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5月1日，新修訂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 》正式實施，這是其自1996年制定以來近26年的首次大修。新法正式發布時，有人將其中的“普職協調發展”錯誤解讀為“取消初中后的普職分流”，一度登上微博熱搜，后被專業人士辟謠。上一次職業教育引發關注是在2021年，教育部發布消息稱“保持高中階段教育職普比大體相當”，50%的職校分流比引起大量家長焦慮。從“普職分流”的擔憂里我們不難看到，人們對職業教育普遍缺乏信心缺失，走向職業教育道路的孩子的未來似乎比選擇高考大學更加撲朔迷離。

長期以來，我們把大量目光投向城市中產家庭的教育困境，忽視了教育競賽之外還有40%學生沒有就讀普通高中，被分流到職業學校。他們很多人來自農村，也有一些是城市外來務工家庭子女，因戶籍原因無法進入城市公辦高中，只能選擇回鄉或在地就讀中職。忽視的另一面便是刻板印象，在可見的社會評價中，他們往往是“壞學生”或“失敗者”，職校的學習生活也是“不務正業”或“混日子”。

在職業教育新法出臺之際，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組織了一場圓桌討論，試圖分析中國當前職業教育的問題、新法可能帶來的影響，看到職校學生面對的結構性困境和解決辦法。兩位采訪對象分別是公益組織HOPE學堂發起人梁自存、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蘇熠慧。

這次圓桌討論讓我們意識到，職校學生“混日子”標簽呼應著“不穩定的勞動者”困境以及唯分論大環境中的偏見。職校的軍事化管理既源自“怕惹事”，也是為社會打造溫馴勞動力的關鍵一環。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讀職校從一條令人羨慕的出路變成了某種迫不得已的選擇，其大背景在于勞動力的商品化與技術勞動者地位的跌低。此次推出的新《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 》強調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不是層次之分，而是類型之別，要做到這一愿景，除了職業教育層面本身的改善，也需要我們在社會文化上更加尊重勞動價值，建立勞動者配套保障。新法強調的“校企合作”中可能導致的“企業牽著學校鼻子走”、學校資源分配不均加劇以及職校實習亂象，也是亟待社會關注和關切的問題。

兩位受訪者都認為，職業教育不是“把學生管住”，也不只是關于制造符合國家需要的人力資源，而更應做到幫助每個學生探索興趣與潛能，過好自己的一生。正如教育家黃炎培所言：“職業教育培養的并不是一個馴服的勞動力，而恰恰是一個自尊自強、有創造力的勞動者。”

01 職校學生困境：“混日子”污名、刻板性別文化與軍事化管理

界面文化：對職校學生“混日子”的批評和指責似乎十分常見，這背后有哪些結構性原因？

蘇熠慧：對于“混日子”現象，許多學者都做過研究。一些學者認為之所以形成這種現象，是由于我們的制度空間沒有給這些學生上升的途徑，所以學生在這個過程中自我放棄。但據我自己的觀察，我發現更多學生感到對未來的迷茫和人生的疑惑。當然，對于許多讀職校的農村戶籍的學生來說，戶籍制度確實限制了他們向上流動的渠道，這是其迷茫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在于這個快速流動的社會，勞動者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對于職校學生來說，未來也是極其不穩定的，自己也難以掌握，而刷手機找樂子是對當下的一種把控。“混日子”狀態本質上是對于不穩定的一種回應。

對一些有童年創傷的職校學生來說，“混日子”也是一種回應創傷的方式。我遇到的一些職校學生，在從小到大的成長環境中受到了來自社會的各種“污名”和偏見，不被重視，被貼上 “差生”的標簽，一些同學還遭遇過家庭變故和校園霸凌。面對這些創傷，“混日子”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他們一種自我掙扎和處理創傷的方式。 

梁自存：“混日子”是一個籠統而不確切的概括，比如用來指稱學生不干“正經事”、不聽老師上課、天天刷手機等，但很多人忽略了“混日子”背后的真實情況。

首先是學生對自己的前途和未來比較迷茫，但這是青春期孩子的普遍情況，并非職校學生特有。這個迷茫也應該被視為我們的教育重點，幫學生做自我探索和未來規劃。

第二種情況是學生可能并不喜歡某種教學和上課的方式。現在職校很多課程用的是死板的教育方式，我們職業教育的教學無法滿足學生的需求。當我帶學生出去做社區活動和調研的時候，學生的狀態和平時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種情況和學生的心理狀況有關，很多時候他們心理狀況不好，看上去是在“混日子”，實際上是在和過去的經歷與挫折搏斗。職校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往往是在小學初中就有了，背后可能是家庭關系不佳、父母不認可、從小忽視他們。還有很多同學在以前的學校里有過不好的經歷，比如遭遇校園霸凌。另外我認為，這些傷害經歷很多時候受到了教育體制的影響，比如學生可能成績和排名不高，社會評價認為他們沒前途，又進一步加劇了小孩在家庭和學校里不被認可的情況。

界面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凌旻華曾做過職校學生污名的研究，人們普遍認為職校學生智力低下、道德不佳，并給他們貼上“壞學生”的標簽。這些污名如何反過來作用職校內部的教育以及學生的自我發展？

梁自存：去年在我們的協力營活動中，兩個學生看到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男性在公交車站旁栽倒在地，立馬過去把他扶起來，商量要不要打120。我們的一個實習生后來說，事情發生時他自己還在猶豫要不要過去。我和職校學生接觸的時候經常遇到這樣的事，道德水平和學歷沒有關系。另外，關于智力，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智力類型，比如抽象思維、形象思維等等，學習成績不好只能說明不適合學這類東西。此外，“好學生”和“壞學生”的劃分也會影響到同學關系，大家會以老師的視角來評判身邊的同學，“好學生”和“壞學生”不交往，激起同齡人之間相互不認可。

蘇熠慧：我在田野研究里看到，道德水平和學歷是沒有關系的。很多我接觸的職校學生都具有善良的內心和很強的同理心，但社會上給他們貼上“壞學生”的標簽，有時候會內化為他們的自我認同。這種自我認同會影響他們的自信心。我接觸過的職校同學有著善良和其他非常多的優點，但和高中生相比，他們往往更加自卑，對自己更加不認可。自我否認和自我否定，有可能在未來發展中形成自我限制，限制他們自身潛力的發揮。我們可以看到，不平等的結構實際上也是通過他們的自我內化，對他們自身產生限制。

界面文化：目前對職校的研究與觀察中好像很少出現性別面向，你們是否關注過職校女生群體？男生和女生的發展與阻礙有什么不同之處嗎？

梁自存：男女學生受到制約的方面確實很不一樣，家長一般對男生的期待很高，如果一個男生去職校，周邊會有很多負面評價和壓力，這導致職校男生比女生更焦慮，狀態也不太好。但女生的制約因素可能主要是家長重男輕女，家庭支持一般都不高，父母對她們的期待是早早畢業工作，雖然不會有太多負面評價，覺得上一個職校也挺好，但這也影響到了她們未來的發展。比如一些家長希望女生早點結婚，有些十八九歲的女孩子意外懷孕，家長想的是對方條件不錯就可以談婚論嫁了，很少有人在意孩子是不是太小了，或者這會不會影響未來她的發展。

我們曾經給職校學生做過性別教育，一方面是關注異性交往，學生能不能形成平等的性別文化。我們發現學生受流行文化的影響很深，男女兩性的交往模式比較傳統，很多同學在親密關系中會去控制另一方，還有分手暴力的情況，也有聽女生講到過被性騷擾的經歷。另一方面是希望不管男生還是女生，不要因為性別對未來發展有所限制——比如我們會討論專業選擇，有男生很喜歡小孩子，那他能不能選幼教專業？女生選機械可不可以——幫助他們打破很多性別上的刻板印象。

蘇熠慧：我在田野中發現，職業教育體系內部充滿著性別刻板印象。例如在選擇專業的時候，很多女孩被期待和被鼓勵選擇幼教或其他服務業等“女性化”的專業，而男生會被期待去從事機械、計算機、電子、運輸相關，通常被認為是“男性化”的專業。所以，選專業的過程某種程度也體現了性別刻板印象的復刻。

此外，在職業學校里，女孩被期待是聽話和溫馴的。職校的軍事化管理也會對溫馴和服從的品質給予很高的贊賞，在某種程度上強化女性“溫柔”性格。很多女孩的家長以及她們所接觸的媒體（例如各種網?。┮苍趶椭七@種刻板印象，讓女孩們內化為對自己的認同。

而對于職校男生來說，實際上他們的男性氣質往往遭到挫折，呈現出一種比較矛盾的夾縫中掙扎的狀態。一方面，對于職校生的這種污名化實際上在打擊他們的自信心，也對他們的男性氣質形成了挑戰；另一方面，家庭和社會又都希望他們能夠擁有主流的男性氣質。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都還在一個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往往通過談戀愛來探索如何與另外一個性別相處。但我們的性別教育是不夠的，所以性別暴力也會出現在學生中間，造成傷害。我們曾經在學校里做過相關的性別項目，希望能夠通過性別教育，去打破各種性別刻板印象，讓無論何種性別的學生都能夠自尊自愛、相互尊重，不僅嘗試突破刻板印象對他們造成的限制，獲得更大的發展，也學會如何平等地對待與自己不同的同學，減少性別暴力的發生。

界面文化：江蘇師范大學講師杜連森的研究認為，職校教育中對學生的規訓與管理是核心內容，技能培養反而退居較為次要的位置。學校的教育定位是“管住學生”，施行軍事化嚴格管理，技術教育方面并不重視。在你們的觀察和經驗中，當下的職校教育有哪些弊端？

梁自存：在我去過的一些職校里，強調紀律的特征確實很突出，前幾年還有很多學校喜歡提自己的特色是“軍事化管理”。學校怕出事的心態也比較常見，比如學生有心理健康問題，學校可能會做心理測評，比較嚴重的就送回家休養，部分是因為要避免學生在學校里出事。

這些做法沒有把學生當成有尊嚴的人來對待，只是視他們為管理對象，當成“麻煩”。我還見過有些學校有這樣的托辭：“社會也是這樣的，我們這樣做是幫助學生提前適應。”我覺得很荒唐，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要做的應該是矯正社會某些價值的缺失，學校卻在模仿這些不合理的地方。 

職校里也容易出現師生關系緊張的情況，如果老師上課只是念ppt，學生就會表現出不想聽，這時候老師可能因為刻板印象——上職校的都是差生、壞學生——認為不是自己課堂的問題，而是學生的問題。但如果是在清華北大，學生不喜歡某門課的話，很多人也會睡覺，這時候老師會不會覺得是學生不好？師生間互相不認可，職校課堂就常常會出現對立的關系。

另外，職校里的教育資源也并非能均攤到每個學生身上，比如職校都很看重每年的“全國職業技能大賽”，本來設置這個比賽是“以賽促教”，想帶動大家對技能的尊重和熱情，但實際上校方可能只是在班里選幾個能拿獎的，單獨對他們進行集訓，花很多經費和設備在很少的學生身上，其他學生完全沒有被帶動和激勵，技能比賽變成了單純的選拔。

蘇熠慧：現在確實不少學校首先將學生判定為“問題學生”，然后通過軍事化的方式來進行管理，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這是一種提前把學生打造成合格勞動力的方式，因為企業需要工廠里的工人服從紀律，今天許多制造業工廠也在實施軍事化的管理。批判教育社會學里面有個“符應”理論，講的是學校往往會提前為勞動力市場去打造適應的人格。今天一些職業學校嚴格的軍事化管理也是在打造一個個溫順的勞動力。

但吊詭的是，這種軍事化管理往往與其目標相悖，形成相反的結果。我在田野研究時發現，這也往往會激起學生的逆反心理，甚至影響學生對學校的歸屬。嚴苛的管理一方面會加劇學生的迷茫，另一方面也激化了學校與學生之間的緊張關系；可能會讓一部分學生內化溫馴的人格，但也會激起一部分學生更加激烈的逆反。其實，我們很需要對這種管理進行反思，回到黃炎培先生他們所倡導的職業教育初衷上來。在黃先生看來，職業教育培養的并不是一個馴服的勞動力，而恰恰是一個自尊自強、有創造力的勞動者。

02 從新法反思職教現狀：工人保障缺失，校企合作亂象叢生

界面文化：在90年代中期之前，年輕人讀中職通常被視為很好的出路，隨著社會變遷，職業教育的功能與定位也隨之變化。這個變化大概是怎樣的？有哪些因素起到了影響作用？

梁自存：80年代的國企改革包括了用工制度的改變，企業以前是先招工再培訓，改革后變成了先培訓再招工，國企當時會從職校直接招員工，這對人們很有吸引力。90年代后工人下崗，同時大學開始擴招，一邊是工人待遇下降，一邊是上大學機會變多，這也很大影響了職業教育的地位。

蘇熠慧：職業教育在計劃經濟時期為工業化服務，當時國企和職業學校是一種互惠關系。這種互惠關系是整個計劃經濟以國家為中心的分配制度為依托的，最明顯的體現是職校生畢業以后包分配，工作既穩定又有保障。再加上高考制度1977年才恢復，當時大學生數量少，成為國企工人本身非常體面。

但是，職業教育在90年代發展到頂峰之后，隨之面臨的是國企改制和勞動力市場改革。國企和職業學校的互惠關系被打破了，職業教育開始受制于勞動力市場。國企工人的地位也逐漸下降，職業教育的地位因此受到影響。這些變化背后最大的力量是制度變遷，尤其是勞動力的商品化。

界面文化：2022年1月教育部等八部門發布了《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提出要防止在企業實習中對學生權益的侵犯。新聞報道中也數次出現職校生因實習剝削自殺的事件，實習工資低、工作環境差、沒有相應保障等情況，已成為當前職校實習的普遍現狀。為何剝削職校學生勞動力的狀況層出不窮？

梁自存：學校把學生當廉價勞動力輸送到企業，甚至從中抽成的狀況確實常常發生。職校的實習要計算學分，完成后才能拿到畢業證，所以很多學生如果拒絕被安排的實習，學校很可能用畢業證威脅他們。

學生實習的狀況有一定地區差異，在我的觀察中，很多廣東省的工廠可能會和貴州、湖南、云南、廣西這些周邊省份的職校合作，招收大量學生實習。廣東的學生目前也有機會自主選擇實習，但要看學校本身批不批準，很多時候學生自主找實習的權利被剝奪了。

實際上，職校學生實習相關規定已經推出十多年了，但亂象還是每年發生，很多學生并不知道這個規定，也不清楚自己有什么權利。我認為，應該在職校普及相關法律的教育，另外還需要第三方的監督。教育主管部門很重要，應該負責平衡企業和學校的地位不等，學生也可以由學生會或者學生代表參與到校企合作中進行監督。另外，或許也該讓其他社會力量參與監督，防止實習變成職校給企業的低端勞動力輸送。

蘇熠慧：正如前面所說，90年代國企改制和勞動力市場建立是轉折點。原先“工學結合”里國企和職業學校的互惠關系，隨著勞動力的商品化，變成了校企合作中不平衡的市場交換關系。當市場在與企業的關系中占主導地位時，企業逐利的慣性就會滲透到校企合作之中，學生就很容易成為靈活而廉價的勞動力。

吊詭的是，學生實習在今天很難認定勞動關系，所以學生簽訂的是“實習協議”，不是“勞動合同”。也就是說，實習學生的勞動者身份是非常模糊的，就算是新的職業教育法，對這個身份也沒有明確的確認。實習學生身份的模糊性給了逐利者一些可利用的空間，導致不少學生變成低端廉價勞動力?！堵殬I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的出臺，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規范實習用工，但如果實習學生身份的模糊性仍然存在，就可能不斷有人鉆空子，利用這個模糊性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未來如果要更好地保障實習學生的權益，可能不僅要對用工過程進行規范，還要對學生的勞動者身份進行確認，要對其作為勞動者進行勞動的薪資、工作環境和人身安全方方面面進行保障。這些方面的保障還需要具體化和可操作化，并需要一定的監督機制匹配，才能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界面文化：修訂后的職業教育法在總則中也強調了職業教育要重視“校企合作”，這將給職業教育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蘇熠慧：2022年的職業教育法非常強調市場力量。1996年的職業教育法就很不同，更強調國家引導。那時候也有校企合作，但職業學校和國企的互惠仍有很強的計劃經濟特征。90年代國企改制、勞動力市場逐漸建立以后，校企合作中的企業和學校就成為了交換關系，且這種交換關系不對等，企業占據主導的強勢地位。隨著校企合作的普及，企業很可能牽著職業教育的鼻子走，對比如職業學校的專業設置、學生實習安排甚至實習形式產生很強的主導作用。

企業從自己的目標和導向出發，學校討價還價的力量會比較弱。什么樣的企業會愿意合作？愿意合作的初衷是什么樣？受益人是誰？可持續性和穩定性是怎么樣的？學校都會比較被動。從更大的背景來看，企業實施某個項目和產業轉型發展有關，比如大量勞動力轉到某個行業，也會影響哪些職業學校拿到項目合作、學校的招生及專業設置。

梁自存：校企合作一直都是職業教育在辦學過程中比較薄弱的環節，但以我自己當老師的經歷，倒覺得企業不一定會占據絕對主導，因為企業也有賴于學校為他們輸送有技術的學生。

界面文化：曾有學者將德國產業與英美產業對比指出，德國因為有很強的高端制造業，對職校人才有更強烈的需求；相較之下，將制造業大量轉移到海外的英美兩國職校發展并不好，因為對高端技術人才的需求較少。中國國內的情況目前是什么樣呢？產業結構本身對“高端技術人才”是否這么大的需求？

梁自存：這點我自己也比較困惑，過去幾十年我們一直是世界加工廠，產業結構本身技術含量是很低的，現在提出變成制造業強國，但從低端走向高端需要一個過程，特別是現在疫情會讓未來產業鏈會發生很大變化，未來需要什么類型以及多少高技能人才存在不確定性。我們的職業教育發展不足確實和過去崗位對技能的需求低有關系，而且高端技術人才需要在企業長時間積累，不是一出校門就可以勝任，能做到這樣的學生非常少。

蘇熠慧：技能養成一直是國家的產業發展關注的重要方面。中國實際上也意識到了，這么多年來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發展模式已經到了一定的瓶頸，需要產業升級。產業的升級需要有效的技能養成作為基礎，職業教育就是技能養成的其中一環。如果我們看新職業教育法的話，對技能養成體系設置了不少規范。職業教育的發展只是技能養成中的一部分。新型職業教育法里邊還有其他許多有關職業培訓和技能養成的規定。但是，現在的職業教育是否能夠真正實現有效的技能養成？我覺得是另外一個問題。要看職業教育到底培養了什么樣的勞動者，而這個勞動者是不是具備目前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技能”，而對產生升級所需要的“技能”我們也需要進一步思考。

界面文化：新修訂的法律提到發展職業本科，甚至未來職業碩士等，2019年起也新建了一批職業本科，發展本科層次的職業教育。有人認為這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唯學歷論，你們怎么看這個問題？

梁自存：我也有這個擔憂，其中的關鍵是能否形成以職業技能為考核核心的體系，以能力為本位。如果職校升學考核依然像考研或高考式的書面方式，即使建立職校本科、職校研究生，和普通教育仍然沒有質的差別。

蘇熠慧：如果不改變教育的評價體系，仍然圍繞著書面成績和升學考核，那么確實可能加劇唯學歷論。建立起更加多元的評價體系，讓實踐和技術能力真正得到重視，可能可以避免進一步滑向唯學歷論。

界面文化：不同地區職校的發展水平原本就存在差異，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更強調了因地制宜發展職校，再加上學校發展和企業資源緊密綁定，現在也有學校的目標是打造高職院校中的“清華北大”“頭部學校”。在你們的觀察中，這是否會加劇職校發展的分化呢？

蘇熠慧：不同地區的職業學校一直都存在分化，例如東南沿海大城市有許多公辦職業學校，長期獲得財政支持，和許多知名企業建立合作，師資雄厚，但是一些中西部小城市的私立學校就非常缺乏資源和師資。職業教育體系內部的分化一直很大。新法強調了校企合作，強調職業學校要從包括市場在內的多渠道來獲得資源。對市場的依賴可能會加劇職業學校之間的分化，畢竟市場強調優勝劣汰這類競爭原則。

梁自存：不同地區的職校在學生狀況、財政投入、師資等方面都存在差異。比如廣東地區職業學校的學生實習機會相比內地更多，以前有陜西、內蒙、貴州的學校老師告訴我，他們的學生沒有實習機會，只能鼓勵參加高考。我推測新法會強化這些差異，因為地方資源、企業資源對職校教育的發展更重要了。不過好的方面是，一些地方的職?？赡軙悠ヅ湓诘匕l展需求，在專業設置和技能培養上更能服務在地產業。

界面文化：長期以來，在很多人眼里，職業教育的地位一直低于普通教育。新法此次強調，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不是層次之分，而是類型之分。除了法律層面的強調，你認為社會方面還需要什么配套條件呢？

梁自存：首先要在文化層面上真正認同所有勞動都是寶貴的，尊重每個勞動者的尊嚴。另外技術勞動者的待遇變高，權利保障能真正到位也很重要。

蘇熠慧：我贊成自存提到的文化層面，也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傳統一直強調的“勞動最光榮”，而且這里的勞動應該是普遍性的，不管是腦力還是體力，不管是什么行業，勞動者都應該受到尊重。另外一個層面是制度保障，這個制度保障包括對于技術勞動者的待遇和權利保障。提到職業教育很多人會提德國，但德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有他們的工會和產業制度作為支撐和保障。我們應該注意到職業教育背后的這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