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清露：魯青說90后生人不太受香港流行文化影響，我也深有同感。零幾年那會兒，香港結束“四大天王時代”，開始了長期低迷的所謂“后港樂時代”。在我寄宿的小學宿舍里，年輕宿管老師整天拿錄音機放Twins、楊千嬅的熱播單曲，那首《可惜我是水瓶座》曾經一度讓我對這個星座產生困惑；有次期末聯歡會，班上幾個女生還合唱過《莫斯科沒有眼淚》。這些歌跟中國臺灣地區的蔡依林、飛兒樂隊混在一起，成為了我最初的音樂啟蒙，永遠留在了我第一個黑白屏的mp4里，后來mp4換成iPod，歌曲們也一并消失了。

在那之后，我好像幾乎沒有主動聽過港樂，其實“香港樂壇已死”的論調已經喊了很多年，再加上網絡下載代替了磁帶和DVD，中國內地和港臺地區的音樂服務又存在版權不互通的問題，如果不是長期關注，粵語歌確實很難（至少是被我）聽到了。重新接觸是要到大學以后，因為喜歡漫畫家門小雷，就去聽了她負責畫專輯封面的幾個獨立樂團，這才猛然發覺“原來這么多音樂我都沒聽過！”， 并發現了粵語中難以言說的灑脫之美，繼而開始關注方皓玟等新生代女歌手。我還很喜歡的一個樂隊是小塵埃，那句“生的一刻/死亡一刻/不由得我決定/但我此分此刻/依然掌握/我喜歡可即興”可能是我背的最熟的一句粵語歌詞。

姜妍：魯青前面提到的盜版金庸，倒是讓我想起我以前曾經跟蹤報道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相關侵權案件，當時跟著擁有金庸全集版權的廣州出版社的代理律師去了好幾次地壇書市“打假”。但這類圖書侵權案取證很麻煩，也不容易認定侵權方的獲利金額，所以判決時獲得的賠償金往往非常有限。后來和這位律師一度變得比較熟，他就送了我一套金庸簽名版的全集。

金庸確實也算是對我影響最深的香港流行文化。初中的時候躲在房間里陸陸續續讀完借來的金庸全集，讀到石破天有些好笑的話語還得自己憋住不要笑出聲，免得被大人發現讀閑書。后來還玩了《金庸群俠傳》的游戲，自己畫了張各個門派的地圖拿到學校里展示。

葉青：《金庸群俠傳》真的是童年回憶！雖然后來得知我最早玩的也是某小游戲網站上網友修改的盜版……還記得當時一門心思想學會周伯通的“左右互搏術”，因為可以打出雙倍傷害，但是修煉得特別慢，查了攻略才知道原來要“慧根”（是這個說法嗎，記不太清了）這個數值低的人才煉得快。這個設定倒是很符合原著，左右互搏術要求學習的人內心單純，郭靖能迅速掌握“一手畫方、一手畫圓”就是因為他沒什么心眼，俗稱“憨”，而聰明伶俐的黃蓉倒是因為心思太過敏銳反而難以學會。這給了當時常常被長輩嫌棄不夠聰明的我一些慰藉，你們看，太聰明的人也不是無所不能的嘛。

林子人：小時候家里電視機是收不到香港地區電視信號的，中學開始住校以后更是減少了看電視的機會，以至于現在看到別人討論和追憶港劇的輝煌過去，我既插不進嘴又羨慕不已。少數幾部我看過的港劇中我特別喜歡的是《談判專家》，第一次知道原來警察系統中還有談判專家這個崗位，而且職場中的女性颯爽又帥氣（當時好喜歡郭可盈飾演的女主角）。

為什么同樣是職場劇，二十年前的港劇都比現在的很多電視劇更真實可信呢？總的來說，香港流行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給我的印象就是“高大上”，可能主要原因是它展現了當代都市生活的樣貌，而對當時還在處于城市化追趕過程的我們來說，它標志著某個令人憧憬的未來吧。

葉青：港劇我看得也不多，印象最深的應該算是宮斗劇的鼻祖《金枝欲孽》。小時候單純看個熱鬧，覺得這些大人斗來斗去真有意思，長大重看才發現這部劇的好。作為鼻祖，它強調的并不是“宮斗”，而是通過這些角色的爾虞我詐批判封建制度，作惡的是體制，不是人，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反觀后來的“宮斗神劇”，似乎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重點都在無意義的“斗”上。說來諷刺，鼻祖竟成為了難以翻越的一座大山。很久沒看新的港劇，前幾個月沖著楊茜堯（楊怡）和李彩樺點開了優酷和寰亞合拍的《家族榮耀》，兩集棄，很難想象2022年還有這么老掉牙的劇情和人物設定。子人提到的《談判專家》播出于20年前，毫不夸張地說，就對女性角色的刻畫這一塊而言，2022年被2002年吊打了。港劇的沒落和倒退，背后原因或許值得我們反思。

回歸記憶與親臨經歷：我們的香港故事

徐魯青：你們還有香港回歸那天的記憶嗎？我的出生幾乎是挨著回歸當天，聽說當時想給我取名徐回歸，這是我離那個歷史事件最近的時刻，感謝父母最后沒取這個名字。

潘文捷：回歸那天好像全世界都在一起為什么事情激動，小孩子更是容易被氛圍帶動。我在家里看電視，在爸媽身邊開心地尖叫，蹦蹦跳跳，揮舞著小毯子，還半夜放聲歌唱《我的祖國》……感謝寬容的鄰居！印象里另一個有類似氣氛的只有北京申奧成功的那個夏天。

說起來有點遺憾，在不了解香港的時候已經被灌輸了很多負面的東西。上學時候舍友和一個香港男孩戀愛，男孩家里蠻有錢，舍友一家人對她警鐘長鳴，說香港人以前都只在內地包二奶。

另外關于香港讓我極其難忘的一件事是，小時候喜歡李云迪，《音樂狂人：陳少寶樂壇故事》一書里，香港地區音樂人陳少寶回憶起，當時李云迪獲獎后，環球唱片擁有全球最著名的古典品牌DGG，所以“在沒什么對手的情況下簽了李云迪”。當時香港的古典音樂市場很小，而古典部門的同事“仿佛簽了一位本地歌手一樣，不時帶他過來香港地區這邊做宣傳上電視。簡直就像運作偶像歌手一樣”。在花城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中國鋼琴神話李云迪》中，李云迪說自己被安排在香港地區某個大商城彈奏價值800萬的水晶鋼琴，在市中心大廣場上面對上千人演奏。因為這類故事，我下意識感覺香港是個非常土豪的地方。抱歉，這都是以前的刻板印象。今后有機會會好好了解這座城市的。

林子人：雖然90年代我年紀尚小，但仔細回想那段時間，愛國教育是非常被強調的，“百年恥辱”是愛國主義敘事中的過去，而香港回歸則是愛國主義敘事中的當下和未來——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日陰影逐漸遠去，一個強大、統一的新中國正在崛起。接下來的十多年時間里，一個又一個標志性事件不斷激發民族自豪感：1999年澳門回歸，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申奧成功，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

徐魯青：我真正去到香港是2008年左右，覺得一切都和內地不一樣，一個很小的細節是充電插座都是不同的，當時我們沒有準備轉換頭，相機充不了電于是一張照片都沒拍。我還在街上看到很多上身只穿運動bra的女生，現在這種穿法在上海已經習以為常，但當年對內地人還是沖擊很大的。

旅行的重要一站是去紫荊花廣場，巨大的金色雕塑造型看起來中規中矩，旁邊卻擠滿了合影留念的人，我不懂這有什么好拍的，一個人閑逛到附近的便利店，探頭看冰柜里的冰淇淋，32港幣。那是香港震驚我的第一個時刻，比頓挫難解的粵語、巨大的紫荊花要震驚得多。

姜妍：對我來說，香港曾經一度在生命里幫我打開了一扇門。2008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去香港書展，是自費的，單位批了出差申請，但并不會為這種書展報道報銷旅費。當時沒什么錢，蹭住在朋友的酒店里，飛機票買的是需要在上海轉機的航班，一早出發在香港落地時已經是黃昏。但是那一周過得非常忙碌和充實，每天穿梭在會展中心和嘉賓們住的酒店之間聽講座和做采訪。那時做記者也會跑一些新書活動，卻也生出某種疲倦感，很多發布會太模式化，都是找幾個所謂的評論家說一些好像放在這個人身上可以、另一個人身上也不錯的漂亮話。所以當我第一次在香港書展上聽到王德威的講座時，我突然意識到，原來文學評論可以是這個樣子的，不全都是那個樣子的。這一年我還見到了朱天文、鐘曉陽、張大春、哈金等等當時在中國內地還不容易見到的一批作家，整個帶來的震撼是非常猛烈的。 

香港書展的主辦方香港貿發局有著豐富的辦展經驗，他們每年把辦其他類型展覽的盈余用來投入到書展上面，同時把書展的講座部分進行分發，外包給專業的媒體和出版機構去進行策劃。這樣的做法既能保證在硬件和服務層面上的專業度，又能保證內容質量。

之后我又陸續去了幾次香港書展，2011年見到了“年度作家”西西，我在會場很仔細地看了她手作的毛熊和猿猴們，還在她家土瓜灣附近的一家餐廳和她一起吃午飯。西西是我最喜歡的香港作家，不管是她的詩歌還是小說里，都始終有一份童心在其中。我原以為她不會再寫新的小說了，卻沒想到去年還可以讀到《欽天監》。2010年的書展上，唐諾的《書——2000本的奇跡》是香港書展上聽過的講座中最打動我的。那一年私下的時光里，我被天心老師、唐諾老師帶著去廟街吃甜品，去星光大道散步按手印，一起坐天星小輪……都是很溫暖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