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腦極體
在諸多行業大新聞中,三大運營商宣布降低5G投資,似乎沒有引起多大的水花,或被認為是向5G建設下一周期過渡的合理措施。從2019年6月6日正式商用以來,5G網絡建設就被認為在中國引領新一代通信、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常說“水大魚大”,既然5G投資一度帶動了產業鏈的整體發展,那么伴隨著投資高潮進入尾聲,勢必也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
要弄清楚5G投資下降的“果”,先要搞清楚背后的“因”。一般來說,投資增速下降主要有四個原因:
1. 行業投資受到限制。尤其是政策監管的影響,限制繼續投入,比如游戲版號停發就曾令電子游戲產業投資進入停滯。而5G發展一直受到國家政策的鼓勵和支持,工信部前不久公布的目標顯示,2022年計劃新建的5G基站在60萬座以上,與2021年的65萬座基站數量基本一致,所以,不存在限制運營商投資5G的情況。
2. 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如果社會和企業的經濟情況緊張,那么投資規模下降也屬常理,但從三大運營商2021年度的財報來看,全部實現了收入利潤雙增長,中國聯通營業收入同比增長7.9%,中國電信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1.3%,中國移動營業同比增長10.4%,逆勢增長顯然不是降低投資的主要原因。
3. 融資渠道受到限制。5G網絡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支持,如果融資渠道不夠通暢,可用于投資的資金規模也會相應減少。2020年12月31日,紐交所宣布對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進行退市處理,到2022年三大運營商已經全部落地A股。美股和A股能夠吸納的資金規模確實有差異,以美國第一大移動運營商Verizon市值(約2023億美元)來看,目前A股上的萬億(人民幣)市值公司僅有6家,融資規模的改變可能是5G投資調整的原因之一。
4. 投資回本信心不足。投資意愿與收入增長的預期有很大的關系,如果運營商對于回本沒有信心,自然也會減少投資。事實上,從2019年獲得5G牌照以來,三大運營商一直面臨著5G建設支出的巨大壓力,盡管C端和B端業務都有所增長,但還沒有進入收支平衡的正循環,參照4G始終未能從終端用戶身上收回投資成本,擔心后續的5G收入不理想,可能是三大運營商紛紛下調5G投資、建網高潮進入尾聲的關鍵。
那么,5G投資真的會重蹈4G的覆轍嗎?對于運營商來說,5G投資是否真的過度了呢?
5G投資的“效益背反”陷阱
僅就投資增速來判斷5G投資是否過度,可能會將龐大的5G產業想得過于簡單。總的來說,三大運營商面臨的普遍境況,更接近于“效益背反”。
所謂效益背反(Trade off),指的是各個經營要素都很重要,但要素之間無法兼容、相互排斥的一種現象,在物流領域很普遍,其他行業也有此情況。當某一要素優化時,會導致另一個或幾個要素受損的情況,反之也一樣。
比如物流成本下降是經營所需,但又很可能造成消費者體驗變差。具體到5G業務上,如果建網規模和成本縮減,就會以網絡覆蓋率、網絡質量的損失為代價,從而導致用戶失去升級動力,又延緩了成本回收。一個典型的例子是,5G建網初期大多運營商選擇了NSA網絡的漸進式方案,后來發現只有更高成本的SA網絡才能保障5G體驗。
效益背反所代表的此漲彼消、此盈彼虧的現象,正是當前5G發展的現實困境,需要運營商在投入與回收之間取得艱難的平衡。而理想的折衷方案,往往是很難一蹴而就的。
運營商在5G業務上的“效益背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提高5G網絡服務水平,支出成本就會上升,它們之間存在著效益背反。
一方面,5G的建網成本本身就高于4G,因此要達到同樣的網絡服務水平,5G的投入會大大增加。有數據曾統計過,中國移動在2014年到2019年間開通了309萬個4G基站,累計投資約4249億,而從2019年至2021年,中國移動開通了73萬個5G基站,開支已經達到2405億,不難推算出5G單個建站成本大約是4G的2.4倍。
而另一個海外咨詢公司對歐洲5G建設的分析中,認為從2020年到2025年,與網絡相關的資本支出將不得不增加60%,總擁有成本(TCO)大約翻了一番。兩組數據差異不大,可以相互印證5G的高資本開支。
而另一方面,5G要保持良好的網絡服務,運維成本也十分高昂。眾所周知,5G基站耗電量很大,2019年5G基站陸續開通入網后,“基站每載頻耗電量”開始呈現逐年攀升趨勢,中國電信發布的《2021年度社會責任報告》數據顯示,2021年的單載頻耗電量剛好是2018年沒有5G基站時的2倍。
這使得三大運營商網絡運行和節能減排壓力增大。有的城市出于能耗顧慮,選擇在晚上關閉5G基站,這又會導致該區域的某些時段,升級為5G套餐的消費者無法享有5G服務,網絡體驗打了折扣,又會進一步削弱升級意愿。
2. 5G降本增收各項活動的效益背反。
對于運營商來說,5G業務的降本增收直接關乎業績表現和后續發展,不過各項活動依然存在效益背反的情況。
比如,提高ARPU值(每用戶平均收入)有利于增加收入,但消費者感受到的價值有限,又會降低新入網用戶增速,導致后續收入提升受限。
從三大運營商公布的數據來看,5G商用三年時間,套餐用戶的比例增長很快,基本達到了50%左右,并且ARPU值都有所增長,業務表現良好。不過,月亮背面總有陰影,那就是增量天花板的突破越來越難,前兩年的用戶增量大多伴隨著5G手機等設備的升級拉動、綁定套餐贈送設備等活動。
而受到5G芯片短缺、5G手機訂單消減等因素影響,可以預見的是,5G換機需求也接近飽和,而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等移動終端設備的5G版本往往價格高企,更換頻率低。這意味著,5G設備帶來的網絡用戶增長已經基本觸達天花板。
與此同時,5G目前依然沒有出現殺手級應用,VR、AR等應用星星點點地出現,但無法帶動大規模升級。5G超大規模上行能力,確實能給直播電商、數字內容、媒體機構等帶來很大的體驗價值,但這類用戶畢竟只占一小部分,更大比例的價格敏感類消費者,面對高昂的5G資費可能依然會選擇用4G來滿足日常需求。
2021年7月工信部為首的10部門下發的《5G應用“揚帆”行動計劃(2021-2023年)》中,就著重提到,要求個人消費領域的5G網絡接入流量到2023年占比超過50%,以平衡運營商在5G網絡的巨額投入。
那么,降低5G資費能夠提升網絡利用率嗎?事實上,隨著5G用戶增速開始減慢,運營商也已經開始了內卷式競爭,套餐資費和ARPU值也有所下降。艾媒咨詢《2022年H1中國移動通信消費市場研究報告》中,中國電信的5G用戶ARPU值從2020年的65.6元,下降到了2021年的53.3元。這固然會增加5G的吸引力,但也限制了運營商的收入,拉低了業績表現,延長了5G回本盈利的周期。
面對個人消費者市場的現實情況,三大運營商也紛紛“開源節流”,希望開拓政企數字化市場。在數轉智改的浪潮中,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潛力的5G商業用例,也有著非常巨大的價值空間。
不過, 從業務占比來看,目前我國5G流量僅有20%左右是由ToB市場貢獻的,規模比較小,這意味著C端市場在一段時間內依然是5G收入的基本盤。
從服務能力來看,政企數字化服務商需要云、網絡、多樣性計算、AI、IOT、運維等多重能力,運營商尚未建立起核心競爭優勢,目前還是以“管道”服務為主。
“櫻桃好吃樹難栽”,想要靠B端政企市場來支撐運營商的業績高增長,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如果只在收入上左右為難還罷了,中國運營商還承擔著雙碳戰略、基礎設施升級等社會責任,這又進一步導致了“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局面,投入還是不投入,成了一個問題。
一方面,國家對5G這一網絡基礎設施的重視度不斷上升,要求運營商既要適度超前,加強覆蓋,包括偏遠地區的網絡建設;又要提速降費,讓5G連接盡快實現普惠。
另一方面,“雙碳戰略”持續推進,5G網絡既要擴大規模,增加的基站、機房必然帶來能耗上升;又要注重節能減排,降低碳排放。
不難發現,5G業務的各個降本增收要素,多少都存在“效益悖反”現象,不能片面強調某一要素的增減,需要綜合考慮,以實現5G的最佳效益。如果你覺得“5G收回成本”這道題已經很難了,那么更令人大無語的是,中國運營商已經沒有作業可以抄了。
摸著中國過河,海外5G的“他山之石”
從1G到4G時代,中國通信產業都屬于跟隨和追趕的角色,能夠摸著先進國家的經驗過河,而隨著5G建設成為領先者,下一步究竟如何發展,只能全靠自己摸索。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海外的5G建設經驗就沒有意義了。
事實上,盡管國內的5G建設速度開始放緩,但海外運營商正在摸著中國過河,5G建設不斷加速。而它們在新形勢下的思考和動作,或許能夠給中國5G產業帶來一些啟發。
從海外的5G建設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趨勢。
趨勢一:5G投入回報比低是全球普遍現象,需要做好準備,但也不用過度擔憂及看空。
麥肯錫調查了全球大型電信公司的46名首席技術官,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表示,5G的資本支出與銷售的比率將會上升。以歐洲為例,它曾經主導了2G和3G的推出,但是在5G上起步緩慢、十分猶疑,也給了中國5G超車的機會。
而它們顧慮的原因正在于預見了5G的投入回報周期長,而歐洲從2008年以來經濟增速一直低于美國和中國,加上市場分散、難以快速通過規模效應來收回投資,所以才選擇了后發入場。而及時跟進布局5G的美國,也同樣面臨5G回本的難題,美國第一大移動運營商Verizon日前公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雖然ARPU和用戶數不斷增長,但5G網絡建設成本高、營銷支出龐大,導致Verizon收到5G回報需要長達5-10年的時間。
但這并不意味著5G不值得投資,事實上,隨著疫情有所好轉、全球經濟持續復蘇,加速數字化及發展數字經濟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宏觀戰略,歐洲、中東、非洲、美洲等多個地區的近200家運營商的5G規模建設正剛剛啟動、加速推進。
5G確實需要大量的前期承諾和超前投資,這是不可避免的行業規律。麥肯錫也提示到,大多數運營商將謹慎行事,但對于那些看不到5G戰略重要性和經濟意義的國家的運營商來說,落后的風險更大。
趨勢二:網絡共享、中立主機等模式成為降低成本的普遍選擇。
為了控制成本,海外運營商也探索了一些常見模式,比如網絡共享,尤其是在一些鋪設成本高的農村地區,網絡共享能夠顯著降低建設成本并提高部署效率,2020年歐洲最大的電信集團沃達豐成立的一家新公司TowerCo投入運營,接管了沃達豐在10個不同國家和市場的6.17萬個鐵塔資源,或將成為歐洲最大的鐵塔公司,推動5G基礎設施共享,多個運營商能夠在同一位置部署設備。
同時,對于一些人流量密集的場所來說,網絡共享能夠確保服務容量和覆蓋范圍,讓5G網絡的用戶體驗更佳。根據麥肯錫的測算,網絡共享(包括頻譜)能夠為運營商節省30%至35%的成本。麥肯錫高級合伙人Venkat Atluri認為,共建共享能夠“提供1 + 1 = 10的價值”。
那么具體到中國5G網絡建設,基礎設施是由中國鐵塔公司負責的,默認支持站址資源共享,已經減少了基礎設施重復投資的問題。不過在核心網、接入網等上要共建共享,就涉及到資源分配、優先級等問題,讓情況變得復雜。比如2019年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宣布在全國范圍內,共建共享5G接入網,而核心網也是由各自獨立建設的,不進行共享。
2021年1月,中國廣電和中國移動啟動了700MHz 5G網絡的共建共享,也是由中國移動將5G網絡有償共享給廣電,而非共建。從這個角度講,一套行而有效、最優效率的網絡共建共享模式,中國運營商還需要繼續摸索。
趨勢三:網絡質量才是收入可持續之道,5G的持續投入或將不可避免。
如果說,5G網絡還需要繼續投入,運營商可能會哇地哭出來,但現實或許就是如此殘酷。
以韓國為例,大家可能都聽說過,韓國的5G應用曾是全球領先的,2019年4月,韓國率先宣布5G正式商用,當時韓國科學和信息技術部長尤永敏自豪地表示:“政府和私營公司攜手努力,實現了世界上第一個 5G 商用服務,證明了我們是信息和通信領域的頂級強國?!比欢鴷r間快進到2020年,大量消費者不滿韓國5G質量低劣、覆蓋范圍不足和收費高昂等問題,從5G切換回到4G服務。
造成這種局面的,是韓國運營商大踏步地5G營銷策略與拉胯的5G網絡之間的不匹配。通過補貼5G手機等手段,韓國三大運營商的SK Telecom、 Korea Telecom與LG U+的5G用戶數量快速增長,但嘗鮮體驗卻并不理想,SK Telecom用戶的5G網絡在線率只能達到15.4%,LG U+的5G下載速率最高只能達到237.2Mbps ,可以說是5G了個寂寞,而韓國運營商的夸大營銷也引發了消費者的逆反心理。
改善用戶體驗必須更快更好的5G網絡,因此韓國科學技術與信息通信部(MSIT)也在2020年約談了三大運營商,要求加大5G網絡投資以改善網絡質量。
在談到投資回收比的時候,許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控制成本、縮小投資,但殊不知5G的核心價值就在于網絡質量,這意味著如果投資達不到一定的規模,5G不可能達到十倍于4G的沖浪體驗,前期投入也打了水漂,還會損失早期5G用戶的信任,簡直比不投資還糟糕。
不僅個人消費者市場需要繼續投資,對網絡品質要求更高的5G專網更需要高投入的網絡。所以,行百里者半九十,對于中國運營商來說,當前還遠遠不到停止5G投資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三大運營商基本都還在繼續投資5G,并啟動了5G網絡進一步發展的5.5G、5G-advance等規劃,持續優化網絡。這或許會讓收回5G投資的周期繼續延長,但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講,唯有許用戶以真誠的承諾,才能從長遠的歲月中不斷收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的5G發展也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不過,在5G領域中國不再“抄作業”,必須也只能走上一條自我淬煉的探索之路。
覆水難收不必收:中國5G何去何從
從全球形勢來看,我們當然不會認為5G超前投資是不必要的,也不認為中國運營商面臨的“效益背反”是不可解決的問題。在新技術、新產業、新趨勢面前,既不過度鼓吹,也不過度悲觀,避免對公眾情緒的“極端”引導,是一種更為理性的態度?;貧w到5G網絡,既然“效益背反”的本質是各個要素的難以兼容,那么一個相對平衡的發展策略,就需要結合多個維度來探尋。
從政策上看,中國5G建設需要支撐國計民生、沉淀為數據基礎設施,超前投資、普惠連接有其客觀意義,而巨額投資也助推高質量5G網絡的領先,為鄉村振興、城鄉一體化、數字經濟等奠定了基礎,正如4G網絡帶來了移動互聯網的空前繁榮,5G也將為政企數字化、產業轉型升級、高新技術落地等作為支撐。從這個角度“算總賬”來權衡,中國運營商必須履行社會責任,只要堅持下去,5G的投資回報比總是會越來越好的。
在降本方面,海外運營商從一開始就押注共建共享,或許能夠解決網絡質量提升和建設成本提升之間的“效益背反”問題。如何協調各方利益、形成一個全國范圍內網絡共建共享的價值鏈,不僅能夠解決運營商緩解投資壓力的困境,也能夠讓5G用戶的用網體驗達到一致,未來伴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5G公共基礎設施的價值將進一步凸顯,從而拉動5G消費,運營商將迎來新一波高速增長。
在增收方面,正如麥肯錫在5G報告中所說的,處于領先地位的國家可能擁有先發優勢,并將自己定位為創新者。中國運營商想要最大化5G價值,在開拓政企市場作為收入增長點時,必須不斷擴展自身的能力邊界和技術邊界,充分創新,才能孵化出新業務的核心優勢。比如借助智能自動化網絡,根據場景和業務變化對5G基站進行精準、實時的控制,能夠有效地降低能耗,對于產業客戶來說意義很大。
未來十年,是全球5G產業高速發展的黃金期,必須承認的是,沒有運營商能夠在短期內快速找到一個破解“效益背反”問題的完美解決方案。而中國運營商已經率先探索一條獨一無二的5G發展之路。
小說《三體》中,人類社會面對未知的威脅,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與迷茫之后,最后達成了智慧的共識: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
這句話也很適合形容中國運營商的5G探索,在諸多投資回報要素之中,既需要艱難的權衡,更需要建設好當下的寶貴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