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爭議的合家歡公司迪士尼陷入了2022年版喧鬧的美國文化戰爭。

四月份，迪士尼公司高層對佛羅里達州的一項法律提出了反對，該法律禁止對從幼兒園到小學三年級的孩子進行性取向和性別認同教育。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簽署了一項法案，作為對此的回應——撤銷了迪士尼的自治權，過去迪士尼在佛羅里達的運作就像一個獨立的封地。

迪士尼是好萊塢最可靠的提款機之一，管理人員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避開政治雷區，不讓消費者聯想到魔法王國以外的領域。與其被福克斯新聞的鏡頭捕捉到，不如和麥克老鴨（唐老鴨的叔叔史高治·麥克老鴨）一起沉淪在金庫里。

迪士尼品牌此前只有一次陷入過公關困境：1941年，最初創辦的公司遭遇了一場內部叛亂，創始人的愿景和實際創作者產生了沖突。這場對決中出場的人物和迪士尼動畫片上的人物一樣豐富多彩：工會活動家、黑幫分子、共產黨員和反共產黨員，還有華特·迪士尼本人也一反往常熱情洋溢的形象，拉長戰線玩起了政治硬仗和持久報復。

迪士尼星光閃耀，工人們怨聲載道

即使在那時，華特·迪士尼也給好萊塢帶來了一種特殊的光環。《好萊塢報道》的編輯比利·威爾克森在1937年12月17日的期刊上宣布迪士尼是“這個行業中唯一真正的天才”。

迪士尼創作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有聲動畫片《威利號汽船》（1928年）、第一部彩色動畫片《花與樹》（1932年）和第一部長篇動畫片《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1937年）。《白雪公主》開啟了迪士尼非同尋常的創造力，1940年《木偶奇遇記》和《幻想曲》誕生，隨后還有1941年的《小飛象》和1942年的《小鹿斑比》——迪士尼的神話將永遠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

1940年，迪士尼將《白雪公主》的獲利投入到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一個最先進的動畫工作室，他說，在那里，工人的舒適度高度優先。“華特·迪士尼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他的員工能夠在理想的環境中工作，”1940年10月10日期《好萊塢報道》上的一則廣告寫道，“動畫片之父意識到，快樂的員工才能創造出最好的作品。”

但即便按照剝削成性的好萊塢標準來看，迪士尼動畫師也是工作過度且報酬不足的。他們被迫每天蜷縮在畫板前10個小時，工作到連吹口哨的心情都沒有了。為了改變現狀，他們希望有一個強大的工會來代表他們進行談判，但迪士尼公司對此不屑一顧。

畫師們選擇讓對抗企業的銀幕漫畫家協會（Screen Cartoonists Guild）來代表他們，而不是支持管理層的“公司工會”——美國銀幕漫畫家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Screen Cartoonists）。

“迪士尼畫師的收入比油漆工還低，”該協會指控說，“這些女孩是整個卡通領域中工資最低的。她們每周的收入從16美元到20美元不等，極少數人的收入能達到22.5美元。”公會要求每周工作40小時，每周5天，規定遣散費，帶薪休假和最低工資標準：從學徒的每周18美元到動畫導演的每周250美元。

為了在談判中對抗迪士尼，銀幕漫畫家協會選中了分鏡畫師工會的赫伯特·索雷爾，他是公司管理層的長期眼中釘。索雷爾是一個肩膀寬厚的老派工會人士。作為一名前重量級拳擊手，他并不害怕在糾察線上與警察和破壞罷工者打交道。

索雷爾在拳擊場上的步法和隨身攜帶的銅指關節派上了用場。在20世紀30年代，好萊塢的勞工組織工作可能比特技工作更危險。許多制片廠的負責人都在和黑幫性質的工會秘密合作，特別是國際戲劇舞臺雇員聯盟，該聯盟由一個名叫威利·比奧夫的芝加哥幫派分子管理。

畫師們放下了手中的筆

1941年5月28日，銀幕漫畫家協會舉行了罷工，數百名動畫師離開了迪士尼。罷工者公然侵犯了迪士尼的版權，他們將迪士尼的角色改編為支持工會的代言人，并在播放迪士尼電影的影院外游行。

“我的身上沒有綁著線！”皮諾曹在一張標語牌上喊道。這些口號和視覺效果一樣巧妙：“白雪公主和700個小矮人”，“3年大學，2年藝術學校，5年動畫等于1個漢堡攤”，還有“我們是老鼠還是人？”。

迪士尼被激怒了。他聲稱，索雷爾威脅他答應罷工者的要求，否則就把伯班克工作室變成一場“沙塵暴”。

迪士尼在幕后與幫派分子威利·比奧夫達成了一致，向銀幕漫畫家協會提供了解決方案。迪士尼隨后在行業媒體上刊登廣告，稱他已經向“你們的領導人”——也就是比奧夫，提出了慷慨的條件，并且同意了罷工者的大部分要求。

迪士尼說：“我確信是共產主義者鼓動、領導并策動了這次罷工，并且說服你們拒絕這一公平公正的解決方案。”

“親愛的華特，”索雷爾反駁道，“威利·比奧夫不是我們的領導人。請向把你的條件提供給我們選出的領導人，然后才能傳達給我們，迅速解決我們之間的分歧應該沒有什么困難。”

最終，聯邦方面以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出面進行了干預。7月29日，在雙方僵持了62天之后，迪士尼咬緊牙關達成了和解。迪士尼和銀幕漫畫家協會斷斷續續地爭吵到年底，但索雷爾在重大問題上取得了勝利：更好的工資、工作保障和“工會會員制雇傭”，即只能雇傭特定工會的會員。

迪士尼的報復

然而，對迪士尼來說，這不僅僅是管理層和勞工之間的爭端。這是在自己家里對父親的俄狄浦斯反叛。

1947年10月，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正在調查好萊塢涉嫌在電影內容中和在勞工隊伍中進行政治滲透，迪士尼在作證時得到了復仇的機會。迪士尼是作為友好證人被傳喚的，他也很友好。在等待作證時，他善意地為委員會成員的孩子們畫了唐老鴨和米老鼠的畫。

在證人席上，迪士尼強調，雖然今天“我的工作室里的每個人都是100%的美國人”，但這個比例并不總是那么高。他說出了自1941年以來一直讓他耿耿于懷的那個名字，“我的員工和藝術家當中有人找到我跟我說，赫伯特·索雷爾先生......正試圖策反他們，”迪士尼說。索雷爾和他的同伙“是共產主義者”，盡管他這么宣稱，但“沒有人能夠證明這些事情”。

無論證明與否，迪士尼的這一指控都扼殺了他們的事業。1941年許多活躍的畫師一舉淪為好萊塢黑名單時代的受害者——當時許多電影行業從業者因政治傾向而被電影公司列入了黑名單。

結果，銀幕漫畫家協會做出了讓步。1952年，它投票加入了堅定的反共產主義的國際戲劇舞臺雇員聯盟——之前由比奧夫領導的組織。至于索雷爾，則被指控同情共產主義，最終被禁止在自己的工會中擔任領導職務。

而你所熟知的那個迪士尼，在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面前發泄過后，這家公司就退回了美國文化戰爭的三八線以內，一直偏安一隅——直到最近離開迪士尼樂園踏入了佛羅里達的政治泥潭。

（翻譯：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