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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需求向二三線城市轉移,但還面臨兩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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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需求向二三線城市轉移,但還面臨兩大挑戰

家長認知仍需普及,穩定高質量的外國師資匱乏。

圖片來源:圖蟲

記者 | 陳瓊燁

“中國高凈值人群對子女教育的支出,平均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五分之一。”

日前,由青苗教育集團和胡潤百富聯合編寫的《2021中國國際教育白皮書》(下稱《白皮書》)提出上述觀點。 《白皮書》歷時五個月,對全國600余位來自不同行業的高凈值人群進行問卷調研。受訪者平均家庭總資產3400萬元,平均年齡36歲。49%來自中國一線城市,51%來自二三線城市。

細分來看,在小學和中學的低齡階段,平均每年支出預算約30萬元,大學、研究生階段分別約40萬、42萬元。近五成高凈值家長表示,對國際教育的費用不敏感,更看重教育的收獲。四成高凈值家長認為,國際教育的未來收入回報會大于花費。

“從宏觀環境來看,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中國高凈值家庭人數增加,未來國際教育需求的增長會逐漸從一線城市轉移至二三線城市。”《白皮書》指出。

“前兩年因疫情壓制或延后的留學需求會快速釋放,特別是在二三線城市。”威雅學校集團副總裁袁博告訴界面教育,“隨著各地國際化學校的逐漸成熟、經濟發展、家庭對多元化教育需求的增加,這些城市出國留學的成長速度會比一線城市更快。”

教育和留學服務機構睿質源教育創始人武質也認同這一趨勢。“國際教育在一線城市已趨飽和,勢必將戰線擴展到二三線城市。但同時也面臨挑戰。”

一方面,當地家長對國際教育的認知仍需普及;另一方面,穩定高質量的外國師資匱乏。

“國際學校尤其是二線城市的國際學校校長,曾找我推薦英國本土教師,可謂‘一師難求’。我在中國任教的英國朋友并不愿意去二三線城市,主要原因是文化差異更大,校外娛樂生活無法滿足。”武質向界面教育分析,“二三線城市國際教育機構有限,和海外教育理念跨度更大,對于外籍員工而言,上升空間和就職空間有限。”

與此同時,2015年左右起,國際教育低齡化趨勢逐步顯現,中國高凈值家庭希望孩子在16歲左右出國。

調查發現,當子女出國留學時,孩子的安全是家長群體首要擔憂的問題,占比高達71%,具體包括社會治安、出行安全、健康問題、財產安全等;其次是語言環境適應困難及缺乏中國文化歸屬感,占比均過半。 

對此,武質認為,中國孩子的學習適應能力是其在海外讀書面臨困難的最大原因,也通常被其他問題所掩蓋。 

武質告訴界面教育,英國的升學體系對學生能力的考察,除了類似國內中高考的GCSE和A-Level外,還有能力傾向測試、面試、個人陳述和小論文等,均無大綱可循。” 

在武質看來,家長的認知空白還存在于對“后留學”概念的不熟悉。

留學服務業時間維度的三個階段。 圖片來源:《2021中國國際教育白皮書》

“大部分家長不知道還有‘后留學’服務。”武質告訴界面教育,“‘后留學’機構主要提供留學生出國后的服務,包括課程輔導、海外衣食住行的幫助和下一步海外升學規劃、職業規劃等。”

約半數人選擇國際教育,是認為其有利于未來職業規劃、提升外語能力、學習海外新知等。14%的家長將“國外學制短”列為原因之一。《白皮書》認為,中國家長選擇國際教育是著眼于未來,而非學業上的輕松。

在留學目的地上,傳統四大留學強國地位穩固,美國是接受調研的家長最青睞的留學目的地,占比達22%;其次是英國,達19%;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緊跟其后。此外,其他歐洲國家總計比例達21%。新加坡、新西蘭和日本也在選擇范圍內,呈現出多元化的留學趨勢。

專業選擇也在發生變化。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留學生出國留學形式主要為公派,所學專業集中在科技領域。隨著80年代自費留學渠道的開放,疊加改革開放因素,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商學專業。《白皮書》指出,商學如今最受中國家長歡迎,其次是藝術/設計類和醫學。

《白皮書》還顯示,截至2020年,中國大陸地區獲認證的國際學校共907所,較2011年的384所增加136%。在校生規模為61萬人,其中民辦國際學校在校生占比75%。

家長擇校考慮因素。 圖片來源:《2021中國國際教育白皮書》

擇校方面,《白皮書》發現,超半數家長最看重學校優質師資團隊,包括外籍教師的配比、學歷、資質,以及生活、后勤老師的配備等。國際化的資源整合能力和豐富的課程體系分別位列擇校因素的第二、三名。學校過往的升學成績排在第七,占比21%。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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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需求向二三線城市轉移,但還面臨兩大挑戰

家長認知仍需普及,穩定高質量的外國師資匱乏。

圖片來源:圖蟲

記者 | 陳瓊燁

“中國高凈值人群對子女教育的支出,平均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五分之一。”

日前,由青苗教育集團和胡潤百富聯合編寫的《2021中國國際教育白皮書》(下稱《白皮書》)提出上述觀點。 《白皮書》歷時五個月,對全國600余位來自不同行業的高凈值人群進行問卷調研。受訪者平均家庭總資產3400萬元,平均年齡36歲。49%來自中國一線城市,51%來自二三線城市。

細分來看,在小學和中學的低齡階段,平均每年支出預算約30萬元,大學、研究生階段分別約40萬、42萬元。近五成高凈值家長表示,對國際教育的費用不敏感,更看重教育的收獲。四成高凈值家長認為,國際教育的未來收入回報會大于花費。

“從宏觀環境來看,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中國高凈值家庭人數增加,未來國際教育需求的增長會逐漸從一線城市轉移至二三線城市。”《白皮書》指出。

“前兩年因疫情壓制或延后的留學需求會快速釋放,特別是在二三線城市。”威雅學校集團副總裁袁博告訴界面教育,“隨著各地國際化學校的逐漸成熟、經濟發展、家庭對多元化教育需求的增加,這些城市出國留學的成長速度會比一線城市更快。”

教育和留學服務機構睿質源教育創始人武質也認同這一趨勢。“國際教育在一線城市已趨飽和,勢必將戰線擴展到二三線城市。但同時也面臨挑戰。”

一方面,當地家長對國際教育的認知仍需普及;另一方面,穩定高質量的外國師資匱乏。

“國際學校尤其是二線城市的國際學校校長,曾找我推薦英國本土教師,可謂‘一師難求’。我在中國任教的英國朋友并不愿意去二三線城市,主要原因是文化差異更大,校外娛樂生活無法滿足。”武質向界面教育分析,“二三線城市國際教育機構有限,和海外教育理念跨度更大,對于外籍員工而言,上升空間和就職空間有限。”

與此同時,2015年左右起,國際教育低齡化趨勢逐步顯現,中國高凈值家庭希望孩子在16歲左右出國。

調查發現,當子女出國留學時,孩子的安全是家長群體首要擔憂的問題,占比高達71%,具體包括社會治安、出行安全、健康問題、財產安全等;其次是語言環境適應困難及缺乏中國文化歸屬感,占比均過半。 

對此,武質認為,中國孩子的學習適應能力是其在海外讀書面臨困難的最大原因,也通常被其他問題所掩蓋。 

武質告訴界面教育,英國的升學體系對學生能力的考察,除了類似國內中高考的GCSE和A-Level外,還有能力傾向測試、面試、個人陳述和小論文等,均無大綱可循。” 

在武質看來,家長的認知空白還存在于對“后留學”概念的不熟悉。

留學服務業時間維度的三個階段。 圖片來源:《2021中國國際教育白皮書》

“大部分家長不知道還有‘后留學’服務。”武質告訴界面教育,“‘后留學’機構主要提供留學生出國后的服務,包括課程輔導、海外衣食住行的幫助和下一步海外升學規劃、職業規劃等。”

約半數人選擇國際教育,是認為其有利于未來職業規劃、提升外語能力、學習海外新知等。14%的家長將“國外學制短”列為原因之一。《白皮書》認為,中國家長選擇國際教育是著眼于未來,而非學業上的輕松。

在留學目的地上,傳統四大留學強國地位穩固,美國是接受調研的家長最青睞的留學目的地,占比達22%;其次是英國,達19%;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緊跟其后。此外,其他歐洲國家總計比例達21%。新加坡、新西蘭和日本也在選擇范圍內,呈現出多元化的留學趨勢。

專業選擇也在發生變化。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留學生出國留學形式主要為公派,所學專業集中在科技領域。隨著80年代自費留學渠道的開放,疊加改革開放因素,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商學專業。《白皮書》指出,商學如今最受中國家長歡迎,其次是藝術/設計類和醫學。

《白皮書》還顯示,截至2020年,中國大陸地區獲認證的國際學校共907所,較2011年的384所增加136%。在校生規模為61萬人,其中民辦國際學校在校生占比75%。

家長擇校考慮因素。 圖片來源:《2021中國國際教育白皮書》

擇校方面,《白皮書》發現,超半數家長最看重學校優質師資團隊,包括外籍教師的配比、學歷、資質,以及生活、后勤老師的配備等。國際化的資源整合能力和豐富的課程體系分別位列擇校因素的第二、三名。學校過往的升學成績排在第七,占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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