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動脈橙果局
提到創新、科技、發展……你最先想到的是哪里？硅谷，這個名字可能會率先浮現在你的腦海。但是，在地圖或GPS上，你卻找不到它。
事實上，硅谷并不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因為并不存在一個叫做“硅谷”的地市區縣。
硅谷，是外界對舊金山灣區的另一種稱謂。這個地區最初聞名世界，是因為聚集了很多半導體公司，而半導體的主要材料是硅，“硅谷”便因此而得名。
最開始，“硅谷”只包括舊金山灣區西部紅木城到圣荷西的一個狹長地區，面積只有大約500平方公里。隨著“硅谷”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周圍的縣市也慢慢開始把自己納入到硅谷的范圍里——畢竟能沾上“硅谷”的光。在今天，夾著舊金山海灣的谷地都被稱為“硅谷”。
就是這小小的一方土地，卻創造出了人類科技創新史上的奇跡。
當前，硅谷集結著全球超100萬的科技人員，其中美國科學院院士在硅谷任職的就有近千人，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達30多人。硅谷是美國青年心馳神往的圣地，也是世界各國留學生的競技場和淘金場。
全球有數百個地名被改成了硅漠、硅林、硅灣、硅原或者硅河谷，只為能沾上一點硅谷的魔力。
硅谷不竭的創新活力，吸引著世界的目光，無數創業者來此“朝圣”。但其成功的根本，其實在百年前就打下了基礎。
硅谷的誕生：源于斯坦福的一場“自救”
任何的科技創新都離不開人才的支持，而大學就是人才誕生的搖籃。
20世紀60年代中期，硅谷附近聚集了不少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國一流大學，如斯坦福大學、圣塔克拉拉大學、圣何塞州立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東灣州立大學等。所以硅谷也被稱為美國高新人才的搖籃。
在這其中，斯坦福大學和硅谷的關系并不止是人才的輸出、接收這么簡單。它們的關系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甚至有人說，沒有斯坦福就沒有今天的硅谷，沒有硅谷也就沒有今天的斯坦福。
這句話并沒有任何的夸張，因為硅谷的誕生就源于這所擁有100多年歷史的高等學府。
有一年，“加州鐵路大王”利蘭·斯坦福帶著他的小兒子游歷歐洲。在意大利，小兒子感染了肺炎沒多久就去世了。
斯坦福夫婦非常難過，為了紀念自己的兒子，他們捐出2000萬美元和先前買下的3561公頃土地，以自己兒子的姓名“斯坦福”命名，建立了斯坦福大學，用來培養西部地區的高端人才。
在建校初期，斯坦福大學并沒有什么名氣，并且建在人員稀少的西部，可以說是沒有任何“人才培養”的基礎。甚至有人斷言，斯坦福大學里的教授只能對著空桌椅講課。
與此同時，老斯坦福的過世和美國蕭條的經濟給剛起步的學校帶來了不小的經濟壓力。建校四十年時，斯坦福大學的財政已經捉襟見肘。斯坦福作為私立大學無法得到政府撥款，而校友捐贈也只是杯水車薪。
于是，學校決定出租土地建立科技園，來緩解斯坦福大學的財政危機。順應電子工業發展的大潮，斯坦福科技園中第一批入駐的企業就有通用電氣、洛克希德和惠普。
這個科技園可以說是美國第一個創業者的聚集地，隨著高新人才的聚集，在硅谷發家的企業越做越大，數量也越來越多，當初的斯坦福科技園逐漸發展壯大成為了現在我們所說的硅谷。
斯坦福孵化出了硅谷，硅谷的創業之風也在反哺著斯坦福。不少行業巨頭，如惠普、谷歌、雅虎等就是由斯坦福的學生、教授創辦的，他們在獲得成功后，便開始回報母校。惠普的創始人威廉·休利特就曾為母校捐獻4億美元，這也成為教育機構獲贈捐款的史上最高金額。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斯坦福大學就是硅谷最古老的孵化器，為硅谷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創新資源，也因此創造了地區性經濟。與此同時，硅谷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斯坦福大學，使其登上了全球教育機構的頂峰。
硅谷轉型：從“工業心臟”到“生命灣”
硅谷因順應電子工業發展的大潮而發家，但卻沒有一直停留在這一行業之中，而是在不斷的孕育新興產業。在硅谷建立起來的前幾十年里，軟件、互聯網、半導體行業都曾大行其道，而現在科技醫療的風也早已吹進了硅谷。
上世紀70年代，風險投資和大學技術的一次合作促使了全球最早的生物制藥公司——基因泰克在硅谷誕生。自此，生物醫藥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形態在硅谷得以確立。
在往后的40年時間里，硅谷涌現了一大批專注生物醫藥研發的企業，MedImmune、Boston Scientific Corporation等全球頭部醫藥企業當前都落地在此，這些企業也都在硅谷設立了研發中心。從此“生命灣”成了這里的另一個代名詞。
可是極具創新意識的硅谷對未來醫療行業的規劃并不局限于此，2000年左右，硅谷的生物科技產業才迎來真正的“春天”。
2002年挺過了經濟危機的美國，開始逐漸復蘇，而硅谷也借勢度過史上最長衰退期。國庫富裕的美國開始大手筆撥款至信息安全和生化、醫藥方向。
急劇膨脹的政府預算刺激了硅谷的創新因子，無數生物技術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在硅谷涌現。有業內人士預測，下一輪經濟發展高潮中，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將會為經濟增長提供原動力。
此言不假，在2008年愈演愈烈的全球經濟危機中，硅谷也陷入了這波余震，雅虎、谷歌等在硅谷發家并一度成為硅谷支柱型企業也紛紛在這一階段走上了下坡路。但生物科技型企業卻沒有受影響，反倒成為硅谷增長最快速的行業。
2012年4月，美國聯邦政府發布《國家生物經濟藍圖》，這一指導性戰略規劃指出，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的驅動力，美國生物經濟是體現這種技術驅動型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至此，被稱為“美國科技工業心臟”的硅谷，逐步向著“生命灣”的轉型，生物科技產業也被推上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位。
如今，硅谷已形成美國最大的生物科技企業群，生物科技產業經過40余年的進化，現已成長為美國重要的經濟支撐。專家分析指出，生物科技產業將會像眾多曾經硅谷所有的支柱型產業一樣，再一次帶動整體經濟進入增長高峰。
硅谷的三大核心：人才、文化和金錢
當然，國家政策的導向和順應時代發展并不是硅谷能成為世界級“生命灣”的主要原因，畢竟看準了生物醫療產業的大有人在，而全世界也只出現了一個硅谷。在初創公司的成長過程中，人才、文化和金錢這三大核心缺一不可。而硅谷深知其中的奧秘。
硅谷附近圍繞著不少世界一流高校，如斯坦福大學、舊金山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它們都為硅谷輸送著高精尖人才，同時，這些高校也是研究發明的集聚地。
這些高校在當前已經轉型成為研究型高校，自然就不只是承擔教學任務了，它們還背負著科學研究的使命。
基于此，各大高校都建立了自己的創新孵化機構，并且為科研人員提供了從立題到落地的全鏈條服務。它們以新的形式把教學與研究功能充分結合起來，并深度參與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應用、技術轉讓、科技服務、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等具體孵化過程，現已成為高技術領域初期企業形成的起點。
大學所創辦的衍生企業，其形式主要有由高校教師、學生創辦的高技術企業、技術轉讓產生企業、高校員工乃至高校持股企業等。這些企業的誕生使得人才在高校和企業間頻繁地流動，促進了科技知識理論與實踐在更深的層次達到融合。
但光有高校提供智力支持是遠遠不夠的，還得給其提供自由發揮的空間，而硅谷自由、開放、敢“闖”敢“創”的文化風氣正好與之相匹配。這是歷史積淀刻在硅谷人DNA里的東西，因為在硅谷成立以前，這一片灣區曾是西部“淘金熱”的目的地。
當時的美國西部十分荒涼，但自從舊金山黃金礦被發現之后，來自全球各地的人冒險從東部等地區涌入美國西海岸，企圖通過淘金而一夜致富。為了到達西部，淘金人甚至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翻越雪山，在這個過程中鑄就了那個年代極具代表性的淘金精神。
舊金山人大多都是淘金者的后代，他們繼承了先輩們的精神品質——對財富強烈的渴望以及其與生俱來的冒險精神。
無論是硅谷“原住民”，還是后來者，都很好的繼承了冒險精神和開拓意識以及對時代風向敏銳的“嗅覺”。硅谷的企業家們戲稱自己是“牛仔”，也說自己是“先驅”，奮斗在世界的最前沿，對于失敗從不懼怕也不羞愧，而將它視為獲取經驗的最短路徑。硅谷敢“創”敢“闖”的文化，也支撐著硅谷在每一個時代都能引領世界創新潮流。
當然，高校科研的種子要想發芽，只有自由的文化作土壤還遠遠不夠，金錢尤為重要。
硅谷最初的風投機構就是政府。70年代，美國正處于冷戰時期，美國國防部傾盡資產，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支持先進科技的發展，惠普、洛克希德等由此發家。在它們做出成績后，自然沒有忘記反哺這片生長的土地，聯邦就曾為硅谷的初創公司撥發巨額研究經費。
不但如此，“仙童校友”還在1972年創建了紅杉資本和KPCB，就是它們為亞馬遜、蘋果、基因泰克等眾多企業提供了資金來源。
這種用資金支持和技能傳授所形成的“世代傳承”模式正是硅谷能夠跨越世紀，依舊活躍在創新一線的成功秘技。正如喬布斯2005年在斯坦福畢業典禮演講中說的那樣，有接力棒的交接才能讓硅谷跑得更遠。
總結與啟示
叔本華曾說，一個見證過兩三代人成長的人，就像是一個坐在觀眾席看著魔術師連續兩三次表演同一個魔術一樣，看到后面就能看清楚里面的門道了。因此，從硅谷的發展史給了我們看穿“魔術”的機會，讓我們能夠從中學到創新的應對之道。
政府的支持和大學的人才支持對創新之路來說就像是鋪路的基石，只有平穩、寬闊、四通八達的道路，才能保證前進的順利。因此，公共與私立、科學和技術之間充分聯動起來，才能去創造和孵化更多影響世界的“新想法”。
其次，充足的資金也是初創企業成長的關鍵。政府的支持、風投機構的投資是一部分，企業自身如何在創業跑道上做好“開源節流”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對自己進行正確的估值，并在合適的時期轉型升級，對企業的成長至關重要。
最后，企業的成長是一條漫長而又艱辛的道路，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追逐熱點，養精蓄銳才能厚積薄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