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實習記者 左懋林 記者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很多人都說，我們終于意識到，只要手中有糧食、有蔬菜，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韓茂莉在日前舉行的三聯·新知“農為邦本：中國農業一萬年”主題大會上說。疫情封控之下，越來越多居住在城市中的人開始意識到自己與農業之間的關聯。
農業是中國人送給世界的禮物，韓茂莉說，無論在世界何處，任何一碗米飯都可以追溯到水稻最早的馴化地中國。中國既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也是世界上三大農作物最早的馴化地之一。
農業是中國人送給世界最大的禮物
農業并非自人類出現以來就存在。韓茂莉說，在農業誕生前的200多萬年間，人類通過漁獵和采集謀生。她談到，早期人類的漁獵采集行為與其他動物直接從自然中獲取食物的方式無異，是一種“利用型”經濟。新石器時期，人類制作工具的方式不斷進化，也有了新的食物獲取方式——農業。這種生產方式被稱為“生產型”經濟。
那么人類緣何放棄了“利用型”經濟而轉向需要付出大量勞動的“生產型”經濟？學界主流觀點認為這與人口壓力有關，韓茂莉引用研究狩獵采集文明的人類學者貝廷格（Bettinger）的模型進行了解釋。經計算，采集漁獵的生產方式每平方公里可以養活0.001-0.05人，而養活一個五口之家至少需要100平方公里的資源。如果將中國人常說的“三十畝地一頭牛”照此換算，中國小農傳統五口之家的基本土地需求僅僅0.02平方公里。與采集漁獵相比，農業生產對于土地資源的利用需求大幅減少，土地的人口承載力大大提升。
如今，農業已經成為整個世界上占地面積最大的生產部門。據統計，在當今地球可利用土地中，農業占地64%以上，而在農業起源的時代，農業生產僅僅分布在有限的幾個地方。韓茂莉談到，世界上三大最早的農業起源地，一處在西亞北非，人類大約在1萬多年前將野生小麥、馴化為人工栽培小麥；第二處是在中國，大約在1萬年前中國北方先民將野生植物馴化為谷子、黍子，而在南方長江中下游地區，人類將野生水稻馴化為人工栽培水稻。除此之外，還有北美洲的墨西哥一直向南到南美洲安第斯山區的區域，人類大概在距今7000年以前將野生植物馴化為玉米、甘薯、馬鈴薯等等。
世界之大，最早的農業馴化為何僅僅出現在這三處？“農業的起源不是在一個最優秀的自然地理環境之下，而是在整體環境近似于惡劣但在小范圍內有河流、有灌溉、能夠發展農業的地方，”比如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尼羅河、中國黃河流域。韓茂莉指出，在這些地帶，隨著人口的增加，單純依賴漁獵和采集產出的資源難以滿足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種子落地、獵物圈養啟發了先民，農業就此誕生。
20世紀70年代初，河北省武安市發現了磁山文化遺址。僅第一階段，考古工作者就在磁山文化遺址發掘出100多個儲糧窖穴，根據其容積推測，這些窖穴可容納糧食約1萬斤。這意味著，在距今1萬多年左右的華北平原上，這里的先民就已經將野生植物馴化為人工栽培作物谷子和黍子。韓茂莉說，從此之后，谷子以“粟”，黍子以“稷”，成為中國人特定的表達方式一直延續到今天。除了谷子和黍子，中國也是水稻最早的原始馴化地。據統計，如今世界上以小麥作為主要食材的占全世界總人口的70%，以水稻為主要食材的占世界總人口同樣達60%~70%，在韓茂莉看來，農業是中國人送給世界最大的禮物。
農業塑造中國文明
在對談中，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曾雄生援引中國飲食文化史研究學者筱田統的觀點“主食作物的種類往往決定耕種這種作物民族的命運”指出，我們也可以從歷史細節的角度觀察農業對中國自身文明的影響。韓茂莉也提到：“農業誕生之后，必然就有工具的制造、水利的修建等等。所有這一切需要思考、需要創造，文明就產生了。”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就已采取有關農業的戰略。越王勾踐借口饑荒向吳國借糧，卻將蒸煮后的粟返還，導致“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曾雄生還例舉了秦統一六國的農業原因，如《戰國策》記載的“決裂阡陌，教民耕戰”、“秦以牛田，水通糧”等等。
對原產于中國的水稻和黍粟而言，小麥是一個后來者和闖入者。曾雄生說，在小麥最初傳入中國時，人們依然采用傳統的種植技術和烹飪方式，直到漢代人們開始秋種小麥、磨面加工后，小麥的食用品質才得到提高。漢代以后，小麥逐漸成為人們的主要糧食之一，中國的歷史也進入了“小麥時代”。三國時期，曹操屯田許下，保護小麥生產，借此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
冬小麥的原始馴化地位于地中海式氣候的西亞、北非，在那里，直到秋天雨季當地人才進行播種。傳入中國的冬小麥生長期依然如此，于是人們開始在秋季復種糧食。韓茂莉談到，約春秋戰國時期，今山東一帶的北方地區已有輪作復種的兩年三熟制存在。隨著勞動力的提升，輪作復種逐漸變成了北方大地上普遍的一種種植制度。東漢發明了插秧技術，到唐朝插秧盛行，同一塊土地上的水旱輪作成為可能。北宋這一技術趨于成熟，江南地區每年收獲兩次，土地利用率達到200%。她認為，種植制度的發展伴隨人口遷移等因素，讓中國古代經濟中心的南移得以實現。
中國南方成熟的稻作技術也回饋著北方，北方地區的水稻種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曾雄生談到：“唐朝仰江淮以為國命，水稻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隋朝建造大運河也說明了北方對稻米等南方農業的依賴。明清時期，美洲作物傳入，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土地的開發利用，糧食增產使得中國人口不斷增漲，在道光年間達到約4億。
談及農業與歷史、文化的關系時，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飛舟說，中國的延續性和文化的統一性與農業種植關系緊密。他引用費孝通的觀點指出，中華文明延續、融合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農業，以至于農業成了中國人骨子里的基因。“中國人無論走到哪里都想種東西，”在他看來，中國的農業文明是一個“養育”的文化，培養著人性中的善和韌性。
農業出現是一種失誤嗎
《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賈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提出，農業是人類演化歷史上最大的失誤。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陳勝前在對談中將戴蒙得的批判總結為農業的三類影響。其一，農業的起源影響了人類健康，農業時代人的飲食不再均衡，人的活動也大大減少。其二，農業影響了人與人的關系，帶來了社會的分化。與采集狩獵文明相比，農業文明的戰爭規模也顯著擴大，造成的死傷也更多。其三，農業還影響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了開荒耕種，森林被砍伐，沼澤被排干，大量土地被開辟為耕地。
對此，陳勝前認為，實際上采集狩獵社會中往往存在著一些原始的遺老、棄嬰行為和生育禁忌，以此限制人口的增長。不僅如此，狩獵采集社會在消費上也面臨著限制，比如為了共享食物，獵人不被允許吃自己捕獲的獵物，人們也難以進行大量的食物儲備。基于以上提到的種種限制，他認為狩獵采集社會是無法發展的，沒有農業起源也將不會有文明出現。
農業的出現是打破原始社會秩序的顛覆者，陳勝前提到，當人口突破采集的極限之后流動性得以提高，標準化的便攜工具也逐漸出現。此外，農業還帶來了食物的“廣譜強化”。所謂“廣譜強化”是指人們逐漸將原本不能直接食用的動植物經過加工變為可食用的食品，比如將堅硬的橡子加工為可食用的堅果，農業讓人們有了更廣泛的食物來源。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唐曉峰也回應了戴蒙德對農業起源的批判。在他看來，農業的起源是一個歷史性問題，人們應接受歷史所創造的文明形式，考察農業基礎怎么樣影響了文明的發展。唐曉峰例舉了古代中國北方的三種典型經濟形態——農業、畜牧業和游牧狩獵，包括秦漢的農業與匈奴的游牧。雖然在歷史進程中一些生產方式歸順了其他方式，但這三種形態都是在發展著的。而人們恰恰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做出了歷史選擇，他說：“如果問匈奴人類的農業選擇是不是巨大的失誤，我想匈奴的答案一定和戴蒙德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