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熱播電視劇《風起隴西》近日完結。該劇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小說，在三國的大背景下虛構了一個蜀漢和曹魏之間的情報戰故事：在魏國潛伏數年的蜀國間諜陳恭送回錯誤情報導致街亭戰失利，丞相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丞相府長史楊儀察覺街亭之失乃魏諜潛入蜀國情報機構司聞曹所致。司聞曹一把手馮膺懷疑陳恭叛變，派司聞曹靖安司副司尉荀詡前往魏國天水城一探究竟。荀詡與陳恭是八拜之交，陳恭之妻翟悅是荀詡的表妹，她亦是荀詡發展的下線在五仙道擔任臥底。為洗脫叛變罪名，陳恭與荀詡里應外合調查真相，但隨著調查的深入，一個個更大的陰謀漸次浮現。

三國是中國史上最富魅力和戲劇性的時間段，正史野史文藝作品不計其數，《風起隴西》為三國粉提供了最新的談資——該劇甫一開播，就以眾位演員精湛的演技和極具古典韻味的歷史氛圍營造出強烈的“歷史正劇”質感，吸引了觀眾的注意。然而用“諜戰”故事新解“三國”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違和和割裂感，比如諜戰戲部分的臺詞過于現代讓人“出戲”、懸疑劇情不斷出現“高能反轉”，類型化敘事痕跡嚴重，引起了一些詬病的聲音。《文學報》的一篇評論就認為，《風起隴西》以“解謎”作為故事主線，削弱了“人物”和“歷史”的深層意蘊。

從《長安十二時辰》到《風起隴西》，在尊重史實的前提下虛構細節、高度還原的視覺審美，加上快節奏、任務性極強的類型化敘事，這似乎成為了馬伯庸小說改編電視劇的制勝法寶。但一部劇越是有“歷史正劇”的質感，其史實與戲說并存的內核就越容易被質疑，并帶來一些老生常談的問題：歷史劇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貼近和反映史實？如果我們承認歷史劇并不等同于歷史，那么我們樂此不疲地觀看和討論歷史劇，究竟是出于何種心態？

歷史劇中的史觀與現代性

馬伯庸向來擅長刻畫歷史縫隙中的小人物，展現“歷史無名者”在時勢下的種種抉擇掙扎。這位通俗歷史小說家的寫作風格不免讓我們想起大仲馬的名言：“歷史是什么，不過是我用來掛小說的釘子。”

其實，將歷史為我所用向來是優秀文藝創作者的重要手段，這一點連莎士比亞也不例外。文學批評家、莎士比亞研究學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指出，莎士比亞對撰寫歷史題材的劇本充滿了興趣。從基督教之前的英國（《李爾王》）、11世紀的蘇格蘭（《麥克白》），到約克家族和蘭開斯特家族之間的龍爭虎斗（《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理查三世》》），“莎士比亞在一系列不同尋常的歷史劇中，小心翼翼地將自己與他所描述的事件保持了至少整整一個世紀的距離”。斯蒂芬寫道：

“莎士比亞是移花接木和迂回戰術的頂級大師。他從未寫過所謂的‘都市喜劇’，也從未寫過以當代英國為背景的戲劇，除了極少數例外，他一直與時事保持著距離……當他處理例如繼承危機、腐敗的選舉、暗殺和暴君的崛起這類令人擔憂的歷史事件時，他將這些事件安排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或史前的不列顛，或他的祖先的英格蘭，甚至更早。他可以自由地修改和重塑從編年史中汲取的素材，以便創作出更引人注目、更有針對性的故事。”

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的時期，言論審查嚴苛，公開批評統治者是可能會被處以死刑的叛國行為。不過格林布拉特認為，莎士比亞喜歡歷史題材不僅是出于謹慎，也是因為從一個“間接的角度”來觀察這個充滿紛爭與苦痛的世界時，他可以更清楚地思考，更有力地揭露世界的本質。格林布拉特提醒我們注意莎翁歷史劇中強烈的政治意涵，莎士比亞在整個創作生涯里反復探討的一個話題是暴政將如何摧毀社會：“莎士比亞反復描寫這種屈服的悲慘代價——道德敗壞、大量的財富耗費及生命的喪失——以及為使飽受摧殘的國家稍稍恢復元氣所必須采取的因絕望而不惜冒險的、痛苦和勇敢的措施。”

馬伯庸關切歷史的落腳點則是個體命運，他在歷史紀實作品《顯微鏡下的大明》前言中寫的一句話——“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社會底層民眾的心思想法，往往會被史書忽略”——大抵表明了他的創作旨趣。2021年，馬伯庸曾以“歷史中的大與小”為題在上海舉辦講座，在講座中他講述了自己在一個三國主題展上看到的兩塊磚：一塊磚制作于建寧三年（公元170年），制磚匠在磚上刻字“倉天乃死，當搏……”詛咒壓迫自己服此苦役的人，馬伯庸解釋為“等到蒼天死時，我就要奮力一搏，跟你們拼命”，這是黃巾之亂爆發14年前的一個普通人的憤怨。另一塊磚制作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磚的主人為了慶賀“晉平吳天下太平”特地制作了這塊磚。馬伯庸認為，三國的歷史就濃縮在了這兩塊磚里：天下大亂人心思變，戰亂已久渴望和平。而所謂“歷史中的大與小”，是指通過這種小的細節看到人性，繼而對歷史大趨勢有更深的理解。

事實上在史學界，對“日常”和“個體”的關注也是近年來的一大重要趨勢。歷史學家趙冬梅指出，在現代化進程已嚴重割裂現代與傳統的當下，過去已宛如異域他鄉，許多對古人來說不言而喻的事物對當下的人而言無比陌生。因此，重新打撈“日常”成為了歷史學家的重要任務，歷史學因此開始跳出傳統史學偏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窠臼，開始立足現代，關注日常和普通。所謂日常，在衣食住行等物質文化史的層面之外，還有另一層含義，即“生命的日常”。在趙冬梅看來，無論哪個時代，人們對“平安順遂”的期盼之心是一樣的，但對于不同歷史時期、性別和社會階層的人來說，“平安順遂”的定義可能截然不同，受政治制度、社會環境與思想文化的種種鉗制。了解個中差別，能讓我們增進對歷史細節的把握，也能讓我們“對同樣掙扎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古代的人們投注理解和同情”。

馬伯庸認為，歷史小說寫作歸根結底反映的是當代人的價值判斷，歷史和意識形態有著密切關系。以《長安十二時辰》的主角張小敬為例，這樣的人是不可能在唐代存在的——在一個等級森嚴、貴族與平民幾乎沒有任何交集的社會里，很難有人會產生“守護普通人的平凡生活”這樣的信念。唯有在強調人人平等的現代社會，每個人的生命都被賦予同等的價值，我們對英雄的定義，才會是那些“為柔弱的大多數挺身而出”的人。

由此可見，馬伯庸的小說暢銷乃至小說改編影視劇的走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回應了當代人的關切與價值取向，而它們不可避免地擁有古人恐怕難以理解的現代性內核——對個體自我具有內在價值的篤信。弗朗西斯·福山援引黑格爾的觀點指出，尋求承認是人類歷史的終極動力，人雖然天生渴望得到承認和尊重，但在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社會中大多數人的自我價值或尊嚴是無法得到承認的。諸如每個人的內在自我都具有價值應該被尊重、外部社會對真實自我的評價存在系統性的錯誤與不公之類的觀念，直到現代才真正深入人心，構成了當代人的精神底色，并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所謂的身份政治問題。從這個角度看，糾結于作為流行文化組成部分的歷史劇是否嚴絲合縫地符合史實，其實是個偽命題，因為當代人對“個體”的珍視，早已決定了歷史劇與歷史的距離。

“光復漢室”的大局與代價

被派往天水前、在馮膺的嚴刑逼問下堅決咬定陳恭不是叛徒的荀詡，回憶起了這樣一幕：他與表妹翟悅和陳恭同飲，言笑晏晏間三人起誓要一同“光復漢室”，“讓你我這樣的人都能過上好日子。”

如果我們跳脫出被《三國演義》影響的“蜀漢正統觀”，就會發現幾個蜀國小人物對“光復漢室”深信不疑其實是一件有些奇怪的事。作為現代人的我們能毫不遲疑地將之等同于不容置疑的家國大義，很難說不是因為我們受“民族國家”思維框架的影響，然而現代民族國家的治理結構和意識形態是過去200年的歐洲發明，由19世紀的浪漫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所創造，我們很難想象真實歷史中的蜀漢人能同我們一樣依照這些觀念思考和行動。

鑒于帝制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貴族體系早早瓦解帶來的社會流動性增加、商業印刷的繁榮和高度專業化的官僚制度），有歷史學家認為，現代國族主義的一些核心元素在中國可能出現得更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學家譚凱（Nicolas Tackett）就認為，在11世紀的宋朝，“國族意識”就在中國社會政治精英中萌發和興起：宋朝官員開始將中原之民重構為“漢人”，更精確地界定政權版圖，認為宋廷有責任收復實際上超出宋政權實際控制區的“故土”。即便如此，譚凱仍指出，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也對這一觀念產生了共鳴，它至多是在受教育階層內形成的政治理念和身份認同。

回到《風起隴西》的語境，如果“光復漢室”的重點不是“收復故土”而是“讓你我這樣的人都能過上好日子”，那么至少應該說明為什么和曹魏與東吳相比，蜀漢更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可惜的是，我們從電視劇中沒有看到蜀漢在施行良政、使百姓安居樂業方面強于曹魏和東吳的理由。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大義名分的表象下政治精英的爾虞我詐，“神仙打架”時下位者的卑微與無奈——從幫助陳恭傳遞情報的游梟、懷疑陳恭直到最后一刻的魏國司馬糜沖到臥底失敗的翟悅、荀詡的下屬廖會，或是與陳恭一起偷圖紙的五仙道長老，他們都在盡忠職守中迎來了或在情理之中、或在意料之外的死亡。亂世之下，家國大義的殘酷底色，是“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陳恭究竟有沒有背叛蜀漢是推動劇情發展的全劇最大懸念。隨著劇情推進，我們發現這個間諜行當里不世出的天才成為了各方爭奪拉攏的目標，而他也暴露了蜀魏之爭和蜀漢朝堂之爭的種種矛盾，讓“光復漢室”的理想愈發顯得空洞。魏國之所以有信心能策反陳恭，是因為他們讓陳恭知曉了他的上司馮膺為了個人利益與曹魏情報部門長期進行情報交換，直接導致多年前陳恭的父親戰死。而陳恭與馮膺當面攤牌對峙的那場戲成為了全劇的重要轉折點：馮膺告訴陳恭自己一如既往地忠于漢室，他所進行的情報交換是出于高層的授意，為了國家利益不得不犧牲陳恭之父。

在蜀漢內部，諸葛亮與李嚴爭斗不斷，前者堅持北伐曹魏，后者主張南征東吳。在諸葛亮被先帝托孤盡享威望和權勢的同時，如何呈現反對派的立場至關重要。從歷史后來者的眼光來看，李嚴作為西川本地門閥的代表，擔憂諸葛亮的北伐將窮兵黷武，摧毀本地民生經濟，是有道理的，這本可以是蜀漢朝堂之爭復雜性的精彩注腳。但在電視劇中，國策之爭雙方的矛盾癥結被一筆帶過，李嚴反對諸葛亮的理由變成了南征東吳，劇中著重描寫的是李嚴如何不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地企圖挫敗諸葛亮的北伐計劃，國策之爭淪為赤裸裸的政治內斗。

與此同時，諸葛亮的陣營也并非全然無辜。楊儀與馮膺以剪除政敵讓丞相能無所顧慮施政的名義設下圈套，讓李嚴掉進謀逆的陷阱，全然不顧這一計劃所帶來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財富的耗費、恐被波及的無辜者，乃至可能給國家遭至的真正危險。縱然諸葛亮在得知真相后痛心疾首地斥責楊儀“朝政要講原則，做人要有底線”，但在他探望獄中的李嚴時依然表示這是李嚴自作自受，不免讓我們感到諸葛亮的虛偽。

進入劇情高潮部分，陳恭作為雙面間諜游走在各方勢力之間，每一方都相信他是自己人，而且陳恭的同一套計謀說辭在每一方看來都對己方有利，相信許多觀眾和劇中此刻的陳恭一樣，感到混亂和諷刺。劇中的各位官僚都在談“以大局為重”，可大局往往是建立在犧牲小人物的基礎之上的。對于陳恭來說，他“為了大局”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愛妻慘死，被逼迫殺死自己的異姓兄弟荀詡，乃至擔下魏諜的黑鍋赴死。看到這里，個人性命與國家利益孰輕孰重，觀眾或許都已有了自己的答案。

縱觀優秀的國產歷史劇，權謀斗爭和宦海沉浮總是被濃墨重彩刻畫的主題，無論是歷史正劇“神作”代表《大明王朝1566》還是宮斗劇《甄嬛傳》，都被觀眾不斷地拿出來回味和分析其中展現的權謀伎倆、人情世故，《風起隴西》可以說是權謀劇譜系內的最新力作。而此類劇能長期盛行甚至被援引作為某種“職場指南”，恐怕反映的是此間權力結構和社會運作的某種超穩固形態，這同樣值得我們深思。

參考資料：

【美】帕特里克·格里.《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起源》.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中譯出版社.2021.

【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暴君：莎士比亞論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趙冬梅.《人間煙火：掩埋在歷史里的日常與人生》.中信出版集團.2021.

【瑞士】譚凱.《肇造區夏：宋代中國與東亞國際秩序的建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馬伯庸.《顯微鏡下的大明》.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