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張穎

編輯 | 趙普通

“你當初為什么會選擇這份工作？”

如果把這個問題拋給電影從業者，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會追溯到自己最初“愛上電影”的那個時刻。“熱愛”一直是電影人的高頻詞匯。

因為熱愛，也因為電影在百年來時常保持著迷人的吸引力，選擇投身這個行業的人往往會投入遠超過一份普通工作的精力和熱情。而電影是一項復雜的工作，要維持這個龐大系統的正常運轉，每一顆“螺絲釘”都被咬合得很緊。

有些人已經犧牲掉太多個人生活的時間，到了極限，選擇提前退場；有些人在行業環境發生變化之后，最先感知到了生存的壓力，不得不離開。而更多的時候，離開的原因可能只是，個體在面對龐大系統時，產生了深深的無力感。

電影行業始終人來人往，這兩年影視行業的困境加速了這種流動。好在，他們付出的時間和熱愛，在這里留下了痕跡。

“不可抗力”

2016年，肖恩研究生畢業后就進了一部大體量合拍片的劇組，因為是電影專業出身，又有扎實的外語功底，他得到了雙語制片助理的工作。

那一年，《長城》和《功夫熊貓3》的大陸票房都突破了10億，成龍主演的《絕地逃亡》和袁和平執導的《臥虎藏龍：青冥寶劍》等多部合拍片也有不錯的票房表現，很多項目都正在路上，市場前景光明，肖恩趕上了好時候。

雙語制片圈子雖小，但只要有片可拍，職業發展就是有希望的。而一畢業就能參與到大規模的工業電影制作流程中，對肖恩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獨立電影和工業電影完全是兩個東西，具體操作千差萬別，組織結構很復雜，想搞清楚那些分工就要花很多時間。”

在那段時間的工作里，他每天都在學習、吸收好萊塢工業體系的知識，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成長變化。被分配到燈光組做翻譯和制片助理，肖恩發現大片所用到的燈光器材，比他在學校里面見到的要大很多、專業很多，“當時特別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我會用英語說出所有燈光器材的名字，之前我都是不知道的。”

也是在和好萊塢的專業電影人一起工作后，肖恩才真正明白了為什么他們的工業體系那么健全、電影工業那么發達。“因為幾乎99%的人都體現出了非常好的專業性和溝通技巧，他們真正地明白電影是合作的產物。”肖恩認為，在電影工作中，除了專業性，怎么樣去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也是非常重要的。

“國內電影圈的壁壘很高，師父帶徒弟，站隊、幫派很嚴重，如果跟對了師父當然很好，但很多新人是沒有機會去跟一個好師父的。”而在那部合拍片的劇組，肖恩沒有感受到論資排輩帶來的壓力，發現只要自己充滿熱情和學習欲望，就有機會平等地和厲害的電影前輩交流。

有一天肖恩在片場待著，影片的B組攝影指導把他叫了過去，給他講“這個燈為什么要這樣用”。對這位在好萊塢經驗豐富的攝影師來說，肖恩是一個陌生人，但還是很愿意和一個剛畢業的電影新人分享專業知識。

從那之后的幾年，肖恩參與了幾部工業電影在國內和國外的拍攝工作，他喜歡“用腳去丈量影棚”的現場感，對他來說，工作本身是有趣的、有價值的，工作中的自己也在飛速成長。在他的設想里，自己會在這個行業繼續工作，爭取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發展空間。

可惜的是，肖恩并沒有如愿以償。2020年初，他在國外拍攝，3月底回國，突然發現一切都不一樣了。

盡管在2019年，肖恩就感受到了合拍片因時局變化而開始呈減少的趨勢，但沒想到2020年疫情爆發，雙語制片這份工作徹底做不下去了。“其實有一點兒傷心，”肖恩說，“如果沒有疫情以及一些客觀因素，肯定是想繼續下去的。”

肖恩也不是沒考慮過在國產片里繼續制片的工作，但對他來說，之前積累的經驗很難得到很好的發揮，他也并不能完全適應國內的工作方式，離開或許是“不得已中的必然”。

“凌晨下班，在出租車上睡得最安穩”

阿同（化名）也是在2020年疫情后離開電影行業的。在真正做決定之前，他有過無數個離開的念頭強烈的時刻。

畢業后的阿同在網站和自媒體做過電影相關工作，更多的是以旁觀者的視角觀察行業，還常常要背一些營收的KPI，這讓他覺得很苦惱。“好像什么事情一旦跟收益掛鉤了，就變得特別不可控，光靠個人努力決定不了最后結果如何。”

而真正有了“電影從業者”的參與感是在2019年，阿同去了國內某頭部電影公司，做影片的短視頻營銷工作。那是電影營銷向短視頻這一陣地轉移的重要時間節點，在抖音、快手等平臺，有電影偏好的用戶很容易刷到即將或者正在上映的電影相關視頻。

他記得很清楚，彼時電影營銷宣傳在短視頻的正反饋非常明顯：“一個數據直接破百萬，能突然獲得極大滿足。”在為某票房超30億的影片做短視頻宣傳物料的剪輯工作時，有好幾條都獲得幾十、上百萬的點贊，后臺播放量也有千萬的。阿同說每次看到這些結果，就覺得之前那些加班的辛苦和創意構思時的苦思冥想也都值了。

項目期確實很辛苦，周末在家也經常要打開電腦臨時做一些物料，工作日更是經常加班到半夜，從北京市中心打車回通州，不堵車的情況下只需要二十幾分鐘的車程，在那二十幾分鐘里，阿同會獲得質量最好的一段睡眠。“因為很累，很困，在車上睡覺反而比家里要踏實、舒服，在家躺床上我會失眠。”

每當項目期忙得昏天黑地時，離職的想法就會從阿同腦袋里冒出來，但每當自己參與的影片有了不錯的票房，阿同又會覺得很滿足：“雖然一部電影的市場表現好壞最終還是由影片內容質量決定的，但想到我做的營銷物料可能激發了觀眾的一點點興趣、給票房帶來一點點貢獻，就真的很開心。”

從工作里獲得成就感滿足感，在很多時候可以彌補阿同那些個人時間被嚴重壓縮、沒空看書打游戲見朋友的遺憾。但2020年疫情發生后，整個電影行業停擺，和很多電影人一樣，阿同也處在焦慮里，每天只是做一些看不到成果的日常工作，曾經支撐他的那種滿足感被無事可做的“沒意思”取代了。

“當初來北京是因為喜歡電影，想做和電影有關的工作，但現在回想起來，好像那個時候我就不覺得自己可以一輩子留在北京、一輩子做電影。”2020年夏天，阿同終于下定決心離開了北京，離開了電影行業。

無力感

和很多電影人不同的是，木木（化名）似乎很少從工作里獲得所謂的成就感。木木在17年進入國內某電影公司做發行，從北京飛到他所負責的城市、向影院要排片，構成了他工作的主要部分。

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段“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日子。“無外乎就是交朋友，錢給到了、關系處好了，我們的片子在這個城市的影城里就有多的排片了。”這種工作模式對木木的性格來說并不難。

唯一的區別是“交朋友”的難度不同。有些城市的影城經理，只需要木木送杯星巴克、撒個嬌、聊聊天，排片就能要到手；有的經理需要喝大酒，對瓶吹，一個人喝四個，給對方喝高興了就有得聊；在一些鄉鎮影城多的城市，為了不失去任何一個影城的排片保證，木木要跑到鎮上、村里一一拜訪影城。“能吃苦就行，不難。”

時間久了，木木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思路，和很多影城經理也成了朋友，“有的地方是我在北京發幾個微信就能敲下來排片，都不用出差。”聽起來這是一份輕松的工作，但并不是沒有糟心事發生的。木木所在的公司有一部口碑極差的爛片，在看過片子后他就知道這部片子一定賣不好，但做發行的不能因為片子爛就放棄。

“這部片子上映后一定會口碑崩盤，所以上映第一天的排片特別重要。”木木領到的任務是為影片拿下30%-35%的排片占比，但他在自己所負責的區域把這個數字做到了40%-50%，盡力爭取到第一天的票房能穩住。

果然，影片一上映就引來鋪天蓋地的罵聲，票房在第二天斷崖式下滑。“我去要排片的時候也有影城經理問我片子質量如何，我只能說完成度可以，上映后一打開手機，全是罵我的消息。”雖然回想起這些事，木木覺得很好笑，但在做發行的時候，片子的好壞他決定不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讓片子賣得好一點。

長此以往，木木不僅發現他的工作機械、沒有技術含量，整個發行行業也一直在走下坡路。2019年春節檔結束之后，木木選擇了離開：“如果當時我不走，以后也肯定會走，這份工作是可以預見的，沒什么前途。”

個人的努力左右不了行業好壞的無力感，也是潘潘離開電影行業的原因之一。

大學的時候，潘潘在國內某獨立影展做統籌、協調的工作，2015年畢業進入電影行業，做電影創投。與現在創投扎堆的情況不同，彼時國內的創投起步不久，數量不多。但是也有一些行業外的資金，甚至金融基金對電影項目葆有興趣，潘潘形容是“有熱錢進來”的狀態。

之后的三年里，潘潘嘗試了不同平臺的創投工作，其中也包括科幻類型，當時她所在的平臺嘗試讓科幻項目拍攝先導片，但很快她就發現，這種模式行不通，很難對項目有實質性的幫助。“一個項目從故事發展成劇本、到制作、再后期，需要很長的周期，慢慢去協調各種不可控因素，科幻更是如此。”

2019年，潘潘覺得一部好電影想要“走出去”越來越難，電影內容上自由度的天花板仿佛越來越低，行業在發出諸多不好的信號。而她從2016年參與制片的電影項目，先是遇到審查困難，好不容易立項后又因為一些原因停掉。

“最難熬的是項目完全不動，能做或者不能做都沒有定論。”回想起離開電影行業的原因，潘潘覺得很重要的是，她發現自己沒有辦法讓她參與的事情變得更好，這讓她感覺到特別無力。

或許是因為這種無力感，潘潘時常覺得胸悶，似乎身體都在告訴自己，不能再繼續了。潘潘計劃離開電影行業，也是在那時候，她體檢發現身體長了腫瘤。“腫瘤很大，醫生說至少長了6、7年，仿佛是我進入電影行業它就開始長一樣。”潘潘做了開腹手術，拿掉了腫瘤，也辭職告別了電影行業。

“當觀眾是最幸福的”

現在的潘潘和朋友一起做了視覺工作室，為客戶提供一些設計、策劃和拍攝的服務，但她很少接視頻類拍攝。

“視頻廣告常常會流產，會讓我想起以前做電影項目的感受，有點PTSD了。”而平面項目前期、后期跟視頻項目比起來是降維的，現在的潘潘更喜歡這種快速直接、看得到成果的工作內容。

由此帶來的，也是生活上的巨大變化。現在的工作只需要潘潘投入三分之一的精力，就可以維持一定的收入，另外的時間，潘潘會用來學習金融相關知識，好好感受生活。她仍然會關心電影行業的朋友們，再有項目瓶頸或者流產，她會感到惋惜，不過已經平靜看待了：“畢竟對電影項目來說，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阿同也仍然會在朋友圈刷到北京的電影行業的朋友們的動態，有時候還會幫忙轉發一些信息。離開北京之后，他在某城市入職了一家視頻平臺，工作內容更多圍繞著劇集和綜藝，也會加班、會焦慮，但有了健身和談戀愛的時間。

他租了一個大房子，房租和他在北京的租三居室中的一間價錢差不多，“我的貓應該挺幸福的，它跑來跑去的空間變大了。”

肖恩現在在南方的一家廣告公司工作，疫情期間他也開始了自己的劇本寫作，“我不想以把它賣出去為目的，想寫就去寫，寫它完全是出于我當時在疫情期間的一些心理狀態。”

疫情剛發生的時候，肖恩也曾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會那么倒霉，在事業剛剛有起色的時候碰到這樣的事？”但在離開電影行業之后，他產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曾經他一心撲在工作上，只為能去更好的劇組、得到更多的工作機會，但忽視了自己。

“它（疫情）被迫讓我更多地去關注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存在，思考我個人的生活怎么樣對我才是最好的，”現在的肖恩發現，事業畢竟只是人生的一個部分，工作應該是人生很小的一部分，“電影固然重要，它之前是我的工作，也一直是我的愛好，我現在慢慢覺得，好像不一定非要把愛好當成工作。”

只不過肖恩現在還是會維持自己看電影的習慣，所在的城市有影展的時候他也會買票去看，“票是不用搶的，因為沒有那么多人感興趣，但我自己作為一個影迷，還是有這么一點點的儀式感的。”

潘潘也在杭州參與了一個影展，只不過這一次她的身份是觀眾。離開電影行業之后，她和電影的關系恢復到“我是觀眾”的狀態。這讓她想起了自己讀初高中時，電影看得最多最密集，也是覺得自己最愛電影的時候。

“那種感覺就是最單純、最開心的，我覺得做觀眾真的是最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