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王磬 發自達沃斯
5月22日至26日，世界經濟論壇2022年的年會在瑞士達沃斯舉行。被新冠疫情打斷了兩年之后，首次回歸線下的達沃斯年會選擇了“歷史轉折點：政府政策和商業戰略”作為主題。在戰爭、疫情、全球通脹、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等背景之下，達沃斯年會希望能為這些挑戰找到全球性的解決方案。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官方網站，今年將有超過2000名來自各國的代表親赴達沃斯參會，包括300名政府代表、包括40多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超過1200名來自私營部門的商業領袖，包括500位首席執行官；200多名來自非政府組織、學術界等社會團體的領袖；以及400多名媒體領袖和新聞記者。
中國很早就是世界經濟論壇的積極參與者。早在1979年，中國首次派代表團參加達沃斯會議，并一直延續至今。1992年，在創始人施瓦布的專門邀請下，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出席達沃斯會議。2006年，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成立，施瓦布親自出席成立儀式。2007年，首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在中國大連召開，并逐漸形成了由大連、天津兩座城市輪流舉辦的雙城傳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曾多次在達沃斯年會開幕式上致辭。
在本次年會開幕前夕，界面新聞對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首席代表艾瑞碧（Rebecca Ivey）進行了專訪。艾瑞碧擁有超過15年的國際組織工作經歷。她于2019年加入世界經濟論壇北京辦公室，并于2021年接任大中華區首席代表一職。
從經濟復蘇到氣候變化，全球性問題考驗重重，亟待各國政府與私營部門通力合作。世界經濟論壇如何在這一充滿挑戰的時期，幫助多方利益相關者“保持聯系”？
艾瑞碧在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時表示，世界經濟論壇愿為所有利益相關者提供平臺，提出他們在議程中面臨的痛點和阻礙，分享他們正在研究的解決方案。她還透露，今年的中國代表團將由氣候變化特使解振華帶領，包括來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和生態環境部的多名官員將奔赴達沃斯。
以下為訪談實錄，刊發時有編輯。
界面新聞：今年的主題是“歷史轉折點：政府政策和商業戰略”。世界經濟論壇選擇以此為主題的原因是什么？你認為本次年會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地方？
艾瑞碧：新冠疫情于2019年年末爆發，而本次是自那之后舉行的首次線下年會。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世界經濟論壇和全世界來說，都翻過了相當重要的一章。
我認為，世界經濟論壇的工作從未像當下這樣重要。對于企業、政府、社區而言，本次年會是了解和應對當前全球事件影響的重要機會?！皻v史的轉折點”所反映的是，當談到世界正面臨的重大全球挑戰（如氣候變化）時，我們不僅處于重要的轉折點，而且還面臨著亟需對話的短期沖突。因此，我們期待著帶回一種獨特的合作環境，讓利益相關者、領導者、決策者能夠重新聯絡，分享洞見，獲得新視角，并在各方之間建立解決問題的社群。我們的角色實際上是召集那些能夠行動起來并在世界范圍內做更多好事的人。
界面新聞：今年有哪些具體議程值得特別關注？你本人會主要關注什么？
艾瑞碧：本次議程非常全面，共計約有450場項目會議。年會的首要任務是加快應對全球挑戰，改善世界局勢。即使在新冠疫情持續的情況下，世界經濟論壇在過去兩年中也在加強其影響力倡議（Impact Initiatives），涉及新冠疫情、氣候變化、教育、重塑技術、能源治理等議題。
本次年會有六大主題支柱，聚焦于最迫切需要各方合作的領域，分別是促進全球和區域合作，保障經濟復蘇并塑造新的增長時代，建設健康和公平的社會，保護氣候、糧食和自然，推動行業轉型，以及利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力量。
六大主題支柱所反映的不僅僅是此時此刻，也反映了所有利益相關方在過去兩年中為推進上述議程所做出的集體努力。對于利益相關者來說，本次年會是一個機會，可以分享新的解決方案，也可以提出各方正面臨的挑戰，并開始運用集體智慧來解決這些問題。
界面新聞：過去兩年多里，疫情如何改變了世界經濟論壇？這些變化是否會體現在本次年會上？
艾瑞碧：如果說有什么改變的話，那就是解決問題的緊迫感更加強烈，達沃斯年會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期待。決策者們有一種被抑制的需求，就是希望能夠親自會面，實際解決問題。在兩年的中斷之后，我們預計仍有超過2000名領導人和專家參會。其中，有大約45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160位來自主要經濟體的內閣官員，超過500位首席執行官，近800位C級高管，還有25位關鍵國際組織的負責人，以及來自聯合國各機構的強大戰略參與。當然，還有許多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團的領導者也會加入。
界面新聞：2021年，你在新冠疫情期間就任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首席代表，疫情是否給你的工作帶來了額外挑戰？
艾瑞碧：簡短的回答當然是，是的，新冠疫情給所有人的工作都增加了挑戰，無論生活在中國、瑞士或任何其他國家。
我認為，我們在北京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如何保持聯系，如何幫助來自企業、政府和社會的主要利益相關者保持跨地域的聯系。很有趣的是，在新冠疫情開始的一兩年，隨著全世界都轉向遠程工作，我們實際上發現自己與全球同事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密，而且因為遠程通訊技術隨時可供使用，時差也變得不像過去那么重要，在某種程度上，更容易將來自世界各地的利益相關者聚集在一起。所以（當時線上辦公）幾乎是一種優勢。但是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已經對大量的在線會議感到倦怠。而今，隨著世界有望回到能夠面對面交流的方向，我們又再次面臨長距離的挑戰。
我們的承諾是盡可能地保持聯系、搭建橋梁，并繼續召集領導者，以促進多邊主義和多方利益相關者共同解決全球挑戰。這是一個挑戰，但也是一種勛章。而且我個人非常樂觀地認為，對合作和共識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多，也意味著對世界經濟論壇等組織的需求也會明顯提升。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們對此非常興奮，也很期待在工作中與更多中國的利益相關者合作。
界面新聞：當下中國正面臨新一輪新冠疫情的考驗，中方參與本次年會的總體情況如何？
艾瑞碧：在今年的年會中，新冠疫情對來自中國的參與造成了一定影響。但我們很高興地看到，中國氣候變化特使解振華將帶領一個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和生態環境部官員組成的代表團趕赴會場。我認為，這展示了中國政府對于世界經濟論壇作為公私合作的獨特平臺的認可和支持，也彰顯中國關于參與多邊和多方利益相關者對話的承諾。
除了來自中國政府的參與之外，中國的國有企業、金融交易所、技術領袖也將參加今年的達沃斯年會，并分享他們如何幫助推動清潔能源轉型，將ESG帶入中國主流，并使技術性突破廣泛觸達全社會。我認為，來自企業的參與也反映了過去兩年在中國建立的伙伴關系，使得來自中國的關鍵利益相關者與世界分享他們的倡議和解決方案，并在會后把他們討論得出的洞見帶回中國。
界面新聞：今年有多少來自中國的參與者將參加達沃斯的線上與線下活動，規模與往年相比有什么變化？
艾瑞碧：就線下參與而言，我們有相當數量的企業代表親自參加這次會議。但也有近200場會議將進網絡直播。因此，所有來自中國的與會者實際上都會參加達沃斯，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參加。在過去兩年的新冠疫情中，我們都已習慣于這種技術優勢。
界面新聞：據你觀察，過去兩年時間里，中國私營部門對于全球化的興趣是否有所變化？
艾瑞碧：自疫情爆發之初，就有幾項轉型正在進行之中。多年來，世界經濟論壇一直吸納來自世界各地的公司加入，并與之合作。但是，幾年前，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往的戰略。我們一改過去被動的會員制思維定勢——一家企業可能全年僅參加一次重要會議——轉向積極的伙伴關系，重塑合作框架，更加強調參與活動的公司是我們的合作伙伴，他們同樣積極地與我們一起制定議程。
這意味著，在疫情期間，那些深刻理解合作伙伴概念的中國公司，以及熱衷于在全球層面上更積極地塑造議程的公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活躍。因此，中國關鍵企業領導者的參與程度在加深。圍繞可持續發展議程來看，這一點尤為明顯。隨著中國的政策在環境可持續性、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方面變得更加雄心勃勃，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渴望分享他們在相關領域的工作，也希望通過全球實踐與合作深入了解如何在其經營的市場中更快推進其議程。
界面新聞：能否詳細說明，你所觀察到的，中國的私營部門及公共部門在可持續及氣候變化上的新趨勢？
艾瑞碧：碳中和與氣候變化必然是中國和其他各國議程上的首要問題。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碳中和目標雄心勃勃，也號召著中國公司去尋找核心領域的能源使用及供應鏈方面還有哪些可行之事。
碳中和是個宏大的話題。在世界經濟論壇上，我們正從幾種不同的角度解決這一問題。一是從供應方面，我們正在制定非常強大的路線圖，幫助支持重工業——我們也稱之為難以減排（hard-to-abate）的行業——即能源、材料、制造業、航空業和旅游業等行業實現去碳化。我認為這也是中國公司特別感興趣的方面，以國有企業為最，但也包括可再生能源公司，以及一些需要實現轉型的科技公司領軍者。另一個關鍵領域則是為轉型融資。中國的綠色金融和綠色投資領域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許多中國乃至全球的金融機構都急于將這些新機會變現。
我需要補充的是，（變化）不僅僅止步于碳中和與溫室氣體排放，也包括改善環境可持續發展因素的測量和報告，如企業的土地使用、生物多樣性保護、水資源短缺管理等。從氣候行動、生物多樣性到自然行動，有許多主題是相互嵌套的。而上述變化的基礎則是對可持續發展報告和ESG報告的強烈興趣。在過去三年中，世界經濟論壇召集了超過100家世界頂級企業，以簡化和整合一套可供各行業公司使用的指標，以表明他們在ESG方面的進展。我們也見到了大量來自不同行業的中國利益相關者，當他們開始繪制ESG足跡以減少能源消耗量時，他們迫切想了解自己應該使用哪種最新框架。
界面新聞：世界經濟論壇一直是中國與世界對話的非常重要的渠道，你如何看待中國在世界經濟論壇中的作用？又如何看待世界經濟論壇對中國的意義？
艾瑞碧：我們來回顧一下中國和世界經濟論壇之間的悠久歷史吧。改革開放后，世界經濟論壇的執行主席和創始人施瓦布幾乎立刻進行了他對中國的首次訪問，帶領一個全球商業領袖代表團來到中國，就這樣開啟了一段關于經濟改革的對話。
從那時開始，中國和世界的利益相關者之間有著頻繁的交流。2006年，世界經濟論壇在北京建立了我們的首席代表辦公室。2007年，我們在中國開辦新領軍者年會（AMNC）。這是一場在中國舉行的全球會議，聚焦新興市場，關注有潛力從區域領軍者成長為全球領軍者的跨國公司。我認為最大的轉變之一是，（論壇）開始把世界帶到中國，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如何發展其經濟，了解更多中國商業、科學和技術領域領軍者的發展情況。
快進到習近平主席首次出席達沃斯年會的2017年。當時他強調促進全球增長的共同責任。我們看到的重大轉變是，中國真正成為一個利益相關者，為全球對話帶來解決方案，而不僅僅是帶來洞察力。在疫情期間，盡管未能召開線下年會，但習近平主席在2021年1月和2022年都以線上方式參加了達沃斯，并重申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全球合作）是我們非常樂于參與的事情，除了中國政府，還有中國的許多其他利益相關者，都正在為全球性挑戰開發解決方案。
我們還看到，不僅是大型會議，我們的各項活動都獲得了積極和持續的參與。我認為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世界經濟論壇是一個跨越全年的行動議程，而某個單獨的參與者——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行業——都不可能獨自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所有挑戰。我認為這也是中國仍然非常重視世界經濟論壇和同類型組織的核心原因，因為我們確實將能所有的利益相關者聚集在一起。
縱觀歷史的進程，我認為，眼下正是促進對話的機會，即便是討論哪些令所有利益相關者感到不適的話題也好。這也是世界經濟論壇提供的平臺意義所在，利益相關者不僅可以公開分享和展示他們正在落實的解決方案，也可以提出自己在議程中面臨的痛點和阻礙。
（感謝高鉑寧對本次采訪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