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劉林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日前表示，超大規模單一市場是中國的突出優勢，但還未能得到充分發揮，仍存在四個方面的缺陷需要進一步改革。
4月26日下午，他在參加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ACCEPT）舉辦的第四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研討會上表示，我國14億人占全球總人口的比例接近20%，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某一類產品無法自給、要靠進口，就可以立刻產生20%人口的市場需求。而高收入國家總人口也就在12.15億人左右。
“中國對于全球供需格局的影響比整個高收入國家的人口規模還大。”黃奇帆說。
更重要的是，中國是單一市場。他指出，單一市場是指法律體系統一、稅務體系統一、商業規則統一、語言文化統一的市場。而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單一市場，遵守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體系，漢族人口在人口民族結構中占主體地位，占中國總入口的91.11%，各民族和諧穩定，均衡發展，漢語作為官方語言，全國通用，商業規則和市場環境也是大體一致。
“這一點中國和印度很不一樣。”黃奇帆說，印度說起來也是一個擁有14多億人口的大國，但實際上可以說是一個碎片化的散裝市場。印度是一個有28個邦、6個聯邦屬地和一個國家首都構成的聯邦制國家，每個邦都擁有很大的自治權，在憲法之外還有各自的法律體系和商業規則，各邦之間的要素商品的流動，面臨重重壁壘。印度有100多個生活習慣各不相同的民族，其中人數最多的印度斯坦族也僅占總人口的46%。印度的宗教信仰種類繁多，包括印度教、伊斯蘭教、天主教、佛教等，各個宗教之間關系錯綜復雜。印度還通用多種語言，僅官方通用語言就多達22種，有121種語言的使用人口都在1萬人以上。此外，印度還傳承著等級森嚴的種性制度，將人分為五等，不同的等級人群之間也不是統一的市場。
黃奇帆認為，規模優勢才是我國制造業的最大競爭力。這與傳統觀念——我國制造業核心競爭力源于勞動力成本——有很大不同。
他指出，勞動力成本往往在制造業總成本中占比10%左右。勞動力成本高一點、低一點，只能影響總成本幾個百分點，而一旦形成規模效應，就能大幅攤薄制造業的各項成本，如研發成本、固定投資成本、物流成本、市場開發成本、原材料采購成本，同樣也能攤薄勞動力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講，規模可以影響到整個制造業成本的30-40%。這意味著，某類產品只要中國能夠生產，馬上就能大幅壓低售價，這正是中國超大規模單一市場的威力所在。
不過，黃奇帆強調，我國的規模優勢，還沒有完全充分發揮出來。中國超大規模單一市場，仍然在持續發育形成的過程當中。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中國這個大市場，至少還有四個方面的短板或者缺陷，需要通過持續深化改革加以解決。
一是地區間競爭產生的負面效應。盡管地區間競爭會帶來積極效應，會驅動地方政府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營商環境、出臺優惠政策和招商引資等，但也會產生負面效應。各地為了本地GDP和稅收，拼命上項目，加上產業總體上處于低端環節，以至于出現了較大范圍的低水平重復建設，造成大量產能過剩。也因為同樣的邏輯，地方政府總是傾向于保護本地企業，甚至保護落后產能，阻礙了市場優勝劣汰功能的發揮，產能過剩此起彼伏。近年來，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這種現象有所減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圍內客觀存在。
二是城鄉二元導致的市場分割。這表現在要素市場的各個方面：勞動力在城鄉間的流動、區域間的流動仍然受制于戶籍制度的束縛；農村建設用地像城市建設土地那樣同地、同權、同價的機制還在探索；在商品服務方面，受制于監管能力的差異，一些地方農村流通的商品與城市同類商品相比，看上去很像，但質量標準差得很遠，部分甚至就是假冒品牌、偽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場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城鄉市場差距比較顯著，制約著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動，反過來加劇了發展的不平衡。
三是部分領域行政配置資源的色彩仍然濃厚。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盡管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完善，但在一些領域計劃和行政色彩仍然濃厚，制約著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發揮。比如，在能源領域，中國是能源進口和消費大國，卻在能源定價上，缺乏全球話語權，這與高度管制政策有關。再比如，在電力領域，直到去年出現大規模電荒，煤電上網電價才逐步放開。此外，還有一些領域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門、彈簧門現象。一些領域的市場準入在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業在一個地方能注冊，換一個地方就不行等。
四是資本在部分領域無序擴張，甚至形成市場壟斷。比如，近幾年房地產一業獨大，房價高企，綁架中國經濟，大量資本裹挾著銀行貸款無序涌入房地產業，不僅擾亂了城市規劃，還綁架了中國經濟，以至于宏觀調控投鼠忌器，被動應戰。再比如，金融業脫實救虛，畸形發展，目前金融業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業的好幾倍，金融業上市公司的利潤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潤的一半，大量資本爭奪牌照資源，銀行表外業務急劇膨脹，大量資金空轉在實體經濟之外，一些資本打著金融創新旗號，大搞老鼠倉，哄騙老百姓，前幾年盛行的P2P就是典型。再比如，互聯網行業贏家通吃，野蠻生長，出現了限制競爭，價格歧視，泄露個人隱私，損壞消費者權益，風險隱患積累等一系列問題，存在監管滯后，甚至監管空白。所有上述現象反映了中國這個超大規模單一市場仍需要進一步規范，進一步改革。
黃奇帆表示，建設統一大市場的實質，就是要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推動中國市場由大到強的轉變。
對于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分工，“我的理解是，有為政府才能催生有效市場”，黃奇帆表示，“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對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進行改革而逐步形成的，經歷了一個發展發育的過程。盡管經過多年改革，市場經濟四梁八柱已經豎起來了，但離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仍有不小的差距，更何況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這樣的超大的市場轉型中的經濟體，必須發揮政府在提供基礎性制度、基礎性市場設施、要素資源市場化方面的積極能動作用，與市場制度的有效供給，促進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中國這個超大規模單一市場的威力、活力，完全釋放出來。”
對于區域競爭，黃奇帆表示，《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的一個意圖就是要對區域競爭負面效應進行系統的矯正，而實施這種矯正，從目前看已經具備了技術條件，也是順勢而為。
從技術上看，近幾年各地在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制度建設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現在要做的是統一標準，統一規則，統一接口，讓市場主體在哪里都能享受到一樣的制度供給。
從趨勢看，隨著中國市場的發育，地區之間競爭日益從過去圍繞低端產業的同質競爭，向依據各自比較優勢進行深度分工的差異化競爭轉變。特別是在數字經濟全面與實體經濟融合的背景下，各地的比較優勢正在深刻地調整。
比如，過去昆明的鮮花只能在本地消納，需要人們到昆明去賞花，現在得益于冷鏈技術的進步、航空運輸的便捷和電商平臺的加持，昆明的鮮花隔日甚至當日，就能送到上海、北京和深圳的家庭，這是因為技術的擴散，比如深圳的冷鏈技術，商業模式的創新，杭州的電商平臺的推廣，帶來市場覆蓋范圍的擴大，把昆明鮮花配送范圍由本地擴展到了全國。
上述《意見》是在4月10日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外發布。該《意見》明確表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和內在要求”，并要求“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全面推動我國市場由大到強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