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世紀30年代，英國出版商維克多·戈蘭茨主持過左派讀書俱樂部，出版過一批諸如喬治·奧威爾的報告文學《通往威根碼頭之路》、反法西斯斗士亞瑟·凱斯特勒的自傳《西班牙自白書》、約翰·斯特拉奇的政論《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及埃德加·斯諾的長篇紀實報道《西行漫記》等書，風靡一時，不但發揮了不凡的政治影響力，而且它們充滿另類思想視角的政治挑戰，讓當政者不能不悚然而動，對于戰后英國工黨主導的激進社會改造做了事實上的思想鋪墊。本文就是對這一作家群體的介紹與梳理。

《英國左派讀書俱樂部的興衰》

文 | 趙國新（原載《讀書》2007年第10期）

二〇〇一年，倫敦的一家老牌出版社維克多·戈蘭茨出版公司推出了一本很特別的書：《左派讀書俱樂部文選》，編者是《倫敦書評》的資深編輯、學者保羅·萊蒂。之所以說它特別，乃是因為書中所收文字，均選自距今久遠、早已喪失時效性的政治性作品，它們都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暢銷書，是當時著名左派人士的成名之作，例如，喬治·奧威爾的報告文學《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反法西斯斗士亞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自傳《西班牙自白書》（Spanish Testament）、約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的政論《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以及埃德加·斯諾的長篇紀實報道《西行漫記》等十余種。在英美讀書界，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早就隨著時代轉換、世事變遷而湮沒不聞。它們是藏書家獵奇的目標，大圖書館隱蔽角落的專藏；它們最熱忱的讀者，恐怕只有“燒冷灶”的學者，搜尋生僻文獻的博士生。

在戰后自由資本主義凱歌高奏的聲浪中，在寄托當年政治理想的政權分崩離析之后，這些時代印記深刻、內容多為政治宣傳的著作，在今日一般讀者看來，已經不合時宜；即便其中的若干作者，對于當年自家的見解，也是棄若敝屣，羞于承認，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不過，在當年的英國，尤其在青年知識分子當中，這些暢銷的嚴肅著作卻發揮了不凡的政治影響力。它們充滿另類思想視角的政治挑戰，讓當政者不能不悚然而動。事實上，它們對于戰后英國工黨主導的激進社會改造做了思想的鋪墊，就此而言，這些著述不僅僅具有文獻的價值，作為一種“理論的實踐”，它們也參與了歷史的塑造。它們的出版發行和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三十年代英國的激進形勢使然，也與左派知識分子，特別是紅色出版商維克多·戈蘭茨（Victor Gollancz）所主持的左派讀書俱樂部（Left Book Club）密切相關。

從傳統上講，英國知識分子與激進運動沒有太深的歷史淵源。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家雷蒙·威廉斯，在寫他那本社會思想史名著《文化與社會》（一九五八）之時，就敏銳地發現，從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那些聲名顯赫的英國知識分子，其社會思想大都帶有保守主義傾向，即便是資本主義的嚴厲批評者，也往往帶有濃厚的中世紀情結。這與歐洲大陸的情形迥然不同。早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激進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大陸的知識分子圈子里蔚然成風，可是，在海峽的這一端，卻得不到英國知識分子的熱烈響應。在當時的倫敦，傳播激進社會主義思想的，大都是歐洲大陸的政治流亡者，他們是在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失敗之后來避難的。英國的自由制度仿佛是一只鐵籠子，既為這些危險的思想提供了安全的庇護，同時也馴化了其斗爭的“野性”。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巴黎公社失敗后，又有新的一撥政治移民加入這個行列，但他們始終無法打入英國知識界和工人運動的主流。當然，英國也有少數土產的社會主義者，例如，羅伯特·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信徒、憲章運動的幸存者，還有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不過，這些人多為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對于英國工人階級沒有太大的影響。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沒有一位著名的工會領導人自命為社會主義者。在當時的英國人眼里，“社會主義者”一詞簡直是一個帶有異國色彩的標簽，足以駭人聽聞。有人把這種現象歸因于英國的政治傳統，認為英國政治制度相對自由，弱化了工人階級反抗的鋒芒，讓激進的社會主義意識無從產生。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出現的工黨的社會主義，是改良性質的，并非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版本。正如著名的工黨史家亨利·佩林所說，這種英式社會主義有一個最大特點，那就是，它認為不用暴力就可以實現權力的轉移。

馬克思主義性質的政治團體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才在英國出現，其成員多為產業工人，殊少知識分子。到了一九二〇年，幾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宣告合并，成立英國共產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影響下，開始有一批知識分子信奉馬克思主義，不過，他們大多是出道不久的青年人，在國內沒有影響力，也沒有形成強勁的氣候。思想進步的大牌知識分子都被工黨羅致在麾下，這些人傾向于漸進式改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激烈變革，如G.D.H.柯爾、羅素、托尼、韋布夫婦、H.G.威爾斯等。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十月革命嚴重沖擊了德國和法國的政治生活，共產主義成為歐洲知識分子的核心話題，讓許多作家為之心儀，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即為顯例。然而，在同時期的英國，即便是好異思奇的先鋒派作家，對此也是熟視無睹，那里的知識分子最感興趣的是心理分析，所以英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比例相當低。

英國知識分子在三十年代集體向左轉，其主因是社會形勢發生了突變：國內嚴重的經濟危機，國際上法西斯主義抬頭，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的樣板作用。在二十年代的歐洲，資本主義高度繁榮，一九二八年，英國還在流行一個口號：“要福特主義，不要馬克思主義。”然而，到了一九二九年，形勢急轉直下，經濟危機席卷而來，工業減產，設備毀壞，工廠廢棄，失業人口劇增。到了最嚴重的一九三三年，失業工人達到三百萬人。一貫養尊處優的中產階級也難免失業之虞，在一九三四年春，有五分之一的白領失業。狄更斯筆下觸目驚心的貧困景象，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英國居然再度出現。保守黨政府應對無術，頻出下策，削減公職人員的工資，致使民怨沸騰，造就了一個反叛的中產階級。在野的工黨也無救世良策，立場左右搖擺不定。一九三一年，作為帝國象征的海軍，竟然也出現士兵嘩變的現象，革命一觸即發，資本主義的末日似乎來臨。

國際形勢也相當嚴峻，在遠東地區，日本軍國主義日益囂張，一九三一年制造“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在歐洲，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臺，法西斯勢力重整軍備；一九三六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今埃塞俄比亞）；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組建了民主的聯合政府，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發動叛亂。在這一系列震驚世界的大事件當中，英國無一例外地采取了綏靖政策。政府軟弱無能的內外政策讓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失望之極，他們痛切感到，只有共產主義才能遏制法西斯主義，制止即將到來的戰爭。于是，他們把期盼的目光轉向了國力蒸蒸日上的蘇聯。

相對于經濟陰霾籠罩下的其他歐美大國，前蘇聯可謂一枝獨秀，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工業化迅速實現，社會主義福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根本不存在失業問題，整個社會就像一部大機器，按部就班地平穩運行。僅此一項，就已經讓英國的升斗小民羨慕不已了，更得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稱道。介紹前蘇聯的書籍和報道，開始激增，而且相當正面，一時間，前蘇聯成為人類未來的唯一希望。

當時，在宣傳前蘇聯成就方面，有四位作者最具影響力。他們分別是出身名門世家的約翰·斯特拉奇、費邊社的思想靈魂韋布夫婦，還有一位是倫敦經濟學院的左派教授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斯特拉奇理想中的英國社會，就是蘇式的社會主義社會，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共產主義是實現它的客觀工具。韋布夫婦兩次造訪前蘇聯，在那里發現了他們心儀已久的價值觀：以科學和理性更新社會，還有清教式的道德觀。他們訪問的成果《蘇式共產主義：一種新的文明？》（一九三四）出版之后，在知識界引起了一陣轟動。工黨出身的拉斯基也經歷了巨大的思想轉變，從相信漸變論和司法變革，轉向鼓吹革命。總之，前蘇聯的一切都被理想化了。左派讀書俱樂部就是在這種幻想與激情交織的思想氛圍下出現的。

左派讀書俱樂部的發起人和思想靈魂是紅色出版大亨維克多·戈蘭茨。戈蘭茨一八九三年出生于倫敦的一個猶太人家庭，自小就在物質條件優越、文化生活高雅的環境下長大。他的祖父是猶太教的拉比，父親是珠寶商，叔伯輩人物多為學者名流。他早年屬于自由派，后來成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在牛津大學畢業后，投身于出版業，顯示出精明的商業頭腦和不凡的靈活手腕。一九二八年，他另立門戶，創辦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出版公司，專事文學出版，獲利頗豐。一九三五年五月，他仿照當時美國出版業的做法，建立了會員制的左派讀書俱樂部。他的初衷并不是為了擴大營業額，而是有著深刻的政治用意。從近的方面說，這是為了給反法西斯運動和反戰事業制造輿論，避免英國也走向法西斯的道路；從遠的方面說，是為了給英國未來走向社會主義做思想準備和政治動員。就在左派讀書俱樂部籌建過程中，人民陣線政府在法國大選中上臺。這個消息令他大受鼓舞，他希望這一局面也會在英國出現。

左派讀書俱樂部的核心機構是選書委員會，由戈蘭茨、拉斯基和斯特拉奇組成。他們負責遴選和審讀書稿，選中的稿件交戈蘭茨出版公司出版，由俱樂部負責發行，每月出版的新書以相當優惠的價格賣給會員。俱樂部還創辦了小型會刊《左翼書訊》（Left Book News），免費贈送給會員，后來更名為《左翼訊息》（Left News）。它是溝通俱樂部與會員的重要紐帶，由社論、動態和書評這三個主要欄目組成。社論由戈蘭茨本人執筆，動態欄目報道俱樂部的活動，書評欄目是由拉斯基和斯特拉奇主持筆政，品評和推薦俱樂部本月發行的新書。左派俱樂部招募會員的廣告發出去后，讀者反應強烈，應者云從，在一個月內，就有七千多讀者登記入會，大大超出戈蘭茨本人的預期。一年后，會員達到四萬五千人，在發展最鼎盛的時候（一九三八年三月），達到五萬八千人之多。

左派讀書俱樂部從它一九三六年成立到一九四八年解散，十二年之間，總共發行“月選新書”一百五十種，其中絕大部分是時政評論、紀實報道、回憶錄，一般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只有四種。在月選新書當中，偶爾也有質量很高的學術論著，例如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A.L.莫頓的《人民的英國史》（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自首次出版以來，多次印行。最受歡迎的是長篇紀實報道和自傳性作品。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由左派讀書俱樂部發行后，在讀者中引起了相當強烈的反響。這本書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出版，此時日軍正在空襲南京，有關侵略軍獸行的報道開始見諸英國報端。這個月的《左翼訊息》即為中國專號，所刊文章譴責日軍暴行，呼吁英國民眾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在以后的幾個月內，左派讀書俱樂部舉行了上百次的集會和游行，聲援中國的抗戰事業。戈蘭茨本人投入了相當大的心力，他組建了聲援中國運動委員會，支持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因此獲得國民政府頒發的勛章。

左派讀書俱樂部成立之后，組織會員在全國各地建立讀書討論小組。小組規模大小不一，大到城市里的數百人，小到村子里的幾人，到一九三七年底，俱樂部下轄七百三十個地方討論小組，幾乎遍布全國城鄉。小組定期討論俱樂部每月發行的新書，組織各種政治集會。規模小的在會員家中聚會，一邊飲用茶點一邊討論；城里規模大的討論小組，在咖啡館、書店或者會議廳里聚會。隨著俱樂部影響的擴大，討論小組也擴展到海外，在澳大利亞、南斯拉夫、智利、中國、南非、挪威、錫蘭等國的英國人社會里，都有數量不一的討論小組。例如，僅澳大利亞就有十七個，一九三九年，布里斯班的一個小組有成員四百五十多人。俱樂部成員的構成復雜多樣，大約五分之一是共產黨人及其同路人，當然也有工黨人士。就階級成分來說，以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也有工人；工人出身的成員主要集中在地方小組。除地方小組之外，俱樂部還下轄若干專業小組，由各個行當的專業人士組成：科學家、醫生、工程師、律師、教師、公務員、詩人、作家、藝術家、音樂家、演員。

一九三六年爆發的西班牙內戰，是左派讀書俱樂部成立的重要契機，以各種形式援助西班牙共和派政府成為左派讀書俱樂部的重要活動。他們寫文章、出書、演講、集會和游行以示聲援。各地援助組織也紛紛出現，他們運送食品和醫療設備，派遣醫生，收容難民，領養巴斯克兒童。左派讀書俱樂部發行了許多報道西班牙內戰的書籍，其中最著名的兩部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月選新書《叛亂中的西班牙》（Spain in Revolt）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月選新書《西班牙自白書》（Spanish Testament）。前者是長篇紀實報道，講述了西班牙內戰的來龍去脈，作者筆帶深情，文字極富感染力。后者是左翼作家亞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er）的自傳。西班牙內戰爆發后，他在西班牙進行采訪，親眼目睹了馬德里的陷落，他本人也被佛朗哥的國民軍逮捕入獄。書中所述，乃是他在西班牙驚心動魄的實際經歷，以及身陷囹圄中的種種思考和體驗。許多讀者就在此書的打動下，潛入西班牙，加入了國際旅。有人認為，這本書是左派讀書俱樂部發行最有傳世價值的兩部作品之一；另一本是喬治·奧威爾的報告文學《通往威根碼頭之路》。

在西班牙共和國政府這一邊作戰的國際旅，由各國左派和進步人士組成，其中有英國志愿者兩千七百六十二人。由于英國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禁止國民參與西班牙內戰，這些志愿者大多是以偷渡的方式來到西班牙。他們先是偷渡英吉利海峽，潛入法國，然后，經過當地左派人士的悉心安排，在月黑風高的夜間，穿過比利牛斯山的羊腸小道，才得以進入西班牙境內。這些人之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左派讀書俱樂部的會員。戰事慘烈，傷亡率奇高，在英國志愿者中，有一千七百六十二人受傷，五百四十三人死亡，死者一半是英國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他們當中有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此人有英國的“盧卡奇”之稱）和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拉爾夫·福克斯。

左派讀書俱樂部的興盛，有英國共產黨鼎力相助的因素，它的迅速衰落，也與戈蘭茨同英共發生分裂有關。自從一九二〇年成立之日起，英國共產黨一直唯前蘇聯馬首是瞻。一方面因為，前蘇聯是當時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意識形態吸引力實在難以抗拒；另一方面，在英國政治格局中，英共的力量太弱，它需要前蘇聯秘密資金的支持，這樣一來，英共的內外政策就不得不附和前蘇聯的意旨。在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七大”之前，英共受到共產國際的誤導，奉行階級對抗政策，把社會改良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等量齊觀。這一錯誤的關門主義政策使英共在國內陷入孤立，錯過了在三十年代初整合激進力量的大好良機。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正式放棄了階級對抗策略，宣告成立統一戰線，以應對法西斯的猖獗，這才有英共與戈蘭茨的攜手合作、共創左派讀書俱樂部的局面。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前蘇聯突然與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在前蘇聯一方自然有它不得已的苦衷，然而，西歐的左派人士對此頗感意外，質疑之聲一直不斷，英共的聲望自然受到打擊。“二戰”爆發之后，包括戈蘭茨在內的英國左派全力支持政府參戰，最初英共也持有這一立場，然而，后來它一度聽從莫斯科的指令，認為這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力主反戰，左派讀書俱樂部的領導層因此而發生分裂，斯特拉奇支持英共的政策，拉斯基和戈蘭茨堅決反對。團結的基礎不復存在，自由討論也就無從談起，緊接著，“二戰”爆發，此時最需要的是行動，而不是思想，左派讀書俱樂部開始走下坡路，會員數量一路下滑，戰爭結束后，只剩下七千名會員。一九四八年，戈蘭茨解散了俱樂部，他的理由是，工黨已經上臺執政，左派讀書俱樂部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

左派讀書俱樂部的初始目標是推動人民陣線政府的成立，防止戰爭的爆發，這一目標未能實現，但是，它在戰前和“二戰”期間對于激進思想的傳播，卻為工黨在一九四五年大選中擊敗保守黨鋪平了道路。在新成立的工黨內閣中，有八位閣員曾經是左派讀書俱樂部的成員，其中包括已經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的糧食部長約翰·斯特拉奇，就連首相艾德禮本人，也曾經是俱樂部的供稿人，他的《工黨展望》（The Labour Party in Perspective）曾經是俱樂部的月選新書。在戰后工黨主導的社會改造中，左派讀書俱樂部當年所要求的充分就業、房屋興建、醫療社會化等福利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以實現。

在戰后的歲月里，特別是在一九五六年英國新左派興起之后，“老左派”戈蘭茨也與時俱進，找到了新的政治議題，投身于人道主義事業與核裁軍運動，不過，這位昔日的文化英雄已經過時，社會聲望和影響遠不如當年，這個時代激進的思想舞臺，已經逐漸為E.P.湯普森和雷蒙·威廉斯等新人所占據，但這一代新左派的中堅人物，當年也都是左派讀書俱樂部的熱忱讀者，或許這一點還可讓他深感自慰。

（Paul Leity ed., Left Book Club Anthology, London：Victor Gollancz,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