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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屏幕的詛咒如何生效?從電影《咒》談恐怖片的媒介變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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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屏幕的詛咒如何生效?從電影《咒》談恐怖片的媒介變遷史

我們為什么會害怕來自屏幕另一邊的虛假詛咒?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乎導演的個人執念,也可以揭示出恐怖片的媒介變遷史。

《咒》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今年3月于中國臺灣地區上映的恐怖片《咒》在前不久于Netflix播出。偽紀錄片形式+民俗主題的亞洲恐怖片在近幾年頗受關注,《咒》一經播出就迅速引起熱議。然而,人們津津樂道的并不是劇情的好壞,而是它的“晦氣”程度——這和影片的情節設置有關,片中的母親李若男為了拯救女兒不受邪靈侵擾,錄下視頻讓觀眾念八字咒語為她祈福,但觀眾最后才發現祝福其實是詛咒,李若男的目的在于讓更多人分擔并稀釋女兒的厄運。

導演柯孟融曾在采訪中坦言,這部影片的本質就是一封(給觀眾的)詛咒信,要“拍到讓全世界永遠記得我”。與2021年下半年另一部重要的恐怖片、溫子仁的《致命感應》相比,柯孟融的孤注一擲更加明顯。溫子仁已經久負盛名,高預算和資方的期待也無形中要求電影更符合大眾胃口,但是柯孟融自從第一部恐怖短片《鬼印》在網絡上爆紅之后,其他作品都反響平平,這也注定了《咒》只能走一鳴驚人的路線,并不惜付出冒犯觀眾的代價。

《咒》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就結果來說,以低預算拍出高票房的《咒》當然成功,但片中赤裸裸的“惡意”也引來一片討伐,該片豆瓣評分直降到6.9。也有豆瓣網友認為,這種應激反應暴露出了一部分觀眾本就薄弱的觀影基礎,類似的“晦氣”橋段在其他恐怖電影其實十分常見,觀看恐怖片就是要做好接受冒犯的準備,比如泰國片《厲鬼將映》里主角看盜版電影后慘死的情節冒犯了所有看盜版的人,日本怨靈片《殘穢》中的一句“說者見鬼,聽者見鬼”也讓觀眾不禁懷疑自己身上是不是也粘上了臟東西。

不過,這些故事大都發生在影片內部,導演的“惡意”也通常比較委婉。雖然打破“第四面墻”、玩弄觀眾并間接探討暴力等現實議題的影片也有很多,但直接給觀眾下咒的恐怖片可以說是絕對罕見。本文想要辨析的問題是,這一詛咒是如何跨過屏幕生效的?換言之,我們為什么會害怕來自屏幕另一邊的虛假詛咒?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乎導演的個人執念,也可以揭示出恐怖片的媒介變遷史。

媒介恐怖片:于無形處顯影的幽靈

觀影經驗豐富的觀眾會發現,雖然《咒》用了本土民俗作為主要驚嚇元素,但故事走向與慣常的中國臺灣地區恐怖片無異,并繼承了日式的“現代都市怪談”,也就是借電視屏幕、手機鈴聲等現代媒體讓幽靈現身,并把厄運傳遞給下一個人。柯孟融也數次在采訪中提到,《午夜兇鈴》和《鬼來電》都極大地影響了自己的觀影旨趣,所以從這層意義來說,《咒》只不過是比這些影片多走了一步,將詛咒轉交給了觀眾而已。

《鬼來電》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這類“媒介恐怖片”緣起于日本電影工業的轉型。20世紀70-90年代,正值日本電影工業從制片廠體系向獨立制片轉變的時刻,大電影公司的演員專屬制度瀕臨崩潰,演員們不得不另謀出路,許多導演也成為了獨立電影人,他們一方面需要大公司的資金贊助,另一方面則在獨立工作室內創作電影。同時,電影開始以DVD等多媒體格式發行,不再局限于單一的影院放映方式。正如電影研究者Tom Mes和Jasper Sharp所說,這些新電影人的電影哲學與舊時期完全不同,他們自知已經沒有什么好失去的了,所以才能盡情發揮,創作出全新類型的作品。

于是,這一劇烈的轉變直接導致了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日本恐怖電影《女優靈》的誕生。影片中首次出現了存在于舊膠片中的女鬼形象,長發飄飄面色蒼白的造型也被看成是貞子的前身。電影文化研究者王飛在分析日本恐怖片時認為,女幽靈借膠片還魂,是明星制度的崩解給演員個人造成的迫害的隱喻;但如果說這一時期還停留在對舊時代的懷舊,那么《午夜兇鈴》則正式開啟了“怨靈”的現代媒介敘事,只要有人不幸觀看了那盤怪異的錄像帶,就會立馬接到無名電話,并被告知只有一星期的活命時間,錄像帶被不斷復刻,就總會有人不斷死去。類似的故事在后來的《咒怨》《鬼來電》中一再重演,并全面征用了家用監控顯示器、電話或手機等日常媒介,帶給人恐懼近在身邊的感受。

所謂的“媒介恐怖”并非日本獨創,斯坦福大學從事電影與媒體研究的學者沙恩·鄧森就曾指出,恐怖片經常利用媒體歷史性轉變的迷失作為情感驅動力,并把新舊時期之間的不安顯影為“幽靈”。比如,20世紀30年代初期,在無聲電影向有聲電影過渡的同一時期,恐怖片這一類型也被固化了下來,這并非偶然的巧合。當觀眾還在努力適應有聲電影塑造的新現實,1931年的《德古拉》和《弗蘭肯斯坦》就給觀眾留下了一種揮之不去的印象,即銀幕上說話的都是像吸血鬼那樣的幽靈或怪物。

《弗蘭肯斯坦》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在90年代初,當新視頻技術在生活中變得越來越普及,第一部取得商業成功的偽紀錄片《女巫布萊爾》通過混淆影片中的攝像機和實際拍攝時使用的攝像機,說明了這種普及可能造成的認知危機。而當拍視頻不再神奇、偽紀錄片也淪為庸俗常見的手段時,市場上又出現了完全摒棄攝像機的“桌面恐怖片”。《解除好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影片直接用蘋果電腦的桌面作為取景框,呈現了一個社交媒體時代關于網絡霸凌的故事。一開場就出現了一個貌似遭遇故障的環球影業標志,這直接削弱了觀眾對圖像的信任;主角在電腦中毒后便猝然死去的情節,則喚起了人們點擊惡意下載鏈接后可能經歷的不確定和失控感。

可以說,媒介的變遷史也相當于幽靈的“搬家史”,無形的鬼魂棲居于人們的磁帶和DVD之中,最終進入網絡,成為了病毒的另一個代名詞。

《解除好友》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咒》:對觀眾的詛咒如何揭示出網絡視頻帶來的暴力與不安?

與上述影片相比,《咒》的情況又是怎樣呢?從表面上看,它采用的偽紀錄片形式以及看完錄像就中邪身亡的設定都頗為常見。但是,真正令人心有余悸的是結尾處的反轉,是“我竟然被迫參與了這場邪教儀式”的震驚和困惑,觀眾發現自己無法繼續做冷靜的旁觀者,而成為了影像空間中的行動者之一。它也帶來了這樣一種感覺,即看恐怖片再也不能像坐過山車那樣可以全然地享受恐懼,因為過山車的安全帶已經開始松動了。

令這種恐懼和困惑成為可能的,是我們與媒介的關系中透露出的不安氣息。現如今,錄像帶不再需要復制才能轉交給下一個人,《午夜兇鈴》式的閉環敘事也不起作用了。視頻傳播的過程已經脫離了創作者的控制,它可以被即時上傳或者通過直播被所有人看到,這導致觀眾可以肆意地與播主進行互動、發出評論,也可以自行下載視頻,并做出各種二次創作,甚至通過分析拍攝環境的蛛絲馬跡人肉出對方住址也是常有的事。哲學家韓炳哲在著作《在群中》就批評過這類毫無距離感的觀看,他提出,公眾性的前提之一是對隱私保持尊重,然而“世界所充斥的是一種徹底的無距離感:私密被展覽,隱私被公開”。

在這樣的環境中,創作者被置于一種脆弱的境地,而無時無刻不在接收新信息的觀眾也需要承受更多信息污染。雙方的角色經常互換,也時常互相施加暴力,在《咒》的故事里,李若男詛咒觀眾的做法就屬于這樣的暴力。

在影片開頭,李若男先是用私人影像的方式,構建了一個似乎只屬于自己和女兒朵朵的“新生活日記”,鏡頭對準了剛從保育園接回來的朵朵的臉、擺滿洋娃娃的小房間,這讓觀眾放松警惕,畢竟在我們的記憶中,家庭影像是溫馨友愛的,而且只能被有限的幾個人看到。但是我們忘記了,在短視頻時代,即使是家庭影像也可以傳播到世界的任意角落,而李若男在片中的設定就是一名視頻博主,她深諳錄制和剪輯的技術,也知道怎樣能讓觀眾相信故事構建的邏輯。所以,就在觀眾已經對她的母愛說辭深信不疑,也對偽紀錄片免疫的同時,詛咒刺破屏幕的瞬間才顯得格外“晦氣”,效果幾乎不亞于當年貞子爬出電視的一幕。

《咒》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在分析影片《午夜兇鈴》時,王飛還曾經指出,促使恐怖發生的并不是錄像本身,而是“觀看錄像”的欲望,這種欲望可能會反噬觀看的人,女記者淺川玲子就是為了查清錄像帶的真相而展開調查,繼而遭受厄運的。

在完全的字面意義上,《咒》的結局也同樣利用了這類觀看欲。李若男不僅念咒,她還做了一件既驚世駭俗又缺德到家的事,也就是揭開邪神佛母臉上的紅布,去讓觀眾直面“絕對不可以被看到的東西”,自己卻狡猾地遮住了雙眼。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那張臉并非人臉,而是一個巨大的黑洞,這無疑讓人想起女性生殖器的意象,隨之而來的大量噪音和尖銳的嬰兒哭聲也在強化著這一印象。

在《恐怖的權力》一書中,精神分析學者學者茱莉亞·克里斯蒂娃將來自母體的雜質看做是一種卑賤、充滿污穢的存在,而女性身體是無差別身份認同的場域,還未被文化符號標記,人必須要和母體分開,才能最終確認自己的主體。那么,揭開幕布的意味也就很明顯了,撲面而來的“卑賤之物”連同映入人心的咒語,一起入侵了觀眾那搖搖欲墜的心理防線和主體邊界,并進一步確認了詛咒的效力。而當絕對神秘的面龐在展示自身的過程中惡心到了觀者,也便揭示出無休無止的窺私欲本來就是一件亟待我們反思的事情。

《恐怖的權力》
[法]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 著 張新木 譯
商務印書館 2018-3

當然,柯孟融本人可能并沒想那么多,畢竟他的初衷主要是拍出一部足夠嚇人、又能在行銷上有噱頭的恐怖片。大黑佛母更像是印度濕婆和臺灣地母的人為雜糅,八字咒語“火佛修一,心薩嘸哞”只是閩南語“禍福相倚,死生有名”的諧音梗,再用藏傳佛教的呼麥唱法打造出來。就像媒體“陀螺電影”的影評指出的,作為“祝福”的另一面,“詛咒”只不過投映出了一些簡陋的宗教概念,它們從未被充實過,僅僅是作為恐懼的模糊源頭存在著。

但即使邪靈并不存在,觀眾所感受到的恐懼情緒,以及從恐懼出發所揭示出的時代更迭卻是真實可觸的。當我們知曉了這些,可能也就不會再覺得某部片子“晦氣”或“唯恐避之不及”了吧。畢竟,從最樸素的角度來說,恐怖片這一類型本就遭遇過太多誤解和冷眼,如果一部恐怖片足夠優秀,這不應該是災禍,而應該是祝福才對。

參考資料:

《恐怖的權力:論卑賤》 [法]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 著 張新木 譯 商務印書館 2018-3

《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 [德] 韓炳哲 著 程巍 譯 中信出版社 2019-1 

《日本恐怖電影》[美] 杰伊·麥克洛伊 著 連城 譯 吉林出版集團 2009-11

Horror to the Extreme : Changing Boundaries in Asian Cinema  Jinhee Choi / Mitsuyo Wada-Marciano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8

“負相關性的恐怖: 后電影屏幕和網絡中的不安的介導 ”[美] 沙恩·鄧森 著 敖柏 譯 世界電影 2022-2

“重論‘日本恐怖電影’:媒介恐怖與‘現代人’ 的噩夢” 王飛 著 當代電影 2021-4

“我給《咒》差評,不是因為‘晦氣’” 陀螺電影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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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屏幕的詛咒如何生效?從電影《咒》談恐怖片的媒介變遷史

我們為什么會害怕來自屏幕另一邊的虛假詛咒?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乎導演的個人執念,也可以揭示出恐怖片的媒介變遷史。

《咒》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今年3月于中國臺灣地區上映的恐怖片《咒》在前不久于Netflix播出。偽紀錄片形式+民俗主題的亞洲恐怖片在近幾年頗受關注,《咒》一經播出就迅速引起熱議。然而,人們津津樂道的并不是劇情的好壞,而是它的“晦氣”程度——這和影片的情節設置有關,片中的母親李若男為了拯救女兒不受邪靈侵擾,錄下視頻讓觀眾念八字咒語為她祈福,但觀眾最后才發現祝福其實是詛咒,李若男的目的在于讓更多人分擔并稀釋女兒的厄運。

導演柯孟融曾在采訪中坦言,這部影片的本質就是一封(給觀眾的)詛咒信,要“拍到讓全世界永遠記得我”。與2021年下半年另一部重要的恐怖片、溫子仁的《致命感應》相比,柯孟融的孤注一擲更加明顯。溫子仁已經久負盛名,高預算和資方的期待也無形中要求電影更符合大眾胃口,但是柯孟融自從第一部恐怖短片《鬼印》在網絡上爆紅之后,其他作品都反響平平,這也注定了《咒》只能走一鳴驚人的路線,并不惜付出冒犯觀眾的代價。

《咒》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就結果來說,以低預算拍出高票房的《咒》當然成功,但片中赤裸裸的“惡意”也引來一片討伐,該片豆瓣評分直降到6.9。也有豆瓣網友認為,這種應激反應暴露出了一部分觀眾本就薄弱的觀影基礎,類似的“晦氣”橋段在其他恐怖電影其實十分常見,觀看恐怖片就是要做好接受冒犯的準備,比如泰國片《厲鬼將映》里主角看盜版電影后慘死的情節冒犯了所有看盜版的人,日本怨靈片《殘穢》中的一句“說者見鬼,聽者見鬼”也讓觀眾不禁懷疑自己身上是不是也粘上了臟東西。

不過,這些故事大都發生在影片內部,導演的“惡意”也通常比較委婉。雖然打破“第四面墻”、玩弄觀眾并間接探討暴力等現實議題的影片也有很多,但直接給觀眾下咒的恐怖片可以說是絕對罕見。本文想要辨析的問題是,這一詛咒是如何跨過屏幕生效的?換言之,我們為什么會害怕來自屏幕另一邊的虛假詛咒?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乎導演的個人執念,也可以揭示出恐怖片的媒介變遷史。

媒介恐怖片:于無形處顯影的幽靈

觀影經驗豐富的觀眾會發現,雖然《咒》用了本土民俗作為主要驚嚇元素,但故事走向與慣常的中國臺灣地區恐怖片無異,并繼承了日式的“現代都市怪談”,也就是借電視屏幕、手機鈴聲等現代媒體讓幽靈現身,并把厄運傳遞給下一個人。柯孟融也數次在采訪中提到,《午夜兇鈴》和《鬼來電》都極大地影響了自己的觀影旨趣,所以從這層意義來說,《咒》只不過是比這些影片多走了一步,將詛咒轉交給了觀眾而已。

《鬼來電》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這類“媒介恐怖片”緣起于日本電影工業的轉型。20世紀70-90年代,正值日本電影工業從制片廠體系向獨立制片轉變的時刻,大電影公司的演員專屬制度瀕臨崩潰,演員們不得不另謀出路,許多導演也成為了獨立電影人,他們一方面需要大公司的資金贊助,另一方面則在獨立工作室內創作電影。同時,電影開始以DVD等多媒體格式發行,不再局限于單一的影院放映方式。正如電影研究者Tom Mes和Jasper Sharp所說,這些新電影人的電影哲學與舊時期完全不同,他們自知已經沒有什么好失去的了,所以才能盡情發揮,創作出全新類型的作品。

于是,這一劇烈的轉變直接導致了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日本恐怖電影《女優靈》的誕生。影片中首次出現了存在于舊膠片中的女鬼形象,長發飄飄面色蒼白的造型也被看成是貞子的前身。電影文化研究者王飛在分析日本恐怖片時認為,女幽靈借膠片還魂,是明星制度的崩解給演員個人造成的迫害的隱喻;但如果說這一時期還停留在對舊時代的懷舊,那么《午夜兇鈴》則正式開啟了“怨靈”的現代媒介敘事,只要有人不幸觀看了那盤怪異的錄像帶,就會立馬接到無名電話,并被告知只有一星期的活命時間,錄像帶被不斷復刻,就總會有人不斷死去。類似的故事在后來的《咒怨》《鬼來電》中一再重演,并全面征用了家用監控顯示器、電話或手機等日常媒介,帶給人恐懼近在身邊的感受。

所謂的“媒介恐怖”并非日本獨創,斯坦福大學從事電影與媒體研究的學者沙恩·鄧森就曾指出,恐怖片經常利用媒體歷史性轉變的迷失作為情感驅動力,并把新舊時期之間的不安顯影為“幽靈”。比如,20世紀30年代初期,在無聲電影向有聲電影過渡的同一時期,恐怖片這一類型也被固化了下來,這并非偶然的巧合。當觀眾還在努力適應有聲電影塑造的新現實,1931年的《德古拉》和《弗蘭肯斯坦》就給觀眾留下了一種揮之不去的印象,即銀幕上說話的都是像吸血鬼那樣的幽靈或怪物。

《弗蘭肯斯坦》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在90年代初,當新視頻技術在生活中變得越來越普及,第一部取得商業成功的偽紀錄片《女巫布萊爾》通過混淆影片中的攝像機和實際拍攝時使用的攝像機,說明了這種普及可能造成的認知危機。而當拍視頻不再神奇、偽紀錄片也淪為庸俗常見的手段時,市場上又出現了完全摒棄攝像機的“桌面恐怖片”。《解除好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影片直接用蘋果電腦的桌面作為取景框,呈現了一個社交媒體時代關于網絡霸凌的故事。一開場就出現了一個貌似遭遇故障的環球影業標志,這直接削弱了觀眾對圖像的信任;主角在電腦中毒后便猝然死去的情節,則喚起了人們點擊惡意下載鏈接后可能經歷的不確定和失控感。

可以說,媒介的變遷史也相當于幽靈的“搬家史”,無形的鬼魂棲居于人們的磁帶和DVD之中,最終進入網絡,成為了病毒的另一個代名詞。

《解除好友》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咒》:對觀眾的詛咒如何揭示出網絡視頻帶來的暴力與不安?

與上述影片相比,《咒》的情況又是怎樣呢?從表面上看,它采用的偽紀錄片形式以及看完錄像就中邪身亡的設定都頗為常見。但是,真正令人心有余悸的是結尾處的反轉,是“我竟然被迫參與了這場邪教儀式”的震驚和困惑,觀眾發現自己無法繼續做冷靜的旁觀者,而成為了影像空間中的行動者之一。它也帶來了這樣一種感覺,即看恐怖片再也不能像坐過山車那樣可以全然地享受恐懼,因為過山車的安全帶已經開始松動了。

令這種恐懼和困惑成為可能的,是我們與媒介的關系中透露出的不安氣息。現如今,錄像帶不再需要復制才能轉交給下一個人,《午夜兇鈴》式的閉環敘事也不起作用了。視頻傳播的過程已經脫離了創作者的控制,它可以被即時上傳或者通過直播被所有人看到,這導致觀眾可以肆意地與播主進行互動、發出評論,也可以自行下載視頻,并做出各種二次創作,甚至通過分析拍攝環境的蛛絲馬跡人肉出對方住址也是常有的事。哲學家韓炳哲在著作《在群中》就批評過這類毫無距離感的觀看,他提出,公眾性的前提之一是對隱私保持尊重,然而“世界所充斥的是一種徹底的無距離感:私密被展覽,隱私被公開”。

在這樣的環境中,創作者被置于一種脆弱的境地,而無時無刻不在接收新信息的觀眾也需要承受更多信息污染。雙方的角色經常互換,也時常互相施加暴力,在《咒》的故事里,李若男詛咒觀眾的做法就屬于這樣的暴力。

在影片開頭,李若男先是用私人影像的方式,構建了一個似乎只屬于自己和女兒朵朵的“新生活日記”,鏡頭對準了剛從保育園接回來的朵朵的臉、擺滿洋娃娃的小房間,這讓觀眾放松警惕,畢竟在我們的記憶中,家庭影像是溫馨友愛的,而且只能被有限的幾個人看到。但是我們忘記了,在短視頻時代,即使是家庭影像也可以傳播到世界的任意角落,而李若男在片中的設定就是一名視頻博主,她深諳錄制和剪輯的技術,也知道怎樣能讓觀眾相信故事構建的邏輯。所以,就在觀眾已經對她的母愛說辭深信不疑,也對偽紀錄片免疫的同時,詛咒刺破屏幕的瞬間才顯得格外“晦氣”,效果幾乎不亞于當年貞子爬出電視的一幕。

《咒》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在分析影片《午夜兇鈴》時,王飛還曾經指出,促使恐怖發生的并不是錄像本身,而是“觀看錄像”的欲望,這種欲望可能會反噬觀看的人,女記者淺川玲子就是為了查清錄像帶的真相而展開調查,繼而遭受厄運的。

在完全的字面意義上,《咒》的結局也同樣利用了這類觀看欲。李若男不僅念咒,她還做了一件既驚世駭俗又缺德到家的事,也就是揭開邪神佛母臉上的紅布,去讓觀眾直面“絕對不可以被看到的東西”,自己卻狡猾地遮住了雙眼。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那張臉并非人臉,而是一個巨大的黑洞,這無疑讓人想起女性生殖器的意象,隨之而來的大量噪音和尖銳的嬰兒哭聲也在強化著這一印象。

在《恐怖的權力》一書中,精神分析學者學者茱莉亞·克里斯蒂娃將來自母體的雜質看做是一種卑賤、充滿污穢的存在,而女性身體是無差別身份認同的場域,還未被文化符號標記,人必須要和母體分開,才能最終確認自己的主體。那么,揭開幕布的意味也就很明顯了,撲面而來的“卑賤之物”連同映入人心的咒語,一起入侵了觀眾那搖搖欲墜的心理防線和主體邊界,并進一步確認了詛咒的效力。而當絕對神秘的面龐在展示自身的過程中惡心到了觀者,也便揭示出無休無止的窺私欲本來就是一件亟待我們反思的事情。

《恐怖的權力》
[法]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 著 張新木 譯
商務印書館 2018-3

當然,柯孟融本人可能并沒想那么多,畢竟他的初衷主要是拍出一部足夠嚇人、又能在行銷上有噱頭的恐怖片。大黑佛母更像是印度濕婆和臺灣地母的人為雜糅,八字咒語“火佛修一,心薩嘸哞”只是閩南語“禍福相倚,死生有名”的諧音梗,再用藏傳佛教的呼麥唱法打造出來。就像媒體“陀螺電影”的影評指出的,作為“祝福”的另一面,“詛咒”只不過投映出了一些簡陋的宗教概念,它們從未被充實過,僅僅是作為恐懼的模糊源頭存在著。

但即使邪靈并不存在,觀眾所感受到的恐懼情緒,以及從恐懼出發所揭示出的時代更迭卻是真實可觸的。當我們知曉了這些,可能也就不會再覺得某部片子“晦氣”或“唯恐避之不及”了吧。畢竟,從最樸素的角度來說,恐怖片這一類型本就遭遇過太多誤解和冷眼,如果一部恐怖片足夠優秀,這不應該是災禍,而應該是祝福才對。

參考資料:

《恐怖的權力:論卑賤》 [法]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 著 張新木 譯 商務印書館 2018-3

《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 [德] 韓炳哲 著 程巍 譯 中信出版社 2019-1 

《日本恐怖電影》[美] 杰伊·麥克洛伊 著 連城 譯 吉林出版集團 2009-11

Horror to the Extreme : Changing Boundaries in Asian Cinema  Jinhee Choi / Mitsuyo Wada-Marciano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8

“負相關性的恐怖: 后電影屏幕和網絡中的不安的介導 ”[美] 沙恩·鄧森 著 敖柏 譯 世界電影 2022-2

“重論‘日本恐怖電影’:媒介恐怖與‘現代人’ 的噩夢” 王飛 著 當代電影 2021-4

“我給《咒》差評,不是因為‘晦氣’” 陀螺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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