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傳染?。╥nfectious disease）有程度之別。當一個社區、城市或國家之內出現傳染病病例時，我們稱之為爆發（outbreak）；當它持續性蔓延，形成廣泛的社區感染時，我們稱之為流行病（epidemic）；當它跨越國境和洲界，在全球范圍內傳播時，我們稱之為大流行?。╬andemic）。雖然流行病和大流行病之間并沒有明確的醫學界限，但沒有人會否認，新冠肺炎與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一樣，是大流行病的典型案例。

自2020年初爆發至今，新冠肺炎仍在嚴重影響我們的生活。耶魯大學歷史與醫療史榮休教授弗蘭克·M.斯諾登（Frank M. Snowden）表示，他對此并不感到意外。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非常復雜，但若要深入理解新冠大流行的經驗與教訓，我們需要將歷史的維度納入考量。斯諾登長期致力于流行病如何反映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的研究，他根據其在耶魯大學開設的熱門公開課編撰的歷史作品《流行病與社會：從黑死病開始的瘟疫史》被世界經濟論壇列為了解新冠肺炎爆發背景的必讀書目。近日，該書中文版已上市。日前，斯諾登接受耶魯北京中心邀請，在線與觀眾分享了他在《流行病與社會》中的重要觀點，并從歷史的角度回答了我們對疫情的種種困惑。

新冠何時結束仍不確定，我們尚不能實現群體免疫

新冠大流行將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結束？斯諾登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尚不明確，但可以確定的是，迄今為止的公共衛生應對方案不足以應對這一挑戰——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在過去與將來都將對大流行病束手無策，而是說我們其實可以做得更好。“新冠肺炎爆發這件事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并不是悲劇，悲劇在于，它的嚴峻程度本可以避免。”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大流行病不存在某種通用的發展模板。天花是一個顯著的例外——它是唯一一種被人類消滅的病毒，盡管這也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其他病毒進行同樣有效的人為干預。鼠疫是我們最常想到的大流行病案例，它曾在數百年的時間里反復出現，即使如今它已不是一種有釀成大流行病可能的傳染病，但每年全球依然有千人左右因罹患鼠疫去世。艾滋病是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它不再是一個令人恐懼的大流行病，但艾滋病依然在人類社會中存在，需要公共衛生部門認真對待。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新冠肺炎不是一種人類社會能輕松擺脫的傳染病。

在斯諾登看來，新冠肺炎釀成大流行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許多國家政府（比如美國）的現行防疫政策對科學技術盲目樂觀，特別是將疫苗當作某種萬靈藥。斯諾登并不否認疫苗在保護民眾健康、降低傳染風險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但他強調我們必須在接種疫苗的同時采取其他社會措施，“如果接種疫苗只是防疫策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比如配合其他非藥物性措施，疫苗的力量將最大程度地發揮出來。這個問題在美國尤為嚴重，我們將疫苗當作一個獨立的措施?！?/p>

這種不合時宜的樂觀導致一些西方國家忘記了，流行病的本質要求人類社會唯有達成共識、同舟共濟，才能控制住疫情蔓延。在這方面，斯諾登認為一些非洲國家、東南亞國家和南拉丁美洲國家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現值得我們參考借鑒。他發現，在新冠大流行初期，非洲沒有像國際衛生組織擔心的那樣釀成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這是因為非洲人相信“你我命運相連”（I am because you are）的傳統智慧，認為新冠肺炎是一個集體問題，積極遵守防疫政策，并且非洲聯盟國家彼此也有相關合作。斯諾登特別注意到，盧旺達在應對新冠疫情時采取了許多創新策略，比如讓藝術家和音樂家積極參與抗疫，創作防疫宣傳歌曲等等。

與此同時，我們時代的一大顯著特征——社交網絡的普及——也對防疫造成了不良影響。某種程度上來說，失實信息和虛假信息的泛濫已經是與新冠肺炎如影隨形的又一場“大流行病”，導致部分民眾不愿遵守科學防疫政策。“我們如今生活在全球社交媒體的時代，我認為對國際性的失實信息和虛假信息進行一定程度的管控是有必要的，提高公共教育亦是同理。公眾甚至是部分當局都對新冠肺炎缺乏全面準確的認識?！?/p>

斯諾登指出，除非我們充分認識到新冠大流行是一個需要全球合作的國際性問題，否則我們將無法如希望那樣成功控制疫情進一步蔓延。他強烈批評“疫苗民族主義”，特別是富裕的西方國家囤積疫苗的政策，認為此舉其實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為每一個新冠病人事實上都是一個病毒培養皿，病例的增加意味著變異病毒出現的可能性也在上升。事實上，這正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一些變異病毒正在具有免疫逃逸的能力，突破性感染非常常見，而且我認為我們將看到越來越多此類病例?？雌饋砦覀兯坪踹€未能形成群體免疫，（新冠肺炎）將會是一個更頑固的問題。”

“好消息和壞消息其實都取決于我們如何應對。如果應對得力，我們能夠顯著降低民眾的痛苦和社會代價，但如果堅持采取那些我們知道不會起效的策略，這一疾病會演變成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會在未來看到更多棘手的變異毒株。”斯諾登說。

認為新冠“史無前例”，是一種極其有害的健忘

新冠大流行的持久性和它對人類健康和全球社會造成的強破壞力，令人震驚，但在斯諾登看來，認為新冠大流行“史無前例”，既不客觀，也是一種極其有害的健忘。

遺憾的是，從醫療史的角度來看，人類的確會在記住一些流行病的同時遺忘另一些流行病。目前相關權威估計，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達1億左右，以任何標準來看它都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大流行病之一，但奇怪的是，這段僅僅發生在百年前的歷史卻在公共記憶中鮮少留下印記——歷史作品和文學作品中對西班牙大流感的記錄寥寥，它也沒有對藝術產生多少影響。

斯諾登認為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西班牙大流感發生在人們正被一戰及其后果吸引了全部注意力的時期。在巨大的社會與政治災難面前，流行病似乎微不足道。另外，西班牙大流感的傳播和它造成的死亡往往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它在六周內就能傳遍一個社區，幾個月內就能傳遍一個國家。與之呈鮮明對比的是黑死病，它被人類牢牢記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在幾個世紀的時間內反復出現，以一種緩慢持久的方式折磨著當時的人，而且人們的注意力也未被歐洲大戰這樣影響全局的禍事轉移。于是，黑死病成為了我們熟知的流行病典型，它改變了文學、繪畫和教堂裝飾，還使得公共衛生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學科。

就新冠大流行而言，糟糕的應對措施至今都令斯諾登感到驚訝，畢竟關于流行病即將爆發的警告聲從未停止過。在一天之內就能從雅加達飛至洛杉磯、野生動物棲息地不斷被人類侵擾的全球化時代，無論是90年代的禽流感還是2000年之后的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征和埃博拉，都早已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斯諾登記得，安東尼·福奇博士曾在2005-2007年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表示，影響全球的重大流行病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如不提前做好準備后果將不堪設想。世界衛生組織也發布過類似警告。但遺憾的是，公眾、政客和公共衛生官員對這個問題的注意力往往只持續很短的時間，投入流行病預防和基礎科學研究的資金難以持續。在《流行病與社會》的新版序言中，斯諾登痛心地舉了一個例子：2018年，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出現新的埃博拉疫情的那一天，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解散了國家衛生安全委員會。“人類世界對于流行病的態度總在狂熱和漠視的極端之間毫無過度地輪換，”他說。

在歷史上，我們其實曾有過聽從警告、采取行動預防悲劇再次發生的正面案例，那就是霍亂。這一最初于印度流行的傳染病在整個19世紀傳遍了亞洲、歐洲和北美洲，促使英國公共衛生界于19世紀30年代發起衛生運動，各大英國城市的改造運動轟轟烈烈地推行開來，如鋪設下水道系統、重整街道、實施住宅和食品市場衛生管理條例等等。衛生運動隨后輻射至全歐洲乃至全球，許多城市為此重建，比如巴黎和那不勒斯。正因為如此，人類雖然未曾消滅霍亂弧菌，但霍亂已不是一種大流行病威脅。

眼下的問題是，我們將記住還是遺忘新冠肺炎？斯諾登認為這個問題目前還懸而未決，它取決于我們是否下定決心認為這段經歷值得銘記，它的教訓是否值得借鑒；取決于我們是否認識到正確與失誤；取決于我們是否記住醫療工作者和一線工作者為捍衛人類健康付出的巨大犧牲，以及表現出的大無畏英雄主義；取決于我們是否記住千百萬在疫情中喪生的人的痛苦。

我們該如何為未來的流行病做好準備？

新冠大流行遲遲難以結束，讓許多人擔心人類被迫需要長期生活在某種“新常態”中。斯諾登認為，人們希望重回過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新冠結束我們就能回到新冠前的那個世界”是一個不現實的想法，甚至是一個有邏輯謬誤的想法——正是那個世界導致了眼下的災難，而今我們經歷的這一切應該化作改變世界的動力，幫助我們預防新悲劇的發生。從這個意義而言，我們其實需要“新常態”。

教訓之一是我們需要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流行病對精神狀況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將身體健康與精神健康區分開來，而公共衛生部門顯然更關心前者。斯諾登援引美國的相關研究指出，新冠大流行與焦慮、反社會行為、阿片類藥物濫用和家庭暴力上升有正相關關系，這提醒我們新冠肺炎也有可能對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產生影響。因此他認為，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公共衛生，將流行病對精神狀況的影響納入考量，建設完善相關設施，讓受此困擾的人能盡早得到幫助。

其次，斯諾登認為，我們應該正視社交媒體在傳播不實和虛假信息方面起到的破壞性影響。至少在西方國家，社交媒體的發展長期遵循自由市場原則，但一個更好的策略應該是在過度管控和管控不足之間取得某種平衡。“我認為我們正在為此付出嚴重代價，比如公眾的誤解，而這也導致了公眾對遵守公共衛生規定缺乏意愿，比如接種疫苗、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p>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拋棄對科學技術的某種“奇幻思維”，因為我們需要理性認識科學能做到的事和不能做到的事。除了科學以外，防疫成功與否更重要的其實建立在社會共識和集體信心上——公眾是否與治理者達成某種社會契約，愿意遵守防疫規則？公眾是否充分了解疫苗的必要性？唯有在合作的大背景之下，科學手段才能最大化地發揮作用。另外，我們也應意識到科學的局限性，比如由疫情加劇暴露的貧窮、不平等和環境污染是不能由疫苗解決的，而社會環境的多樣性亦提醒我們注意，防疫措施無論多么科學合理都有不適用的情況，比如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貧民窟的人就很有可能難以遵守社交距離原則。

和18-19世紀的人相比，我們已生活在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彼時的人經歷的是工業化，他們面臨的最重要的傳染病來源是受污染的食物與水，但如今的我們面對的傳染病威脅只在這個高度工業化的全球化時代會出現。人類面對動物性傳染病極其脆弱，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與動物世界的關系已經出現了巨大變化；人口激增和擁有高密度人口的大城市也增加了流行病的可能，而我們可能還未學會如何科學管理如此規模和人口密度的城市，確保城市居民的健康。

“因此我們從這段經歷中必須吸取的經驗之一是隨時做好準備。這段經歷帶來的不應只是絕望，還應當是韌性與決心——這些巨大的悲劇很多時候是可以避免的，我們要想辦法避免它們再次發生?！彼怪Z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