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有人認為女性天生憤怒，有人則指出女性需要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憤怒。對于女性在家庭生活、伴侶關系、朋友交際和工作場所中展現的憤怒，有不少書籍都提供了自助指南和批判分析，所以，麗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決定在她的《好不憤怒》（Good and Mad: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Women's Anger）一書中寫點別的。

麗貝卡·特雷斯特是一位新聞記者，始終以女性主義視角關注政治、媒體和文娛領域中的女性，曾遭遇過韋恩斯坦的謾罵。她說，“我珍視自己的憤怒，也珍視別人的憤怒，尤其是女性的憤怒?！?/span>《好不憤怒》不僅觸及許多女性對于憤怒和沮喪的個人感受，更剖析了女性憤怒和美國政治之間的具體關系，審視這一情緒在政治話語里得到的回響，試圖向我們呈現美國婦女的不滿和憎恨如何引發了推動社會變革和進步的運動。

人們對于女性的憤怒常常持誹謗或者排斥的態度，充滿了偏見，正是這些偏見激起了女性的憤怒。這種對于國家的發展進步起到重要作用的憤怒，從來沒有得到過贊美，甚至都很少被主流文化提及；女性的憤怒從來沒有得到過贊揚，歷史書里對于她們這種正義的憤怒往往只字不提。哲學家米夏·切莉（Myisha Cherry）尤其關注對于不公正現象的憤怒，這種憤怒“不是一種自私的情緒，一個對不公正感到憤怒的人并非只關心自己的境遇，而是對別人也很關心”，由此，許多個體的情緒匯聚起來，形成更巨大的憤怒，也走向更樂觀的目標。

特雷斯特最初寫這本書，是希望能夠借此疏導、理解自己的憤怒，“剖析自己是如何抑制憤怒，又是如何用更受官方歡迎的東西來遮掩憤怒的”，然而，在寫作的過程中，在經歷了2016年總統大選、特朗普上臺之后，她轉而以寫作剖析美國女性的憤怒，審視這種憤怒遭到了怎樣的壓制、阻攔和貶損，目的只有一個：為憤怒正名。

《好不憤怒：女性憤怒的革命力量》（節選）

撰文 | [美]麗貝卡·特雷斯特  翻譯 | 成思

在美國，從來不會有人告訴我們，不肯順從、頑固執拗、狂烈暴怒的女性是如何改變了我們的歷史，塑造了我們的當下，引領了我們的行動，也推動了我們的藝術。我們應當了解這些。

其他文化里有著這樣的故事。古希臘戲劇《利西翠妲》（Lysistrata）中，女性對自己的丈夫過于好戰而感到生氣，只有等他們停止戰爭才肯與他們性交。（從女性滿足的角度而言，這是一種特別兩敗俱傷的做法，但也的確彰顯了女性的權力，讓人們相信“如果女人不想讓男人滿足，就沒有哪個男人能得逞”。）在另一個古希臘傳說里，雅典名妓泰伊思為了報復一百五十年前波斯國王薛西斯入侵希臘時損毀雅典神廟，慫恿亞歷山大縱火燒毀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polis）的神廟。在現實當中，饑餓而又憤怒的巴黎婦女因為面包價格的高昂而暴怒，她們在1789年10月向凡爾賽進發，這場凡爾賽婦女大游行后來助推了法國大革命爆發，最終推翻了路易十六的統治。2003年，在利比里亞經歷了長達十四年的內戰之后，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原住民和美裔利比里亞人在內的一群女性，因目睹戰爭造成的破壞而憤怒不已，齊聲呼吁結束這場戰爭。在運動的開始，利比里亞和平活動家萊伊曼·古博韋（Leymah Gbowee）向眾多憤怒的女性宣示：“從前我們保持沉默，但是遭受了殺戮和強奸、侮辱和疾病的肆虐之后……戰爭讓我們明白了，要想擁有未來，就必須對暴力說NO，對和平說YES！”這場抗議活動持續了兩年，直到2005年埃倫·約翰遜·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當選利比里亞首位女總統，這場大規模女性運動才宣告結束。

盡管在美國沒有這些故事流傳，但女性的憤怒事實上也改變了美國。這些憤怒形形色色：對性別歧視的憤怒，對種族主義的憤怒，對恐同癥的憤怒，對資本主義壓迫的憤怒，還有對女性及周圍人群遭受的許許多多不公正對待的憤怒。1991年一部講述黑人女性活動家和藝術家的紀錄片《憤怒之地》（A Place of Rage）里，有位女詩人瓊·喬丹（June Jordan）“因為生錯了性別，生錯了時代，生錯了膚色”而遭到自由的限制，她寫下的詩作就是一部微妙的憤怒編年史。在片中，她回憶了讓自己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變得敏感的事件：小時候她住在布魯克林的貝德福德-史岱文森區，鄰居家的小伙子因為警察認錯了人，在自家屋頂上遭到毒打，她目睹了這一切?！斑@個我崇拜的男孩，這個我們同街區的人……被這些充滿暴力并且獲準使用暴力的陌生人打得不成人形，這對我來說實在太可怕了。也正是這段經歷，讓我很早就在憤怒之地變得強硬起來。”

憤怒有力量

需要牢記的是，一直以來，人們對于女性的憤怒常常持誹謗或者排斥的態度，充滿了偏見，正是這些偏見激起了女性的憤怒。黑人女性的憤怒和白人女性的暴怒會遭到區別對待；貧窮女性的懊惱和富有女性的憤怒也會得到不一樣的傾聽。然而，盡管美國以種種不公正的方式否定或者嘲笑女性的憤怒，這些憤怒往往還是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實質性的改變，改變著這個國家的規則慣例和基本構造。

本書講到了許多憤怒的女性。有些女性對于奴隸制和私刑深感憤怒，她們冒著生命危險，不顧名譽受損，為女性開拓公開表達意見的新形式，例如在不同性別、不同種族的人群面前公開演講。有些女性因為婦女沒有選舉權而憤憤不平，從紐約市步行整整240公里到奧爾巴尼發起請愿，舉行絕食抗議，甚至把自己鎖在白宮的圍欄上。有些女性燃燒了一輩子的怒火，用了幾十年的時間爭取投票權，先是推動《第十九條修正案》的通過，再是促成《投票權法案》的頒布。她們在憤怒的驅使下發起一系列的非暴力反抗活動，她們游行示威，靜坐抗議，非法投票，也為此遭到監禁和毆打。還有些女性將歷史上那些隱秘的對話在露天集會和新聞報紙中傳播散布，在法庭上、政治會議中和司法委員會面前講述出來。

在美國，憤怒常常會起到推動作用，開啟長期的法律和體制改革。事實上，在美國建國的經典敘事里，正是憤怒推動了美國人民發起革命，與英格蘭決裂。然而，當憤怒的源頭變成女性，當女性憤怒地要求自由、獨立和平等時，不管她們再怎么煞費苦心地去模仿、去引用美國建國之父的那些語言表述和情感呼吁，她們的憤怒也很少會得到認可，很難被理解成是正義、愛國的憤怒。馬薩諸塞州曾經有位名叫貝特，后來改名伊麗莎白·弗里曼（Elizabeth Freeman，又被尊稱為“貝特媽媽”）的女奴，對主人平日里的虐待（甚至用滾燙的炊具擊打她）憤恨不已，聽到主人們談論關于自由的革命言論后，她認為自由也應該適用于自己，進而提起訴訟爭取自由；她的案例后來助推馬薩諸塞州在1783年廢除了奴隸制。本書剖析的正是這種憤怒的沖動。

19世紀30年代，洛厄爾紡紗廠的年輕女工們有感于自身的處境，發表了和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相似的反叛言論，宣稱“我們的父輩與英國政府的傲慢和貪婪浴血奮戰，因而我們，身為他們的女兒，永遠都不會戴上為我們準備的枷鎖”。她們組織了罷工，成為后來愈演愈烈的美國工人運動的前身。七十年后的1909年，在庫伯聯盟學院（Cooper Union）召開的一場會議上，23歲的勞工組織者克拉拉·萊姆里奇（Clara Lemlich）聽膩了男性發言人的長篇大論，拍案而起，呼吁發動一場大罷工。在此之前，她就已經因為參與罷工而遭到過毒打。這一次，她呼吁發起了兩萬人參與的制衣女工大罷工，與紐約絕大多數制衣廠達成了新勞工協議。三角內衣工廠是當時沒有與工人達成新協議的幾家工廠之一，這家工廠在兩年后發生了火災，146人喪生火場，其中絕大多數為女性。這場慘烈的火災點燃了其他女性活動家的怒火，驅使著她們為改變美國工作場所的安全規定而努力。

憤怒的偏見

本書也意在指出，這種對于國家的發展進步起到重要作用的憤怒，卻從來沒有得到過贊美，甚至都很少被主流文化提及；女性的憤怒從來沒有得到過贊揚，歷史書里對于她們這種正義的憤怒往往只字不提。有許多事情，歷史書都沒有告訴我們。例如，因拒絕為白人男子讓座而遭到逮捕、從而引發1955年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的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是一位端莊嫻靜的女性，同時也是一名熱誠的反強奸活動家。她曾經在一個企圖強奸她的人面前寧死不屈。那時她10歲，面對白人男孩的威脅，她撿起一塊磚頭威嚇對方不許靠近?！拔耶敃r非常生氣，”她談起年少的那次反抗時講道，“他一聲不吭地走了?！蔽覀冊趯W校的歷史課上也學過哈麗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蘇珊·布朗奈爾·安東尼（Susan Brownnell Anthony）等少數幾位女英雄的事跡，卻從來沒人逼著我們去想一想，這些英雄事跡的動機不只是出于堅忍、悲傷或者毅力，其實更重要的是出于憤怒。而一直以來，我們所接收、所消化的文化訊息都在暗示我們，女性的憤怒是不可理喻的，是危險又可笑的。

本書還會指出，對女性來說無用的憤怒對男性卻大有用處。例如，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競選活動中大喊大叫，就會被稱贊說他們能夠理解那些支持者的憤怒，并且能夠有力地引導這種憤怒。而他們的女性參選對手卻只是遭到奚落，被嘲笑太過尖刻，只因為她們在麥克風前講話太大聲或者太過強勢。本書論及的女性中，有些已經憤怒了太久，卻一直沒有找到發泄的出口，她們沒有意識到在她們的鄰居里，她們的同事里，她們的朋友、母親和姐妹里，有多少女性和她們有著同樣的感受。直到某一天，某位女性終于不顧形象地大聲吶喊起來，于是每一個人都聽到了她的聲音。因此，本書也會講到女性的覺醒。例如，有些女性正是在女性大游行中舉著標語前行的時候，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經歷了某種覺醒，也開始思考自己之前到底是如何被騙，陷入沉睡的——而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此前從未參與過任何政治抗議活動。

這也就意味著，本書同時也會講到女性內部針對彼此的憤怒：因某些女性——白人女性——熄滅或減弱自己的怒火換來特權和獎勵而感到憤怒，也因其他女性——非白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為此付出代價而感到憤怒，她們總有生氣的理由，就算是壓制自己的怒火也很少會得到赦免或獎賞。

憤怒于不公

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在《憤怒與寬恕》（Anger and Forgiveness）一書中指出，不管是個人生活中的憤怒還是政治背景下的憤怒，本質上都是一種報復性的沖動，這種懲罰性的沖動常常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然而，并非所有的政治憤怒都是出于報復性的沖動；憤怒并不一定是要看到總統和他的親信被送進那些他們關押了無數美國人的監獄里去；憤怒也不只是來自那些想“把他關起來”的人們。憤怒也可以源于對不公正的強烈反感，源于想要解放那些被非法拘禁或傷害的人的渴望。對于女性而言，一直以來，她們的憤怒都遭到譴責、誹謗和嘲笑，被視為冒犯之舉；一直以來，她們都在被迫壓制憤怒、藏起怨恨，一旦選擇表露自己的情緒，就會遭到阻攔——這才是報復性、懲罰性的行為。

前不久，另一位哲學家米夏·切莉（Myisha Cherry）也指出：“我想讓你們相信，有些憤怒并不是壞事?！睂Σ还F象的憤怒尤其讓她感興趣，她視之為一種針對不平等的恰當回應。“對不公正行為的憤怒有以下特點：它識別得出不法行為，并且基于事實，絕不是出于自己的妄想或編造；它不是一種自私的情緒，一個對不公正感到憤怒的人并非只關心自己的境遇，而是對別人也很關心……這種憤怒不會侵犯他人的權利，并且最重要的是，這種憤怒渴望帶來改變。”

正如切莉指出的那樣，政治的憤怒可以來源于個人的憤怒，也可以是一種個體的感受，但這種憤怒不同于努斯鮑姆筆下那種個體化的、懲罰性的憤怒，而是通常有更廣闊、更樂觀的目標。這種憤怒可以成為一種交流工具，號召有著同樣思想觀念的人行動起來、參與進來、合作起來。而這些人如果不首先將自己的憤怒公之于眾，就永遠無法知道原來自己擁有這么多足以集結一支軍隊的同胞，也無法超越各自的差異、展開強有力的合作。

本書希望指出女性憤怒中的溫暖與正義所在，而不只是單純地為之歡呼。憤怒畢竟有其局限和危險之處，也當然會遭到侵蝕。在很大程度上，對于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憤怒就像是一種燃料，若加以必要的助燃劑，它就能夠——在某種程度上，也必須——推動高尚而艱難的圣戰。但它同時也易燃易爆，會爆發出無法預測的能量，會灼傷別人。

在這個憤怒卷土重來的時代，在這個女性被徹底氣瘋的時代，本書審視了憤怒這種情感在過去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它帶給了我們什么，又造成了什么傷害？與此同時，本書也發出了疑問：憤怒會將美國帶向何方？從某種程度上講，女性的憤怒從未得到過合理的對待，也從未得到過歷史的認可，這著實讓人生氣。很少有歷史學家或記者能夠注意到，那些帶著盛怒獨自或合作抵抗暴政、抵制壓迫、反抗不公的女性，推動了美國的發展與改革，也推動著這個國家一步步向前，實現其仍未兌現的人人平等的承諾。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多年來，人們一直對女性憤怒所具有的力量心照不宣：女性在美國是被壓迫的大多數，在這個從來都得不到公平對待和公正代表的國家里，她們向來都有可能憤而起義、接管這個國家。也許，女性的憤怒之所以遭到如此廣泛的詆毀，被貶為丑陋、敵對的無理取鬧，正是因為我們深知女性的憤怒會帶來爆炸性的威力，會翻轉這個試圖遏制這股力量的系統。回顧過去、著眼未來，我們會清晰地看到，那些權貴之所以通過消聲、抹除和鎮壓來否定女性憤怒的舉動，正是因為他們正確地認識到了女性憤怒的力量，一種能夠改變世界的力量。

為憤怒正名

很多年來，我都在試圖美化自己內心深處凝結的憤怒，讓它變得可以為所有人接受。然而在允許自己發泄這些憤怒的時刻，我瞥見了憤怒的力量。我們謹慎克制自己的憤怒，但憤怒其實可以成為一個強大的工具。憤怒是一種交流工具，能幫演說者和寫作者釋放表達，也能給那些有著各自煩惱的聽眾和讀者帶來慰藉。

我們當中那些感覺憤怒的人，那些煞費苦心隱藏憤怒的人，那些擔心憤怒帶來惡果的人，那些擔憂發泄憤怒有礙于實現目標而牢牢壓制怒火的人，都必須認識到憤怒常常是一種充滿活力的表達方式。憤怒是一種力量，為那些激烈而緊迫的戰斗注入必要的能量、強度和緊迫感。更大而化之地來說，我們必須認識到自己的憤怒是正當合理的，它并不像別人告訴我們的那樣丑陋可笑、歇斯底里或者微不足道。

起初，我決定寫這本書，是希望能夠借此疏導、理解自己的憤怒，剖析自己是如何抑制憤怒，又是如何用更受官方歡迎的東西來遮掩憤怒的，但是2016年的總統大選期間，整整兩年里，不管是政治媒體還是流行文化，不管是右翼還是左翼，甚至于我的朋友每天都在告訴我，女性沒有理由憤怒。他們告訴我，希拉里·克林頓的總統競選之路不會遭到性別歧視的影響，事實上她才是擁有更多權力的候選人。他們告訴我，人們之所以支持唐納德·特朗普，不是出于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或者仇外情緒，而只是因為經濟焦慮。他們告訴我，真正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那些特朗普支持者的憤怒，讓這些美國白人陷入這種特朗普式狂熱情緒的，正是那些女權主義者和民權活動分子的過激言論。我覺得自己也許會因為無法充分表達的憤怒而迷失方向。

于是我開始剖析美國女性的憤怒，審視這種憤怒遭到了怎樣的壓制、阻攔和貶損，雖然我十分確信這種憤怒在美國的成長與發展中起著核心作用。我開始告訴別人，自己正在寫作有關女性憤怒與社會變革的話題，也由此開始意識到，原來有那么多的女性是如此深切、如此絕望地想要談論自己的憤怒。她們告訴我，她們需要閱讀有關女性憤怒的討論，需要書寫自己的憤怒，需要談論自己的憤怒，哪怕只是給我寫一封郵件，或者給自己的朋友發推聊聊天。她們沒有辦法再繼續抑制自己的憤怒，哪怕再多一秒。她們到底希望從這種憤怒的發泄中獲得什么呢？我問過許多人。一次又一次，我得到的回答都是：為憤怒正名。

因此，我希望本書能夠提供這樣一種正名：那些憤怒的女性并不孤單，也不瘋狂，更不會讓人反感。事實上，女性的憤怒在美國歷史悠久，是真實存在的，只不過這歷史被刻意隱藏了。

但很重要的一點是，有些女性會突然開始憤怒，也會因這種突如其來的暴怒感到困惑，而她們并不是最先有這種感受的人，在此之前，已經有很多女性表達過對于不公的憤怒。那些一直都在憤怒的女性已經做了很多，她們改變了美國的某些方面，也為女性樹立了行動的楷模，提供了表達的范例。

我們必須回顧歷史、展望未來，因為我們現在正處于一團迷霧之中，可能會迎來一個轉折的時刻——不是說所有冤屈都會平反或者所有錯誤都會糾正，而是說這個國家的舵手有可能迎來巨變。美國的進步往往要讓人備受煎熬地等上許久，但有時一些沉悶可怕、傷害極大的挫折卻也在斷斷續續地推動進步的發生。我們如今正處于這樣一個時刻，需要注意到、也需要認識到，如果我們認真想想自己因何憤怒，想想什么需要改變，就有可能帶來怎樣的改變。因為，改變是可以很快到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