兒年入數十萬，大家的眼光投向他，他的臉會難以控制地微微發燙，想找個借口逃離，又害怕被看出來，戰戰兢兢地吃完這頓飯。辦完退培手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輕松，走出醫院，覺得外面的天好像都更藍了一些。

退出規培的年輕人不是孤例。豆瓣的“大學后悔學醫”小組，有2.3萬余人加入，規培是他們討論的高頻詞匯。他們自嘲為“醫療廢物”，像阿米娜和王凱一樣，他們在規培中付出瑣碎、重復、高強度的勞動，拿著微薄的薪水，也難以學到真正的技能。

經歷規培之后，他們中有些人，“失去了對醫學的熱情”。

 圖 / 大學后悔學醫小組

螞蟻和陀螺

走上學醫這條路，和阿米娜的經歷有關。

高中時，爺爺得了胃癌，當時她們一家人還生活在小縣城，醫療水平有限，每次做手術和復查，都要到烏魯木齊的醫院掛號、排隊，一通折騰，就此，阿米娜體會到一個家庭看病的難處，也認可了醫生這個職業的價值。

臨近畢業時，阿米娜也設想過：通過規培，她能掌握對應科室基礎病和多發病的診療技巧，從學生成長為獨當一面的臨床醫生，但親身經歷后才發現，“并不是這么回事”。

規培的大部分時間里，她做的是一些和診療技巧無關的工作：查新出來的化驗單、主任查房時做匯報、補充醫囑、給病人開新的檢查、與家屬談話簽署手術同意書、做術前準備、交代患者今天的治療……

她覺得自己像一只螞蟻，如果誰開了上帝視角，準能看到她在醫院里來回奔跑的軌跡。這些軌跡太過瑣碎，又十分相似，一天下來，她甚至不記得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規培開始后，柳心也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只陀螺。

他的生活里只剩下一個字：轉。在不同的科室里輪轉，在學術研究和醫院工作之間打轉，在一個又一個考試中輾轉。“轉”成了一個常用詞，走在醫院里跟同學打個照面，“你在哪兒轉呢？”就像北京人問“您吃了嗎”一樣自然。

科室幾乎每天都有手術，他的任務是幫忙扶住工具或是清理雜物。有一次，他早上8點進手術室，第二天凌晨4點才出來。那是一臺涉及多個科室的大手術，幾個主治醫師“你方唱罷我登場”，他作為助手，全程沒怎么休息，走出手術室的時候，他發覺腿全麻了，差點摔跪在地上。

作為一名專碩研究生，他甚至要轉得更快一些，并不富裕的時間，還要擠出來一些留給科研。醫院的下班時間是柳心的研究開始的時間，預約好實驗室，等一個有用的數據，通常要到凌晨。等走出實驗室，天黑透了，燈都熄了，柳心披著夜色回宿舍，簡單洗漱之后睡下，幾個小時后，再開始第二天的“轉”。

醫院也是一個小社會，時間久了，不是真正醫生的規培生，發現了自己在這個小社會中所處的層級：科室里過節發的購物券，沒有規培生的份；醫生們人手一個免費用的儲物柜，規培生得交100塊押金；醫用電梯不給規培生用，電梯阿姨只認本院的住院醫生；晚上值夜班，有病人呼叫醫生，護士先把規培生喊起來，規培生解決不了，再去喊主治醫生；阿米娜所在的醫院，甚至不允許規培生在值班室睡覺，有幾次她太累了，只能穿著手術衣在婦產科的產床上打盹。

幾乎每個規培生都曾有過幫帶教老師取快遞、外賣、跑腿、值夜班的經歷。阿米娜的帶教老師經常塞給她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自家親戚需要的各種藥品名，讓她去買藥的窗口排隊，一排就是半小時。疫情期間，一些醫院的規培生們也會被當作醫生，優先抽調出去做核酸檢測志愿者。

為了盈利，醫院會考核“翻床率”，在更少的時間里接納更多的病人，這些壓力落在了規培生頭上，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規培的于朦朧，常常要去勸說病人提前出院。時間久了，他有一個疑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工作？看起來像醫生，又不像醫生，準確來說，是一個服務員。

 圖 / 《善良醫生》劇照

錯位

除去疲憊，規培生常常用來自嘲的還有收入：干著服務員的工作，拿著不如服務員的薪水。

阿米娜有同感。她所在的醫院，一位正式醫生的工資是6000元左右，作為規培生的她，工資只有他們的一半，3000元。

參加規培的第三年，阿米娜第二次懷孕，孩子出生，壓力撲面而來。丈夫在事業單位工作，每個月薪水5000元，兩人的收入得用來還貸，負擔孩子的各類花銷，以及一家三口的衣食住行，勉強夠用，可一旦孩子生病，又得向父母借錢。阿米娜開始學著省錢，甚至在1688上給孩子買衣服。

王凱是在工作三年之后才開始規培的。之前他在桂林的醫院工作，薪水有7000元左右，除去房貸和日常花銷，還能有盈余，賬戶余額每個月都是正增長。規培之后，收入降了三分之二，要靠動用存款才能生活。

規培生張森在一個東部二線城市的三甲醫院，每個月的補貼更少，只有500元，加上研究生補助，一共1100元。他在醫院附近租的房子，租金就超過了1000元，幾乎每個月都要向父母申請支援。

他身邊還有不少家境普通的同學，租不起房，只能住在醫院安排的8人間宿舍。規培的醫院有多個院區，相互之間隔了三十多公里，到另一個院區的科室輪轉時，想要準時上班，乘公交、地鐵是來不及的，只能每天早上6點起來，湊四個人后拼車到醫院，時間長了，大家互相調侃，“貸款來上班”。

規培生收入過低是共識。2020年，丁香園曾對3020名規培醫生進行過一次調查，發現近三成規培醫生（27.5%）表示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其中8%的人表示規培期間“沒有收入”，每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上的占32.3%。

國內自2013年建立起規培制度，就規定了中央財政資金的標準為3萬元/人·年，其余要靠不同省份自己來補助，以及各個醫院不同科室的獎金補充。一些偏遠地區的省份，補助只有0.33萬元，平均到每個月，只有275元。在北京，于朦朧一個月可以拿到共計9000多元的薪資，但在桂林，王凱只能拿到2400元。

即便都是一線城市，補貼也不在一個量級。幾天前，柳心的科室來了一位上海的師姐，剛來就問大家怎么報稅。柳心懵了，報稅？報什么稅？這個詞好像離自己很遙遠。他寬慰師姐，放心，你來了這里就不用報稅了，錢太少，不需要報。

工作之前，醫學生們對這個職業有著共同的想象：穩定、體面、光鮮，工資豐厚，社會地位也高。但現實是，在經歷長達5-8年的學習之后，至少在規培的3年里，他們的收入與教育成本、工作付出常常不成正比。

王凱常常感覺到，收入的尷尬，最直接的是帶來了身份的錯位：已到而立之年的自己，好像既不是學生，也不是醫生。規培之前，他跟關系最好的幾個朋友去了泰國，大家騎摩托車在海邊兜風，風迎面吹來，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有光明的未來。但現在，有的朋友在醫保局工作，有的做建筑工程賺到了第一桶金，還有的組建了家庭，生了小孩，過上安穩的生活，只有他，還得靠父母撿起他丟下的接力棒，替他還房貸。他難以融入朋友們的聊天，大家談起工作、收入、家庭，他能做的只有沉默。

豆豆也對這種錯位感同身受。參加規培這一年，她的社會年齡是25歲，別人對她的期待也是一個成年人，她需要參與社會生活，朋友結婚了要給份子錢，父母生日也該送禮物，但事實上，她的經濟水平還停留在17歲，這些看似理所應當的事情，她根本負擔不起。

“朋友計劃一起去旅游，你拒了，因為沒錢；想換個電腦，只能憋著，因為沒錢；連日常聚餐都不敢去多了，本來就少的補貼，吃兩次沒了，剩下的日子還要活呢，更別說買房、結婚這種大消費。”這份窮，不只是作用于生活，更造成一種人生遺憾：“遺憾在這二十多歲的青春里，能自由支配的時間和金錢是那么的匱乏，能做出的選擇是那么的有限。”

圖 / 《On Call 36小時》

變形

拋開工作強度和微薄收入，阿米娜最在意的，是規培的三年里，沒有收獲多少真的技能。

這三年，醫院幾乎所有的大手術，都由外地來的援疆醫生做。在手術臺上，援疆醫生主刀，阿米娜的帶教老師是第一助手，站在主刀左邊，幫忙縫合傷口，阿米娜是第二助手，站在主刀右面，幫忙扶器械，兩個人面面相覷。別說重大手術，連腹腔鏡這樣的昂貴器械，也是不允許身為規培生的阿米娜使用的。

今年夏天，阿米娜去找工作，一家醫院的主任上來就問，會不會做手術？會不會單獨做人流？剖宮產呢？阿米娜小聲回答，沒有試過。主任意味深長地看了她一眼，讓她把簡歷交給人事處，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更多的帶教老師，只會讓規培生們幫忙縫一下針、打一個結，做最簡單的操作。于朦朧有一次鼓起勇氣，說自己想嘗試深度傷口的縫合，帶教老師皺起了眉頭：“這個出血以后就不好弄了，也沒法跟家屬溝通。”——帶教老師也害怕醫鬧。

規培即將結束，于朦朧心里有一些“不舍”，他覺得自己“有些東西還沒有完全掌握”，唯獨病歷，寫得可熟練了，“但從能力來說的話，其實我沒有完全的把握勝任醫生這個職業，回去（原單位）以后，還得有老大夫來告訴我應該怎么做”。

規培生學不到真正的技能，受傷害最大的還是病人。帶教老師會讓張森給病人開藥，因為剛上手，用量上他常常把握不好。原本以為，帶教老師或是上級大夫會檢查一遍藥方再交給病人，但實際上，他發現沒有這個流程，有時候，他自己都會覺得后怕——開錯藥了怎么辦？他甚至覺得，糟糕的規培經歷，容易把規培生變成最討厭的那一類醫生，再去繼續壓榨下一屆的規培生。

從2013年《關于建立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的指導意見》頒布至今，9年時間里，我國公布的三批規培基地，數量超過了1000個，一些沒有規培資質的醫院也在其中渾水摸魚，開展“規培”。

今年年初，小敏來到在四川某個縣城的一家三乙醫院面試護士崗位，負責人讓她先在醫院“規培”一年。小敏和許多“規培生”一起干著護士的工作，一個月的薪資是1200元，醫院里的正職護士們，每天在科室里刷短視頻，薪水是“規培生”的三倍。幾個月之后她才知道，在這里，根本拿不到國家承認的規培結業證書，也不一定能留下來工作。

一些醫學生，因為規培的變形而離開這個行業。

阿米娜這一屆，一共有6個規培生，有兩個接受不了工作強度，心理壓力大，最終退培。在疲憊又難挨的日子里，幾乎每個規培生的手機里都有個日歷，用來倒數計時：距離規培結束還有XXX天。至于阿米娜本人，用了“解脫”這個詞形容規培結束的那一天，她當時幾乎是逃跑一般離開了醫院，連水杯這樣的日用品都沒拿回來，“再也不想看到那些東西了”。

一天，一位朋友跟阿米娜聊天，說自己在法院做書記員，早上10點上班，下午6:30下班，中午休息兩小時，食堂免費，周末雙休，一年有30天年假，每個月薪水4000多元。阿米娜默默地想：“如果法院還招書記員，我一定會去。”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