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人類想獲取信息、想知道內情的欲望，與人類社會本身一樣古老久遠。人們總是會不遺余力地去發現新聞。”這是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在《新聞的發明》一書開篇提出的觀點。該書追蹤了15世紀到19世紀多個歐洲國家的新聞史，分析印刷術的大規模普及如何催生了小冊子、期刊和最早的新聞紙，繼而逐漸形成了現代社會必不可缺的一個組成部分——新聞業。

正如該書副標題“世界是如何認識自己的”所示，回顧新聞的發明史，我們會發現新聞自發明之初，它促進信息流通的愿景與引發的爭議就一直在吸引著我們、困擾著我們。回望新聞的過去，對我們理解新聞的未來給出了哪些啟示？日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力奮與專欄作者曹檸就《新聞的發明》展開討論。

現代化過程某種意義上也是信息現代化的過程

在張力奮看來，新聞的產生是人類社會進化必然會出現的事件，這是因為，人對未知世界的好奇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人類學家在全球各地的研究發現，原始部落之間傳遞消息，在挑選信使時往往遵循兩個標準：一是身體素質好，行動迅速；二是風評信譽好，不會胡亂編造消息。我們可以發現，它們至今都是優質新聞的標準：時效性和準確性。而我們對原始部落信息流通的認識也揭示了人類社會的一條重要原則——“任何正常社會必須要有正常的信息流通，人對信息的正常需求是天經地義的。”張力奮認為，從這一角度理解人對信息的需求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人的現代化過程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人的信息現代化過程。

新書分享會的地點選在了申報館別有深意。今年恰逢《申報》（原名《申江新報》）創刊150周年——1872年4月30日，正是在這里，這份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久、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報紙誕生了，它標志著中國近代新聞史的開端。《申報》由英國商人美查（E. Major）創辦，但自創辦之初就以服務華人讀者為宗旨。1905年，民族企業家史量才收購《申報》，在接下來的十年時間里，《申報》成長為一份全國大報。

張力奮指出，這得益于史量才的雄心與遠見，在他的設想中，《申報》應該成為像《紐約時報》和《泰晤士報》那樣優秀的報紙。為此，他投資40萬兩銀子建設了新報館。建筑設計圖顯示，這座六層樓高的房子是一座完全為報紙而生的建筑，有編輯部、編譯部、電報房、鑄字間、橋牌室、理發店和舞廳。《申報》集中了當時中國最好的記者和編輯，為了留住優質人才，《申報》開出的員工合同非常優渥。張力奮注意到，合同中甚至有這樣一則條款：《申報》員工如果在任內去世，報社將負責供養其遺孀直至終老。這一細節向我們展示了百年前的上海城市文明程度就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申報》也可以說曾是一份世界級的報紙。

曹檸表示，他在閱讀《新聞的發明》前三章時感到很激動——信息的傳遞從口頭形式漸漸轉向紙面形式，從貴族、精英漸漸普及到民間，這一過程其實有很多偶然因素，報紙從種種信息傳遞的媒介中脫穎而出，卻仿佛是偶然中的某種必然。張力奮提醒我們注意印刷文明對公眾的塑造作用，“這本書上有句話說的是‘新聞的發明即公眾力量的發明’，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話。恰恰是因為有了媒體這樣一個載體，公眾利益才有可依附的地方。”他向現場觀眾展示了他收藏的一份1818年《倫敦公報》，報中刊登的內容包括倫敦的各種到岸原材料價格，比如來自印度或非洲的礦石、來自中國的絲綢與茶葉。我們可以想象，這些消息對倫敦股票交易市場有多么重要。

財經消息和政經消息對市場影響極大，這在當下早已不證自明，但直到數字時代，我們才對這種影響力的深度與廣度有直觀認識。張力奮在復旦教授一門“數據新聞”的課程，在課上他會向學生展示彭博社的商業數據如何以秒速引發全球市場的變化。“如果在二十年前，我是無法讓我的學生真正相信我說的‘這條消息改變了市場’，但現在我們完全可以用實證展示，兩分鐘之前原油價格是這樣，兩分鐘之后就發生了極大變化。我覺得這是我們這個（數字）時代讓人激動的地方。”

無論技術如何發展，新聞行業最重要的依然是人與內容

與此同時，張力奮也對當下我們對“新媒體”的推崇追捧保持謹慎態度。他認為，迄今為止，能夠留存下來成為歷史文獻的，依然是報紙等印刷刊物，我們目前還沒有掌握數字內容的語法和修辭，甚至還沒有找到它的防偽手段，數字內容極其容易篡改偽造，是它的致命弱點。為此，他認為所有人——無論是傳媒從業者還是普通讀者——都應該接受新聞教育，理解媒體的運行邏輯和內在價值，學會如何甄別有價值的新聞內容。

曹檸發現，短視頻已經成為一種非常主流的獲取新聞的方式，但令他感到憂慮的是，短視頻新聞強調情緒渲染，重視觀點輸出，卻往往對觀點形成的過程和所需的信息一筆帶過。在他看來，這是社交媒體需要對如今輿論場觀點極化負責的原因之一——用戶難以像媒體素養較高的專業人士那樣去做信息甄別，社交媒體的新聞呈現方式或許存在某種值得警惕的先天不足。

張力奮表示，如果我們認為技術進步一定會帶來媒體的進步，那我們必然會失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數字化上走在最前列的，其實往往是老牌媒體。他留心觀察世界報業協會的年度100個最權威媒體評選，排名前二十的媒體中70%-80%都是老牌媒體，它們同時也是2020年代數字化方面做得最好的媒體，包括創辦于1843年的《經濟學人》、創辦于1785年的《泰晤士報》、創辦于1821年的《衛報》、創辦于1888年的《金融時報》和創辦于1851年的《紐約時報》。

“為什么這些19世紀的媒體現在會成為數字化時代最前沿、最成功的媒體？這一點我覺得其實值得中國媒體深思。”在他看來，這得益于這些老牌媒體的傳統、理念和專業建樹沒有中斷過，它們一旦和新的媒體技術嫁接，就能爆發出新的力量。因此，數字時代并非一些學者所言預示著一個與過去斷裂的新時代的到來，而是人類信息傳播史的一個自然發展結果。

張力奮注意到，像《金融時報》這樣的世界一流媒體，如今依然能吸引全球最好大學的最好畢業生，比如每年基本都能吸引到1000多份非常高質量的申請競爭2-3個見習記者名額。而在深耕新聞業后，其中的佼佼者往往能轉型成為英國的教育大臣、加拿大的外交大臣、加拿大的副總理或央行行長，“一個記者的訓練足以讓TA日后承擔起那么大的公共責任。”他認為，在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中，記者這種類似公器的職業一定要由擁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精英來擔任。“一個社會如果沒有記者，沒有新聞業，這個社會就成為一個不完備的社會，它的運行成本就會變得非常之高，其實這不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或非理想主義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現實主義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