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張倩楠

編輯 | 翟瑞民

“可憐可憐我的一雙兒女，請大家點個關注、點個贊。”抖音主播“癌癥媽媽”日前在直播中向網友求助。

“癌癥媽媽”的女兒在2022年2月確診為尿毒癥晚期。禍不單行，半個月后她的兒子確診為腎衰三期。為貼補醫藥費，她學會了網絡直播，日常能直播中掙取一些打賞、帶貨收益。同時，也有觀眾通過她主頁視頻中的二維碼進行捐款。

近年來，互聯網的普及為陷入困境的大病患者提供了更多求助渠道。短視頻直播興起后，很多網友通過這種網絡新業態發布個人求助信息以獲得網友們的打賞，但這些“善款”并不能全部轉入求助者的個人賬號，平臺的大比例抽成規則使得個人網絡求助陷入商業性與公益性之間的模糊地帶。

“直播求助”是公益還是商業？

抖音公司2021年6月曾對外公布，其平臺國內日活用戶突破1.5億，月活用戶超過3億。快手日前公布的2022年一季度財報稱，平臺平均日活躍用戶也達3.46億，月活用戶數高達5.98億。

抖音平臺相關人士告訴界面新聞，公益直播只允許通過抖音公益平臺來實施。公益平臺的項目都有資質，而且都是群體項目，沒有個人求助項目。捐贈善款會直接劃入公益機構賬戶，平臺不會抽成。至于個人用戶自行發起大病或其他募捐直播，由于真實性無法核實，平臺是禁止此類行為的，如發現會予以警告或中斷直播，并建議個人通過公益平臺求助。

但界面新聞調查發現，通過“病”“大病”“抗癌”等關鍵詞搜索，會有大量個人求助直播出現在短視頻直播平臺上。不過，主播通過直播獲得的禮物打賞等并不能全部提現，而是要按比例和平臺分成。ID為“XXX抗癌”的主播告訴界面新聞，他的7歲女兒患癌，剛剛在抖音平臺上開通直播，平臺并沒有對他的家庭情況進行審核，“打賞1毛錢，平臺抽成5分。”

另一位抖音主播對界面新聞介紹，在抖音開直播收到的禮物都是和平臺五五分成，假如用戶送出一個價值100抖幣的禮物，主播就會獲得100音浪，按50%分成后可獲得50音浪并轉化為實際收益進行提現，1音浪相當于0.1元。

“抖音是商業平臺，也要掙錢，不會管你是不是病人，都是按平臺規定抽成。直播的收益有好有壞，沒有賣貨的話只能依靠網友打賞，好的時候直播一場能收到100多元，下播后就可以直接到賬進行提取。”擁有將近2500名粉絲的乳癌晚期患者對界面新聞介紹，開始直播也并不復雜，驗證身份證后即可開播，并不需要提交其他資料。

這一說法得到了多位主播的驗證，不過，主播們也表示理解平臺的做法。一位擁有8.8萬粉絲的抗癌博主表示，多虧了平臺，才有機會認識很多觀眾，現在她的吃穿用度很大一部分都來自于粉絲的幫助，還有本地的粉絲看到她身體殘疾生活不便，專門為她送去飯菜。

“大病患者通過網絡直播獲得網友捐贈是比較典型的個人求助行為，相當于這些患者或家屬利用平臺向社會公眾發出求助信息。”南方某大學要求匿名的福利與法治研究專家告訴界面新聞。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規定，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個人無法進行公開募捐，若是基于慈善目的，個人可以與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由該慈善組織開展公開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此種模式也可稱之為“個人募捐”，受益人必須是不特定的社會公眾，而不是某個特定的人。

慈善法將個人求助排除出了法律上慈善的范疇。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公益慈善與非營利法治研究專家馬劍銀告訴界面新聞，“個人求助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主要指個人因自己或近親屬的困境而向社會求助，這種個人向社會求助形成的法律關系在民法典中可歸屬于贈與合同關系。慈善法沒有規定個人求助，但并不排斥此類行為的合法性。”

針對網絡主播的求助行為，馬劍銀表示，個人求助的重要前提是主播描述的病情是真實可信的，如果是以“大病”的名義獲得關注，實際是在直播間中買東西，不應算作個人求助，如果主播在直播時主要描述自身困境、使用了尋求大家幫助之類的表述，則應算個人求助。

發布主播信息的平臺在這一流程中扮演的是何種角色？“有的平臺把個人求助當成一種重要的引流方式，對于這些互聯網平臺來講，這是一種商業模式，而非純粹的慈善公益行為。”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栗燕杰向界面新聞表示。

慈善法修改能否明確平臺權責？

網絡慈善的出現增強了社會救助的高效性和便捷性，讓越來越多的陌生人加入到“疾病相扶、解囊相助”的行列中。但是，與傳統慈善組織不同，網絡慈善需要依托于大量虛擬平臺的支撐，這也導致平臺的商業模式與公益運營理念頻頻出現矛盾，社會爭議不斷。

檢察日報正義網此前發文指出，“網絡個人求助不僅存在詐捐造假、炒作營銷、靠推廣鏈接獲利等亂象，而且平臺審核篩選能力不足、捐助者無法辨明求助信息的真實性、監管機制缺位等問題也成為了壓在善良公眾心上的一塊重石。”

比如2021年3月起，一位名為“小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的Up主在B站發布了多條描述自己胃癌病情加重的動態，網友陸續通過充電、打賞等方式對其進行資助數萬元，但該名用戶之后承認自己并沒有患癌，發布動態是為了博取同情，接受捐助。為此，B站發布公告稱，將對用戶發布的求助或募捐類內容予以處理，手段包含但不限于添加提醒標識、對部分內容不予推薦、針對部分用戶關閉充電及打賞入口等措施。

栗燕杰對界面新聞介紹，“雖然目前有相關法律法規、民政部等部門文件要求平臺承擔一定義務，但文件落實不夠到位，加之有些求助是帶有表演屬性，會有夸大或者只披露部分事實的情況，是否構成詐騙認定困難。”

上述福利與法治研究專家則認為，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所有發布內容的實質審查義務是很困難的，更簡便的方式是提供規范的渠道讓大病患者進行個人求助。

而且，該專家指出，在求助者信息真實的情況下，捐贈人如果是出于幫助弱勢群體的意圖打賞、刷禮物，捐贈人與受贈人之間就會形成民事捐贈關系。平臺從捐贈人的捐款中拿走高額提成，那么捐款用途與捐贈人的實際意圖是不符的，捐贈人有權利要求返還平臺抽走的部分。

近年來，我國一直在謀求規范發展網絡慈善事業。2016年，民政部、工信部等四部委聯合印發《公開募捐平臺服務管理辦法》指出，個人為了解決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難，通過網絡服務提供者等發布求助信息時，網絡服務提供者等應當在顯著位置向公眾進行風險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屬于慈善公開募捐信息，真實性由信息發布個人負責。

此外，據民政部數據，截至2021年11月，民政部共指定了三批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總數已達30家，字節跳動公益、輕松公益、水滴公益等均在其列。不過，這些經過認定的募捐平臺并不對個人求助開放申請，而是為社會組織、公益基金會的公益項目籌款提供平臺。“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與個人求助平臺是分離的，例如水滴公益和水滴籌，實際上是同屬一家公司的兩個不同的平臺，功能也不交叉”，馬劍銀介紹。

針對網絡慈善面臨的爭議。2020年10月1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慈善法實施情況的報告曾提出，要“明確個人求助的條件和義務，加強平臺責任、審查甄別、信息公開、風險提示和責任追溯。”

“如何規范個人求助行為以及為個人求助提供服務的平臺如何監管是慈善法修法中備受關注、非常關鍵的問題。”馬劍銀稱。根據2022年3月8日發布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202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預安排審議40件法律案，修改慈善法被明確列入其中。

馬劍銀表示，目前，為個人求助提供服務的市場龐大，隨著短視頻平臺的興起，籌款渠道可能會越來越多，但同時也要看到其中隱藏的問題，“此次修法應該會對個人求助行為或為個人求助服務的平臺行為進行回應，但最后怎么回應，目前還沒有形成具體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