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6期主持人 | 潘文捷

五月，北京最熱門的話題是核酸和抗原、彈窗和綠碼。每天睜開眼，每個人的必修功課包括查看本市疫情通報、本小區核酸通知、檢查健康碼情況、根據不同彈窗排不同的隊伍測核酸。我們小區的前后小區都有了陽性病人，形成包抄局勢，周圍店鋪暫時停業關門。門前三環路過去充斥著車輛的轟鳴，如今零星車輛的駛過更顯得道路格外寂靜。

這是一個身體和醫療成為重心的世界。置身其中如同活在設定系的科幻小說中，而這卻是現實。疫情期間最受矚目的藝人當屬劉畊宏。他出道三十多年都不溫不火，卻因為教網友在封控的家中鍛煉身體而走紅，雖然跳操和抗疫沒有直接關系，卻也回應著疫情期間人們對自身身體狀況的焦慮。

在《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一書中，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民安從SARS的經歷中看到，在傳染病盛行的時期，人已經不再是亞里士多德眼中的政治的動物，而是變成了“一個同等的自保的動物”，人的本質“由身體來定義”，這時候，一切的階級、貧富、文化、權力差異都讓位于身體差異。在正常的生活中，我們在日常狀態下幾乎很少想到自己的身體情況，但是現在我們似乎無時無刻不陷入對自己身體的細微揣測之中。同時，經濟技術專家的權威被擱置在一邊，醫生變成了教父，相關的醫學知識變成了教義，醫生的要求則被人們當成神圣的法律…… 

當身體和醫療變成了重心，我們看待世界的眼光會發生什么變化？你是否會發現一些過去極少發現的問題？在你看來社會運轉的邏輯又會如何改變？這是我們本期聊天室想要探討的話題。

身體狀況變化讓人看到周遭世界里的細節

姜妍：我不太確定疫情和人們對身體的關注度提升之間直接的關聯度有多高，比如說劉畊宏走紅應該和居家的人數變多有關，但是我們別忘了，當年與之相似的鄭多燕也是狠狠流行過一陣子的呢。這種流行文化的輪回反復，是不是在某個特定周期或者特定條件下就會不斷出現？

疫情下，人當然會對身體的關注多一層擔憂和關照。像最近中國臺灣地區的確診人數倍增，我一些在那邊的朋友還是會比如盡量早睡、做做瑜伽，努力增加自身的抵抗力；但也有一些朋友就很看得開，日子該怎么過怎么過，并不會特意加碼什么。我覺得對身體也包括心理健康的關照應該是一件長期常態的事情，疫情下如果能讓更多人認識到這一點是好事，但不是說就只是在這段時間特別關照身體，因為很多事情的發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另外，怎么樣防止過度擔憂也是一個問題。

徐魯青：身體和醫療確實會影響我們看待世界的眼光。我摔斷腿的朋友坐了幾個月輪椅后開始注意城市的無障礙設計，走不了路后會發現，我們的城市是以非殘障人士需求為中心設計的——我們所享受的通行無阻，對許多人來說處處皆是阻礙甚至陷阱。后來了解到了國際上一些政策建議的觀點是，殘障并非不足，而是不便，是社會沒有提供足夠的無障礙設施造成的，覺得很贊同。以前過馬路還遇到過腿腳不便的人，搶著綠燈第一秒過馬路，一路上非常慌張，這讓我察覺到行人通行的時間設置得太短，也是在那時才會考慮路權的分配問題：一條路的使用權應該劃多少給車輛、劃多少給行人才公平？人行道應該設置多少、設置得多寬才能保障行人的路權？是自己和周圍人的身體狀況變化，才讓我看到了周遭世界里的這些細節。

潘文捷：最近德爾塔病毒卷土重來的新聞以及讓人重復感染的奧密克戎新變種BA.4和BA.5正在南非肆虐的新聞中，我讀到了美國衛生專家的說法——“這似乎是一本永無結局的長篇小說的最新篇章。”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每天醒來就必須擔憂身體的生活也是很多家庭一直在過的生活，尤其是那些患有嚴重慢性疾病者的家庭。對這些家庭來說，醫生和醫囑是生活中至關重要的東西。每日的疾痛折磨，確實也像是永無止境的長篇小說。對于這類疾病的患者和家庭來說，甚至很難與之抗爭，與之“戰斗”，也很難抱怨自己承受的苦痛，因為抱怨也無濟于事，只能忍受。

對貧窮的人來說，貧窮這件事就像是后臺運轉的程序，哪怕它不在前端顯示，也會一直占據你的內存，占據你的注意力。身體上病痛也是一樣。新冠大流行讓整個世界都陷入了慢性病人的苦惱之中。

疫情為人類中心主義敲響警鐘了嗎

潘文捷：身體上的脆弱讓我再度想起了帕斯卡爾的名言：人是會思想的葦草。如果說過去我們對這句話的解讀重心放在了“會思想”上，贊美人類的思想里包含著人類的尊嚴，那么在疫情中我們會更明白，驕傲的人類有著怎樣的脆弱和局限。

尹清露：疫情肯定暴露出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脆弱，但至于人們在多大程度上明白這一點，卻好像不太樂觀，比如最近又出現了“羊”、“小陽人”這樣細思極恐的、把人非人化的說法，大概還是有很多人覺得只有人類（human being）才是正當的存在（being），其他物種都是低級的沒有能動性的天然資源吧。一篇關于多物種民族志的文章認為，這些“低端”的生命形式提醒我們，動物的比喻常牽涉到我們對于殺戮的概念，而把人比喻成羊之后就可以理所應當地將其摧毀。物種規范在語言與意識層面上的蔓延，反映的是深層的物種階序的關系，以及“人定勝天”、人VS自然這樣的暴力二元論，但事實上我們只是眾多存在中的一環而已。

如果能意識到這一點，看待身體與自我的角度是否也會發生變化呢？比如當防疫成為日常，理智的長期規劃這種人類引以為豪的事變得不堪一擊，而只能一邊關照身體，一邊過著“隨機應變、得過且過”的生活，但是對于千萬年來的動物來說，這種“不可控”本來就是常態，如何從中去汲取智慧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姜妍說的，很多事不是一蹴而就的，身體狀況也許今天好一點，明天又差一點，而這也是常態。

葉青：在朋友圈刷到了那張好幾只小貓咪躺在上海人民廣場地鐵站前曬太陽的圖片（太可愛了！）。我們前幾天發布的編譯稿《新冠疫情之下，大自然的音軌正在緩慢恢復》中也有提到，疫情之后，科學家發現城市中麻雀的叫聲變得更為柔和，音調也變低了，這在高速公路發明之后就再也沒有出現過。為什么疫情之前我們看不到這樣的場景？疫情限制了人類的活動，而我們的動植物鄰居卻多多少少從中受益，過得比以前更好，這是不是在告訴我們，我們可能是一個壞鄰居，是時候反思一下平時與它們相處的方式了？

“身體健康”成為了群體內部劃出“他者”的標尺

林子人：今天看到一篇關于上海方艙患者痊愈后返家難的報道，記者采訪了多位因為同小區/同樓棟居民反對而無法回家的人，其中甚至有一位66歲的老人已經在街道臨時救助點的帳篷里住了22天了。有一位采訪對象被拒絕進入小區的理由是沒有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他無奈下步行五公里去最近的監測點做了核酸，即使官方已明確規定，對于已治愈的出院患者和解除醫學觀察人員，各區村委、業委會、物業公司等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撓他們返回居住地。等待核酸報告時，小區保安嘲諷他，“碰上你們就是倒霉，你們陽性的活該。”讀到這里我心頭巨震。

在群體內部不斷劃出“他者”，排斥異己是人性痼疾，而今，劃分人群的標尺成為了“身體健康”——更確切而言是Ct值大于35。它決定了一個人能否享有身體自主權、最基礎的以禮相待乃至回家的權利。但從多數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的驚惶似乎也情有可原，一個可能攜帶病毒的人若在社區里再次釀成傳播，此前所有為恢復正常生活做出的犧牲就又前功盡棄了。在我看來，當生活重心圍繞著身體，特別是圍繞著傳染病時，更能讓我們看清人作為一種社群動物，自身命運與他人的隱秘聯系。但與此同時，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也需要我們以更審慎的態度去權衡和處理：為了集體利益做出適當的個人犧牲，向來是人類社會存續的必要手段，但如果所謂的集體利益的得失被不成比例地放置在個人肩上，集體內部出現裂痕幾乎是必然會發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