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鯨教育 張子悅

2019年托育“國標”落地，獲得備案因此成為各家機構的目標。

兩年過去，機構發現獲得備案沒有想象中簡單，而評價標準的單一化和行業人才的稀缺，更是讓本就搖搖欲墜的托育行業雪上加霜。

托育賽道的春天何時才會到來？為此，藍鯨教育采訪了三位托育行業的從業者，試圖從中了解托育機構的發展困境與解決之道，本文為托育專題的下篇，上篇請參閱《“三孩”概念大熱，千億托育市場如何解凍？》

艱難的備案

在受訪的三位從業者中，目前只有“慧帶娃”品牌創始人閆榮霞的兩所托育園獲得了重慶市的備案，園區工作人員把備案打印出來，掛在了最顯眼的位置。獲得備案對機構來說無疑是榮耀的，截至2021年6月30日，全國僅有4000多家機構通過備案。據了解，即便是在托育產業較發達的北京，截至2021年年底，全市500家托育機構中，通過備案的也只有80家左右，占比總數不足兩成，被評為2021-2023年北京市托育服務示范單位的托育機構更是只有45家，不足行業的一成。

從機構的角度，備案意味著機構合規，在盈利困境中，從業者也會希冀通過備案后能得到一些政府補貼，因此大多數機構都會積極申請備案。但獲得備案如此艱難，除了機構自身磨煉內功不到位，有從業者也認為，面對評價標準，多數機構有些力不從心。

愛樂分CEO李聰認為，現在托育備案的標準參照幼兒園標準而來，在實施過程中會面臨諸多挑戰。比如對0-3歲孩子要求嚴格的戶外面積，“第一，上海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戶外場地并非是完成合規備案的必備條件；第二，有戶內外的辦學場地并不好找，既要考慮市場需求、客戶便捷，還要有足夠的戶外面積，國內的商業建筑大多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第三，高額的戶外成本將導致學費提高，如果把戶外的成本增加到定價里，我們園所就不能走普惠路線。如果不走普惠路線，就違背了愛樂分的使命愿景價值觀。”

扉渡托育品牌創始人李文也坦言，戶外對托育而言必不可少，嬰幼兒需要自然環境的滋養。不過根據機構條件，可以適當放寬，用鄰近的花園或其他戶外活動場所替代。

二者的態度展現出托育機構的地域發展特色，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基礎設施水平，托育服務提供并不只有唯一的標準解。李文認為：“托育行業需要本土化經驗的沉淀。在安全營養健康的基礎上，應該鼓勵機構根據市場需求自由探索服務模式。”

事實上，政府相關部門已經開始注意到這一點，計生協2022年工作要點就指出，要鼓勵地方探索多種模式的托育服務。今年北京兩會上，北京市人大代表鄭新蓉也在建議中提到，托育機構評價標準的“自上而下”和單一化遏制了民間探索的創新性和多樣性。

在實操過程中，一些部門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嚴格對照標準，生硬評判的現象。比如，在李文看來，強調嚴格的師幼比等數字的意義不大，托育環境人際氛圍、保育過程質量和社區家庭互動等感性因素應更多被列入考慮之中，行業正在呼吁備案審核過程能綜合考慮更多元化和人性化的標準。

留不住的保育員

行業尚且在艱難求索，從業者自然也無法安枕。在參與創立扉渡托育前，李文曾長期在兒童公益機構工作。“開始做托育后，我才更深切體會到托育從業者付出與回報的巨大錯位。”

一方面是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據李文描述，托育園老師的工作以照料和陪伴孩子為主，每天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7點，工作時長將近12個小時，一天的社交局限在園里的孩子。不管從身體，還是精神上，都是極大的消耗。

另一方面，行業薪資不高、認同感和獲得感低是普遍的現實。在李文的園所，一名托育老師稅后扣除五險一金的月工資大約在6000-7000元之間，園所提供三餐和宿舍。“像我們這種私立的托育機構，沒有任何體制內的保障，反反復復的疫情導致園所生存壓力大，也無力開高薪。”

報酬之外，外界對保育員的誤解更令人難以忍受。在許多人眼中，保育員常常是“低學歷、家庭條件不好、能力平庸、社會地位低”的代名詞，他們缺少和體制內老師一致的基本福利待遇，也無法得到和付出相匹配的認同感和職業自豪感。

此外，還有培訓體系不完善，從業門檻較低的問題。一直以來，高職院校中沒有針對保育員設立的特定專業，嬰幼兒托育服務與管理專業也是2021年才出現在高職院校專業目錄中。目前，托育園所招收的老師一般來自學前教育專業和幼兒教育專業。托育行業還沒有建立起基本的職業培訓體系和從業門檻，像李文和閆榮霞這樣有學前教育研究背景的創始人，大多傾向于自己培訓。

閆榮霞的園所擁有獨立的人才培養體系。據她介紹，上崗前，老師先要進行為期一月的集中培訓，拿到初級養育師證書，這個證書是其自己定義的。隨后，老師到園區實踐，不斷接受考核。等到寒暑假，還會舉辦提升培訓，進化到中級養育師和高級養育師階段，不僅規范老師的行為，更讓老師清楚了解到規定背后的理論支撐。

并非每個園所都有這樣完善的設置，缺乏培訓、從業門檻低讓外界對保育員的刻板印象更深。2017年上海攜程親子園教師被曝虐童，疑似喂孩子吃芥末等引發社會廣泛的譴責，就是從業者職業素養低帶來的惡果。惡性事件影響行業，只會使得家長對托育的信任程度越來越低。

這些因素影響下，托育人才的招聘變得越來越困難。有機構對學前教育專業大學生的就業意向進行調研，結果顯示，部分選擇考研，部分選擇考公辦幼兒園和小學的教師編。實在沒有辦法才前往幼兒園工作。而托育機構，連保底的就業選擇都排不上。數據顯示，到2025年，育嬰師的缺口將達到百萬級，如何彌補這一缺口尚未可知。但顯而易見的是，不景氣的行業現狀中，即便招到了老師也難以留住。

保育員流失率高一直是讓托育機構頭疼的問題。在閆榮霞看來，如果老師更換過于頻繁，教學質量是無法提升上來的。0-3歲的孩子需要一個信賴的人，才能在陌生的環境里獲得安全感。而為了留住老師，除了改善待遇，明確的晉升機制也必不可少。

為了減少流動，她設立了針對老師的晉升體系。從初級到助教、再到主班、講師，隨后可以自由選擇走教研路線，或者走園長管理路線，相對而言，職業發展路徑較為多元。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她的托育業務背靠整個教育集團，老師能感覺到有更多成長和發展機會。然而，在更多中小型托育園中，遠遠沒有這樣的條件。總的來說，托育人才的供給情況不容樂觀。

春天何時到來？

即使一直在虧損，李文也想再堅持一下，“我有多年幼兒教育經驗，又是媽媽，深知女性就業必須要有托育作為保障，因此還有理想主義因素支撐我做托育這份事業。”同樣想法的還有閆榮霞，她相信托育是有社會價值的，“暫時的虧損我只能認。”李聰也認為，托育事業有很強的社會意義，“一方面，托育解放了老人和媽媽的時間，老人需要有自己的晚年生活，媽媽也需要有自己獨立的事業，重新融入社會；另一方面，托育重塑城市兒童智力發育的啟蒙環境，精細化、專業化的教育更有利于孩子成長。”

但未來不能僅靠理想和熱愛支撐。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市提供托育服務的機構520家，其中社會力量舉辦的托育機構占比95%以上。社會力量是舉辦托育事業的重要主體，理應得到更多力量的支持和探索。

頂層設計方面，鄭新蓉表示，希望政府轉變角色職能定位，不能只注重行業標準制定和考核，更應該為托育行業賦能支持。避免用單一的標準去約束多元化發展的機構，而是營造托育行業有利的環境氛圍。

李文有多年的兒童公益從業經驗，扉渡托育因此借鑒了四環游戲小組“家長參與，社區互惠”的辦園方針，獲得了家長和社區的支持。在她看來，扉渡托育近4年來的創業經驗顯示，托育應該接地氣，家長和社區才是托育事業長足發展的“源頭活水”，不宜一味地追求高標準和一刀切的管控方針。

鄭新蓉也主張，社區是托育服務的重要依托，可以在社區兒童福利事業的大視野中考慮托育發展對策。建議相關部門重視社區托育機構的有利空間環境和人力資源條件，將政府配套的兒童之家建設經費等，以合理的方式轉移支付給社區托育中心，以政府購買的方式支持托育中心承擔社區育兒支持工作。

人才方面，更多的扶持政策正在路上，例如，2021年印發的《北京市2021年托育行業保育人員技能提升示范培訓工作方案》提到，經培訓并取得結業證書的，按照每人1000元給予培訓機構補貼，并強調加大對托育機構從業人員的培訓力度。

同時，北京市兩會上，也有代表建議衛健委和社區托育機構合作，招聘社區媽媽老師，提供培訓補貼。通過集中培訓和托育機構實習的雙重培育模式，來緩解托育人才短缺的困境。而且，鼓勵高校設置托育專業，進而打造一支專業化的托育人才隊伍。據了解，北京城市學院已經從國外高校和國內著名早教機構中引進了一批專業人才，正組織力量積極申報。

行業方面，則需要更多嘗試。近日，新東方首家托育機構“新東方國際幼童成長中心”在武漢開業，預計將于9月份正式開始上課。巨頭的動作彰顯出行業的趨勢，在K12公司謀求轉型的道路上，或許托育是待開發的藍海。

盡管托育行業暫時還未找到一個可以快速復制的模式，但閆榮霞認為，不同類型的從業者涌入賽道始終是好事，它能培養家長對托育的認可，探索更多可行的商業模式，行業或許能因此煥發出更多的活力。

看向未來，李文認為托育產業鏈上依然存在機會。例如，大多數機構都缺乏一款好用的信息系統，用作信息資料整理反饋。“頭部企業有技術和資金優勢，如果能開發一款性價比高的APP，讓更多中小企業用得起，這無疑會給行業帶來積極的變化。”

總體來看，從頂層設計到機構探索，托育行業的發展尚處于初期，一方面存在很多想象力，另一方面還需要更多元化的力量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