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樊旭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日前在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時表示，今年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害程度不低于2020年，從財政穩增長的角度看，有發行特別國債甚至是調高赤字率的必要。
“因為今年如果要達到年初制定的經濟增長5.5%左右的目標，難度非常大。”賈康說，發行特別國債籌集的資金可用于有效投資、抗疫支出以及消費補貼等特殊支出。
他還表示，在經濟下行壓力超預期的背景下，可能也有必要調升今年的預算赤字率。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預算赤字率設在2.8%，比上年低0.4個百分點。
“今年赤字率的安排相對保守，只有2.8％。”賈康說，“那么現在把赤字率再提高一些，是完全可以控制在安全區內的?！?/span>
對于紓困小微企業，賈康認為，最實在的和最有針對性的支持就是財政貼息貸款，但如何給不同情況的企業分配資金，是一個考驗。
此外，賈康還表示，在中國發放消費券要比直接發現金更具可行性。“中國有14億人口，一方面是發不起，另一方面是發了以后效果也不好。所謂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有什么必要給富豪也發錢呢？”
他表示，相比之下，定向向中低收入人群發放消費券并將購買范圍限定在基本生活用品和食物方面，這樣更能起到救助作用，并且托底消費。
長遠來看，賈康表示，需要通過加大收入分配來縮小收入差距，進而提高社會購買力。
他在近期出版的新書《中國改革真命題》中指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的增長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步，進而使低收入者收入適當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貧困人口顯著減少、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是保障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有效途徑，具有全局意義和戰略意義。
在稅收制度改革的問題上，賈康認為主要需要在四個稅種上進行改革研究，包括改變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模式、及時調整消費稅的征稅范圍、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以及研究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
以下為界面新聞編輯整理的專訪實錄
界面新聞：這段時間關于發行特別國債的呼聲很高，您覺得今年有沒有必要發行特別國債？
賈康：現在官方信息中還沒有涉及相關措施，但我認為還是需做預案，如果有必要的話不排除發行特別國債，積極穩妥推進。因為今年如果要達到年初制定的經濟增長5.5%左右的目標，難度非常大。而且比照2020年，可以說今年疫情所造成的經濟損害程度不低于當年。
界面新聞：2020年特別國債發行了1萬億元，您覺得今年應該發多少？在資金用途上怎么規劃？
賈康：特別國債的規模一定要由有關部門在積極穩妥前提下做全面的信息分析，從而確定一個具體的量值。2020年發了1萬億元，那作為今年的發行規模參考依據至少有一定可行性，可以在具體分析后提出一個建議供決策層最后拍板。
2020年特別國債的使用是多元化的，包括抗疫的支出、企業的紓困，還有一些建設項目。2022年如果再發，應該也是多用途的。一是要對應到有效投資，除了傳統基建，還有最近國務院提到的新基建、新能源等項目。二是抗疫支出，這次上海、北京等地相關的抗疫支出都是相當可觀的，還有吉林、天津等地方也高度緊張，都需要加以保障。三是特殊用途，比如可討論的對汽車行業、家電行業給予特別支持，如果這個支持是以促銷的形式落地，那其實就是補貼資金的安排問題。
界面新聞：除了發行特別國債，有一些分析師甚至認為要調升預算赤字率，您覺得有這個必要嗎？
賈康：我認為也可能有必要，這在1998年已經有先例，就是做預算調整方案。今年“兩會”時發布的財政預算方案沒有預計到3月中下旬以后事態的變化“超預期”，如果現在來做預算調整方案，無非就是借鑒1998年經驗。
當時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大大超出預計，一季度數據出來以后發現不對頭，政府下決心做了預算調整。最突出的措施是發行長期建設國債，籌集資金擴張政府支出，在擴張總量的同時還安排了六大重點支出方向以優化結構，既推升了當年的經濟景氣，又為以后的發展提供了后勁支撐。
（編者注：1998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當年中央財政預算調整方案，決定增加中央財政預算。具體方案為：財政部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500億元納入中央預算，500億元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舉借，重點用于農林水利、交通通信、環境保護、城鄉電網改造、糧食倉庫和城市公用事業等基礎設施建設。）
今年赤字率的安排相對保守，只有2.8％，當然還有其他一些特定資金的調入，所以實際的支出力度不減。那么現在把赤字率再提高一些，是完全可以控制在安全區內的。
我們這些年總把預算赤字率控制在3%出頭或不到3%，表明的是政府特別注意防范公共部門風險的態度。事實上，所謂3%的赤字率和60%的公共部門負債率，是歐盟簽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時為規范財政紀律設了一個整數關口，沒有特別精確的測算，也沒有特別的學理依據。在實際壓力之下，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不僅是歐盟成員國的中小國家，就是頭部的德國、法國也守不住這兩條線。所以，中國可以借鑒，但沒有必要把它作為金科玉律。
界面新聞：保市場主體和保就業是今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財政方面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紓困小微企業的政策。您認為其中最有效的是哪個政策，有什么政策堵點沒有？
賈康：對小微企業來說，最實在的支持就是財政貼息貸款，也是最有針對性的，這個2020年已經在做了。這個措施只要執行下去，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就會有好轉。對于一些在生存邊緣的企業來說，能不能享受到這個政策，之后的境遇可能是冰火兩重天的。
但另一方面，這個政策確實在實行上是有堵點的。比如，怎么區分合理的量值，不能每個企業都分配一樣多的資金支持，不同情況的企業如何具體配資金，給誰不給誰，這就是一個考驗。操作得不好的話，拉關系處關系，不該享受的享受了，該享受的享受不到。針對這個問題，我認為要總結經驗，2020年有些地方的做法比較好，比如設定計算公式，公開分配辦法、進行結果公示。政策要陽光化，使大家知道是怎么決策的，政府部門要接受監督，這些都是有必要建立的機制。
界面新聞：根據預算計劃，2022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預計增長0.4%。但受疫情影響，再加上去年一些房企的債務風波，土地市場比較冷淡，今年前4個月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近30%。在財政增收的壓力下，包括集中供地在內的土地出讓政策以及針對房企的“三條紅線”是否有調整的可能？
賈康：我認為這些可以有一定彈性。為了防范風險，一段時間以來包括“三條紅線”等一系列房地產相關政策，各個有關部門都曾是一律從嚴從緊地執行，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宏觀負效應。所以從去年底以來，中央和地方都在放松政策，實際上就是在糾偏。雖然目前市場反應不算太大，但政策效果還是會逐漸顯示，至少市場預期不像之前那么悲觀了。政策暖風頻吹，過了某個臨界點以后，市場回暖應該會表現出來?，F在大家還處于驚魂未定，或者驚魂稍定的狀態。
界面新聞：3月、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都是負增長，有些聲音建議直接給居民發現金來提振消費。不過，前段時間李克強總理公開表示不會這樣做。但不少人依然對這個政策報以很大期許。您認為，這個政策未來是否有可能推出？
賈康：我覺得是沒什么可能的。中國有14億人口，一方面是發不起，另一方面是發了以后效果也不好。所謂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有什么必要給富豪也發錢呢？財政發錢也發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錢，還是要爭取做點更有針對性的事情。
除了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其他經濟體也有過發現金的例子，包括美國、新加坡等，但更值得我們借鑒的政策不是發現金，相對更可接受的是借鑒美國的Coupon（食品配比券）政策，也可以稱為消費券。這種券也是有面值的，但不能當現金任意買東西，只能去超市換面包、牛奶、雞蛋之類。
這個政策主要針對中低收入人群，不是所有人都有，是救助性質的。這樣做的好處，一方面，關于具體享受人群劃線的糾結會少一些，畢竟不是錢；另一方面，由于購買的東西是定向的，也就是換取基本生活保障，不會被拿去喝酒賭博或者被人騙走。唯一要注意的是防止黃牛以各種借口倒賣。在刺激消費上，這種消費券也有托底消費的作用，創造了一些本來沒有的消費能力。
界面新聞：長期來看，消費低迷的癥結很大部分指向居民收入問題。您在新書《中國改革真命題》中提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中國經濟最大的不平衡之一。在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再分配制度的問題上，我國的稅收政策可以做出哪些方面的改進？
賈康：第一，要改變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模式，優化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征收模式，綜合部分按年度以超額累進稅率征收，制定更合理的稅率和基本生活費用及家庭專項費用扣除標準。在統一市場框架中堅持實行全國統一的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可酌情分階段適當提高這個“起征點”，同時動態優化地設計納稅人贍養家庭人口等費用扣除。
第二，應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 及時調整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在擴大其征稅范圍時, 不僅要增加一些奢侈消費品項目，如私人飛機、私人游艇、高檔時裝與時尚奢侈品等，還可以包括一些高端消費行為，如洗浴桑拿、夜總會、游藝等。
第三，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并配之以適時推進改革試點，為立法提供更豐富的本土經驗。房地產稅作為一種直接稅，除了籌集政府收入，特別重要的是將按照支付能力原則起到稅收“抽肥”的作用，讓有豪宅、有多套房的納稅人多做一些稅收貢獻，而這些資金進入國庫后，就能“補瘦”，即政府將此種稅收收入用于扶助弱勢群體，加強保障房建設，增進社會福利。
第四，研究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由于兩個稅種的納稅人與負稅人往往是同一人，征稅對象可一道精準定位，被認為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手段之一。而且兩個稅種直接面對高收入階層，可以弱化居民通過非個人努力實現暴富，有利于縮小代際之間的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