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股市誕生起，市場上就充斥著各種真真假假的故事，同樣的敘事，聽者反應各異，因此，才有了無論股價高低都有買有賣。然而，如果說流行的故事還能影響宏觀經濟及高層決策，就不那么直觀了。本文以《敘事經濟學》一書為引，解讀其間的秘密。作者認為，在紛繁復雜的經濟社會中，普通人要學會分析著聽故事，宏觀經濟調控則要了解流行性故事背后的經濟風向標，并引導故事的流行。

《“故事”如何影響經濟決策與宏觀經濟》

文 | 盧周來（《讀書》2022年6期新刊）

二〇〇七年，滬市指數突破六千點，有經濟學家不斷鼓吹“一萬點可期”。當時，我所熟悉的某所地方高校，教研之余，幾乎所有人都在議論股市。其中一位哲學教授，更是放棄了購買單位廉價自建房的機會，把原本用于購房的錢，全都投向股市。“高光”時刻每天賬戶都能多出萬余元進賬。一個哲學教授在股市發財的“故事”，很快在校園里流傳，幾乎成為傳奇，更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教授把積累投入股市。當然，后來的結果是悲劇性的，他們中的不少人，虧掉的不僅是積累，還有遠低于市場價位的單位自建房。

亦是在一片狂熱的時段，熟讀經濟史的我感覺到一絲絲不安。于是，在當時《東方早報》所開專欄“京華書影錄”中，我推薦了美國歷史學家艾倫（Frederik Lewis Allen）的著作《從大繁榮到大蕭條》。在那本書中，艾倫生動再現了一九二九年大蕭條降臨前夕美國股市的“末日瘋狂”。而這種“末日瘋狂”，也正是由無數個在民間流傳卻無法證實的“日進斗金”故事推動的。終于，當財富的底層架構已承擔不起最后壘上的那個方塊時，崩盤開始了。

特別巧合的是，十五年后，當我翻開經濟學諾獎得主羅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的《敘事經濟學》（以下簡稱《敘事》），撲面而來的文字，竟然就是席勒對艾倫《從大繁榮到大蕭條》這部著作的同一段內容的引述。更讓我感覺“不謀而合”的是，席勒之所以以艾倫著作開頭，是在論證“故事”在影響個人經濟決策中的強大力量。而我當時警告人們不要被流行性“故事”所“忽悠”，其基本邏輯亦是：個人決策并非全是理性的，而是受到周邊輿論環境的極大影響。

關于“敘事”（Narrative）與“故事”（Story），在席勒看來，“敘事的本質就是故事。”正因此，席勒為《敘事》加了副題——“故事是如何流行開來并驅動主要經濟事件的”。不過，“故事”要成為“敘事”，還要有兩個前提性條件：一是流傳范圍較廣，而非在很小的圈子內很少人知道的故事；二是圍繞某個話題衍生出一連串而非單個故事。

關于“敘事”對個人與社會的重要性，在經濟學之外的其他學科，其實是得到了充分認證的。席勒在書中也專門有一章，帶領讀者來了一場所謂“知識融通之旅”。

比如，社會學家認為，故事以及講故事是人類知識的基礎。人們對于事實要點的記憶，是圍繞故事來進行排列的，那些被記憶的事實是附加在故事中的。沒有故事穿插其間的事件就沒有意義，我們也就無法將其保存在記憶中。而我們之所以能夠回憶起走過的路，也得益于經歷的一個個“故事”構成路標，引導我們“回到”個人獨特的成長歷程。

心理學家還認為，人類的交流也總是以互相提醒的講“故事”方式進行。一個人講一個“故事”，就會激發另一個人想起相關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又會使對方想起另一個“故事”。如此不斷提醒，形成很長的反饋序列，使交流得以順利進行。特別是，人類的心智結構，還要求接收的信息不要被太多的細節以及太冗長的邏輯所拖累，因此，線索越清晰明了的“故事”，往往越能被人們所記住。這就是為什么即使人老了仍然記得小時候聽過的經典童話，也是這些童話歷經悠長歲月而仍在流傳的原因所在。

人類學家則干脆提出，會講故事是人類社會一種特殊的現象，是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人類特有功能。

然而，被諸學科如此重視的“敘事”，在當下的主流經濟學中卻沒有其存在的空間，因為在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個人的經濟決策，只受兩個因素影響：一是財富約束，即你口袋里有多少錢；二是市場價格。剩下的，就是“你”如何在這兩個約束條件下，確定怎樣的商品組合能夠實現最大限度滿足。至于這個“你”，是絕對理性的。不僅僅知道自己“最大化”需求是啥，而且知道如何實現這個“最大化”。也就是說，這個“你”，在主流經濟學中，就是一臺冷冰冰的、不會受任何外在環境與情緒影響的“超級計算機”。這一明顯忽略人性的多樣性及人的決策受多元化因素影響的假定，使得主流經濟學在獨享半個多世紀學術霸權之后，越來越與現實經濟發展相抵牾，越來越受到包括主流經濟學家在內的更多經濟學家懷疑。

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席勒與其學術伙伴、同為諾獎得主的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一起，把“敘事”這一重要元素主動引入主流經濟學，專門研究“通過口述、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傳開的大眾性傳播故事，是如何推動人們做出一些最終會對決策產生影響的決定”，以“開啟一種新的經濟變化理論”，扭轉主流經濟學“黑板化”趨勢。同時，“鼓勵人們識別那些能夠幫助定義重大經濟事件的經濟敘事，并將它們納入思考，從而提高人們預測和處理這些事件的能力”。這就是《敘事》一書的主旨。

無疑，個人經濟決策始終是經濟學研究的起點，亦是理解宏觀經濟現象的入口。《敘事》一書，從資本市場中個人行為受流行性敘事驅動入手，同樣是想為理解“敘事”的經濟效果、構建“敘事”流行的經濟學模型找到一個完美切口。

《敘事》是以艾倫講的一九二九年故事開頭，而席勒自己第一個用以解剖的“麻雀”是“比特幣”。在席勒看來，公開的股票市場盡管看起來以“敘事”推動，但經濟自身因素可能更具決定性。而作為一個“隱秘”的地下資本交易市場，比特幣系統幾乎是完全憑借“敘事”得以運行的，因為，與貨幣價值有實物與政府信用支撐不同的是，“比特幣現在之所以有價值，完全是因為公眾的狂熱”。這與經濟學上關于個人理性決策，幾乎沒有任何關系。

通過回顧比特幣自出現到成為大眾投機工具的歷史，席勒發現，關于比特幣的流行性敘事，幾乎拿捏住了當下人們所有的困惑，迎合了全球化悖論下人們所有的情感需求。主要有三條：財富鴻溝越來越深，以至于普通階層通過尋常路徑永遠無法實現財富自由，而比特幣的交易體制提供了實現平等以及使普通人發財的可能性；腐敗的權力階層與資本階層聯姻，通過其掌控的所謂“合法”金融機構，通過制造通脹與危機，反復“合法”地剝奪普通階層好不容易積累的那點財富，而比特幣系統是由大批匿名個體以民主方式維護的，是“無政府主義”的；信息化與智能化裝備的大量使用，使得技術越來越決定著人類未來及未來個體的命運，而比特幣提供了個人深度參與新技術的接口，并可能使參與者成為新世界的贏家。

不僅如此，比特幣敘事的流行，甚至還抓住了大眾心理對神秘性的興趣。這就是關于比特幣最早的“發行者”中本聰的“敘事”。時至今日，仍然沒有人確切地說見過中本聰本人，也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后來還有關于中本聰的傳言反復出現，其中的“浪漫”與“俠義”，成為推動比特幣敘事流行的又一個“核心人文故事”。

從比特幣及其他流行性敘事的分析，席勒推出了關于敘事經濟學的七大構想，這構成了全書最具理論與邏輯性的部分。但這些構想其實并非經濟領域所獨有，而是通行于社會認知領域。對于普通讀者而言，也很容易理解，因為與我們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經驗與常識非常吻合。這也足以證明席勒想把主流經濟學從“黑板”拉回“生活”的努力。

其中有三個構想，尤其讓讀者“感同身受”，同時也能讓讀者進一步理解社會認知是如何被塑造的。一個是“真相不足以阻止虛假敘事”。最權威的《科學》雜志曾發表過這樣的研究成果，在故事的真假問題上，虛假故事的轉發率是真實故事的六倍。這里面反映了兩個深層邏輯：首先是人類一個普遍性心理——對于刺激、有震撼力的敘事，人們更“趨之若鶩”，更津津樂道，也更急于進行“二次傳播”。再就是，出于對體制或權威的本能警惕甚至是抗拒，人們對口口相傳的“故事”的信任程度，從來都超過對傳統媒體的信任程度。尤其是當下，人們對自媒體所傳播敘事的信任程度，以及對傳統資訊的不信任，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兩個深層次邏輯，是導致虛假敘事日益主導社會認知的原因。在此背景下，即使傳統媒體或政府出面，對虛假敘事進行“辟謠”與修正，提供真實的故事原型，其傳播力也遠比不上虛假敘事。

再一個是“經濟敘事的傳播力取決于重復概率”。無數的事實表明，一個敘事要流行起來，反復進行強化非常重要。仍以股市為例。研究表明，人們在股市的投資行為，受“故事”影響的程度，與“故事”被重復的概率息息相關。每一輪行情啟動的初期，就會有這樣的“故事”在人們之間流行：“某某昨天還與我們一樣，今天因為買股票發大財了!”一開始，大家半信半疑；但很快，耳朵里不斷被股市發財故事所充斥，且這個“某某”離自己越來越近。終于有一天，又聽到了這樣的“故事”：“我們小區的某某發財了，你看他都一口氣買下兩套房子!”這種不斷重復的“故事”似乎在越來越強烈地警示人們“再不買，可能真會錯過發財機會”，大家都瘋狂地撲向股市，股市也在人們的推動下不斷攀上新高。

還有一個構想也非常有意思：“敘事大行其道依賴其附屬元素，如人情味、身份認同和愛國情懷等等。”因為這些附屬元素最能打動人們的內心。席勒在文中不無嘲諷地舉了這樣一個例子：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一檔名為“九十秒觀世界”的節目很受歡迎，盡管里面的新聞報道幾乎全是美國發生的事，卻極少有美國觀眾質疑其名稱為啥叫“觀世界”。席勒認為，這背后其實就是身份認同及愛國情懷。他寫道：“雖然美國人口只占全世界5%，但在美國人眼里，美國就是世界”，“最重要的事也只配發生在美國”。

在分析了經濟敘事對個人經濟決策的影響及機理之后，席勒亦分析了經濟敘事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關于國家宏觀經濟增長，如果問任何一個接受過經濟學標準教育的人，都會這樣回答：決定一個國家短期經濟增長的是投資、消費和出口，即所謂“三駕馬車”；決定一個國家長期經濟增長的是資本、勞動與技術，即所謂“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然而，席勒認為，這些內生性經濟因素，對宏觀經濟及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當然是有決定性的，但還應該看到，經濟敘事對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同樣關鍵。

在仔細研究了美國歷史上經濟增長周期之后，席勒列舉了他所認為的影響宏觀經濟的九大經濟敘事。這些經濟敘事在歷史上反復出現，并且在當下呈現出新特征。這九大經濟敘事分別是：恐慌與信心、節儉與炫耀性消費、金本位制與金銀復本位制、勞動節約型機器取代多種工作崗位、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取代幾乎所有工作、房地產繁榮與蕭條、股市泡沫、對“奸商”和“邪惡企業”的抵制，以及“邪惡工會”干預導致的經濟扭曲等。

其中，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歷來與宏觀經濟息息相關，又如前所述，它們與人性中的貪婪、盲從、愚昧等黑暗的一面相聯系，所以，關于股市泡沫和房地產繁榮這二者的敘事，成為所有長期經濟敘事中最顯眼、最具吸引力的那種。經濟史也表明，股市與房地產市場走向，受相關敘事影響也最大，而其對股市與房地產的最終影響，又與宏觀經濟表現息息相關。

與此相關聯，恐慌與信心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尤其是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我們已不陌生，但卻仍然難以駕馭。特別是金融恐慌敘事，帶有強烈的心理成分，更容易如超級病毒般傳播，引發市場崩盤。金融恐慌敘事往往又影響到商業信心。這也是現代經濟危機往往以金融危機開端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每當經濟下行或資本市場遭遇重挫，尤其是經濟與金融危機期間，如何消除投資者與消費者的恐慌情緒，如何提振他們的信心，就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決策指向。

節儉與炫耀性消費是一對對立的經濟敘事。席勒指出，歷史上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節儉敘事與炫耀性消費敘事交替出現，都因其影響到人們的消費和儲蓄模式，故對宏觀經濟狀況的影響甚至超過了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預期。以美國大蕭條時期為例，因為太多人陷入貧困而不得不節衣縮食，勉強度日，此時，“節儉敘事”在全社會流傳。一方面，媒體及社會輿論要求即使是富人也應該有“共情效應”，把節儉與過普通人一樣的生活視為“新道德”，甚至到最后，“貧窮”成為一種時尚；另一方面，那些仍然無視大眾苦難，還在進行炫耀性消費的人，會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這種“節儉敘事”的流行，導致即使有能力正常消費或較高消費的人群也不敢消費，同樣去過著“節儉”的生活。其結果是，總消費水平進一步走低。席勒認為，這是導致危機越走越深的重要原因。直到一九三三年，“羅斯福新政”用政府和社會消費提升總消費使蕭條走出谷底，“炫耀性消費”敘事又悄然升溫，并助推了經濟重新走向繁榮。

對一個國家來說，當國內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國際貿易與匯率出了問題時，恢復金本位的敘事就會流行。美國上屆總統特朗普，基于對美國國內所負擔的國際債務不斷高企、美元濫發導致通脹的雙重擔憂，在其任期內，多次提出在美國恢復金本位制，亦成功地在歐美激活了關于“金本位制或金銀復本位制敘事”。這一敘事的再次復活，不僅是美國與國際經濟結構出現問題所催生的結果，亦將反過來影響到經濟下一步走勢。

不過，對普羅大眾來說，更關注的是有份穩定的工作，因為失業對個人與家庭的損害，更甚于通脹。于是，在歷史上，由技術進步引發的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的擔憂，作為又一個長期經濟敘事反復出現。從一八一一年英國“盧德派”掀起的打砸機器運動，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美歐把經濟蕭條歸結為“勞動節約型發明所導致高失業率”，再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對于“技術專家治國”的無端恐懼，又到六十年代的自動化恐慌，表現各不同，但實質都一樣。盡管歷史表明這種“敘事”表達的擔憂似乎是多余的，但另一方面，這種“敘事”在當時推動了經濟政策的緩慢調整，為增強技術進步的社會適應性贏得了時間。

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再次把關于“勞動力被技術替代”的敘事推向了高峰。技術專家預測“奇點”到來，認為“無人工廠”將成為常規；歷史學家尤其是以《人類簡史》聞名的以色列學者尤瓦爾·赫拉利預測，未來將出現一個“完全無用的社會階層”；甚至蘋果公司前總裁喬布斯也參與到這一敘事中，他以親身經歷表明，“時代拋棄你時連招呼也不會打一聲”……這些敘事的流行，一方面的確在強化人工智能將替代大多數勞動崗位的憂懼，另一方面又在推動新一輪經濟決策，主要包括征收“機器人稅”以及“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其中，為所有人——無論在崗還是不在崗——提供全民基本收入的設想，已在部分歐洲國家進行試驗，這將影響長期宏觀經濟增長。

資本與勞動這對矛盾的持久博弈，在經濟敘事表現為“奸商”敘事與“邪惡工會”敘事二者的交替與反復。在歷史上，在數不清的文學家、思想家以及社會大眾所制造的敘事中，企業家經常被視為“無情冷漠奸詐的賺錢機器”，不僅要為貧困、通脹、失業等這些經濟現象負責，還被認為制造了戰爭、不平等、社會沖突等人類災難。當然，反過來，在奧地利學派、芝加哥學派等“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敘事中，企業家又成為推動歷史進步與社會發展的主角，而前者敘事中被認為代表公平、道德、為被剝削者求解放的工會，在后者的敘事中，不僅是推動通脹與失業的真正元兇，而且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攔路虎”，是蒙著正義外衣的“邪惡力量”。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盡管席勒并沒有進行這樣的綜合性總結，但無論從現代經濟史還是從席勒在著作中梳理的“經濟敘事史”來看，當一國宏觀經濟走向蕭條之前，關于資本市場與房地產泡沫的敘事、關于節儉的敘事、關于企業或資本不道德的敘事、關于勞動力可能會被技術替代的敘事等，往往會越來越流行。這種流行一方面可能是經濟繁榮過程中積累的矛盾已經到了危險地步的征兆，而另一方面，這種流行又成為宏觀經濟真正走向蕭條的重要推手。一直到宏觀經濟走向下一個繁榮周期，相反的敘事則往往會取而代之。

對這一規律的認知，可以幫助宏觀調控當局，在使用慣常的經濟工具之外，還應該通過更好地引導“經濟敘事”進行反周期操作。比如，在當下中國，那些能夠激發資本市場信心，有利于提升消費水平、有利于企業經營環境的經濟敘事，應該予以鼓勵。

作為首次系統研究“經濟敘事”的經濟學家，席勒與其搭檔阿克洛夫還清醒地認識到，敘事不僅影響個人決策與宏觀經濟，還深刻地影響著經濟學發展及經濟學家個人的學術選擇。

阿克洛夫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在美國，自由放任派經濟學家為了證明政府的官僚主義和低效率，常常反復向受眾講這樣的故事：“《十誡》有二百九十七個字，《獨立宣言》有三百個字，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有二百六十六個字，但物價管制局最近的一項卷心菜價格調控方案的指導意見有兩萬六千九百一十一個字。”這個“故事”最早流行于一九五一年初，由一位脫口秀經濟評論員說出。而實際上，物價管制局從沒有過關于調控卷心菜價格的方案，上述“故事”傳開后，物價管制局為辟謠專門做了聲明，但并沒有阻止住對政府調控持敵意的經濟學家和共和黨人繼續傳播這個“故事”。直到現在，這個“故事”還不斷被本該非常嚴謹的學者作為實證，用來攻擊對手并宣傳自己的主張。

席勒則列舉了一個更離奇的事。眾所周知，“拉弗曲線”被認為是推動當年里根政府大規模減稅的重要理論。經濟學家拉弗提出這一理論是在一九七四年，但它的流行，則得益于時任《華爾街日報》社論主筆萬尼斯基（Jude Wannisk），他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書里，以親歷者身份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拉弗曲線”最早的版本，是拉弗與白宮兩位高官及萬尼斯基在華盛頓特區名為“兩大陸”（Two Continents）的餐廳共進牛排時，在一張餐巾紙上畫出來的。該書出版時，拉弗本人親口否認了這一說法：“那家餐廳使用的餐巾是布做的，而我母親從小就教育我不要褻瀆美好的事物。”然而，正如“敘事經濟學七大構想”中所認為的那樣，拉弗本人的澄清未得到傳播，那位記者關于拉弗在餐巾上畫出“拉弗曲線”的故事，卻因其足夠符合人們對偉大經濟學家的想象如病毒般傳播開。更為離奇的是，萬尼斯基去世后，萬尼斯基的夫人宣稱，在她丈夫的遺物中發現了那方畫有“拉弗曲線”的餐巾。這方餐巾竟然又被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作為館藏，成為后來那些主張減稅政策的經濟學家口中的“流行性敘事”。

作為本篇札記的結束，我最后想說的是，在紛繁復雜的經濟社會中，作為普通人，要學會聽故事，還要警惕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所蒙蔽；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當局，要了解流行性故事背后的經濟風向標，并有目的地引導故事的流行；作為經濟學家或思想者，則要學會講好故事，既助推經濟社會發展，同時又能更好地推銷自己的觀點與理念。這應該是閱讀席勒《敘事經濟學》對我最重要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