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外管理 莊文靜
責編|胸懷天下
前不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提出：建議1200所大學一半應轉為技術類大學。
姚洋認為，中國需要的“職業教育”是大學層級的職業教育，因為我們需要數控車床人才、編程人才，這些事情需要學生讀完本科才做得到。中國需要大規模產業工人的時代已經過去，現階段中國培養制造人才行之有效的辦法，一是實施5+5義務教育——即建議取消中考、普及高中，實行小學到高中10年制基礎義務教育，二是將1200所大學中的一半變成技術類大學。
在今年兩會上，一個提案登上熱搜第一，就是鼓勵年輕人少送外賣、多進工廠。
學者的建議和兩會代表的提案，其背后似乎指向一個共性問題：一方面我們培養了大量過剩的眼高手低的無效人才，另一方面技能型人才卻嚴重稀缺。過剩與稀缺之間，顯然需要做出改變。
“降維打擊”的高端家政，說明了什么？
前一陣，90后留學生回國當‘住家保姆’月入過萬，結果被媽媽拉黑的新聞火爆網絡。音樂系美女留學生卻甘心做個保姆，而且一干就是5年，這樣的社會現實絕對不亞于當年北大才子養豬帶來的轟動。這些現象也讓我們清晰地看到：這一屆年輕人“很現實”“很自我”。
再看看身邊的朋友圈，清華大學碩士當家教之類的新聞屢見不鮮，看似“藍領”工作已經越來越被年輕人和社會所接受。不可否認，年輕一代越來越實際、更加自信、更加注重自我價值實現，沒有那么多“面子顧慮”。
“由于時代的發展，民眾生活更加富足，中產階層也越來越多，每個人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外，都想做自己喜歡的事，走能夠實現自我價值的路。因此，年輕一代對于職業的選擇和未來的發展方向，更加個性化和多元化，他們越來越不以成敗論英雄，而是更重視不同的人生體驗和自我實現。”北京中道普惠咨詢有限公司總裁、職業規劃和教育管理顧問于洋說，“如今人們普遍認為‘一個人一生不可能只從事一個職業’，因此對于年輕一代的職業選擇也會更加包容。”
隨著人們擇業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也越來越重視人才的“價值導向”。因此，人才的觀念在發生變化。比如，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進入家政服務市場，年薪高達30-50萬。這種“高材低用”的就業現象，曾引發很多質疑：“國家花了這么多精力培養出的人才，就去當住家保姆，是不是教育的失敗？”
高材生殺入家政服務市場，無異于“降維打擊”，有極強的競爭力。而高端人才的加入，必將提升整個產業的服務水平，并且或將開拓出全新的高端家政業務。這自然會促使整個產業更加成熟規范。何談人才浪費？
有數據顯示，國內家政服務行業的人才缺口就有2000萬人。對于這類服務需求，是國家培養多少碩士和博士就可以解決的嗎？因此，全社會的價值導向也會引導人們對于職業、對于教育需求的變化。
騰訊研究院曾做過調查，70后追求“穩定鐵飯碗”，80后追求物質保障，90后關注自身發展，而95后則是“我高興、我喜歡”。而00后則已經開始了“早早認知自己”，有66%的00后表示“有很多決定都是自己做的”，他們更加自立自主，習慣于自己做決定，對自我認知更強，因此能高效地嘗試多種興趣，早早認定自己的所長。
為什么年輕人不愿意進工廠？
為什么我國技術型藍領人才較為稀缺？為什么年輕人寧愿送外賣，也不愿進工廠？這依然是自我價值體現無法滿足的問題。送外賣技術門檻低、自由度相對較高，只要努力一些，一個月下來收入便可過萬。但技術型藍領呢？要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工作性質嚴謹和工作靈活度較低，他們更像是一顆顆螺絲釘。
2021年底，中智咨詢發布了《2021年技能藍領人才吸引和激勵報告》。調研發現，近七成企業面臨用工荒挑戰，其中有55%的企業技能藍領或普工短缺，高端技術人才缺口達千萬人，預計2025年技能型人才缺口率將達48%，技術藍領缺口達3000萬人。
報告指出，隨著智能制造和自動化技術的推進，企業對藍領工人的需求已發生了變化：超四成企業會增加技能藍領的用工數量，人員增幅一般在5%-10%之間，部分企業用工增長達20%-30%。而藍領員工在2021年上半年的主動離職率，就高達17.4%，相比2020年同期的10.2%有大幅增長。
報告顯示，年輕人不愿意從事制造業的主要原因是：生產一線工作枯燥單一、對工作前景不看好、工作環境差、工資低和交友圈子太窄。有六成左右的職業院校受訪者，不愿做制造業藍領。反之，新興的電商類崗位更受職業院校學生的追捧。可見，即使做藍領，人們也更愿意從事服務行業、電商行業等這類工作環境較自由，且有一定靈活度的行業。
“這個時代，人生的價值不在于你能夠獲得什么，而在于通過你的努力和付出，能夠去創造什么樣的價值。人們更在乎的是，自己置身在一種什么樣的環境里，會處在什么樣的生存狀態下。”尚和管理咨詢公司總經理、精益管理研究專家胡光書對中外管理表示，“因此，人首先需要以物質條件作為驅動，如果連社會平均水平都達不到，誰還甘心去做藍領？我們常常把問題的實質給掩蓋了，把責任推到求職者身上去。但如果在非常優秀企業里工作，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都能夠得到企業的培養，那么人自然愿意在這里工作和成長。”
事實上，做藍領還是做白領不是關鍵，自我實現才是關鍵。“很多經營者、老板或學者做出的自我判斷是：年輕人不愿意做藍領。但實際上，作為勞動者，他在乎是否能在工作中找到樂趣和自我價值，是否能找到成長的方向和通道，找到自己的‘職業錨’。” 胡光書說。
向技能型社會轉型，“里子、面子”缺一不可
近年來，無論是在國家政策還是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在反復強調要讓藍領充分體現價值，讓藍領贏得同樣的社會尊重。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簡稱為《意見》），其中定下的主要目標是：到2025年，職業教育類型特色更加鮮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會建設全面推進。到2035年，職業教育整體水平進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會基本建成。技術技能人才社會地位大幅提升，職業教育供給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高度匹配，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的作用顯著增強。
同時，盡管在 “十三五”期間，我國新增高技能人才超過1000萬人，但高技能人才僅占技能人才總量的28%，這個數據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而眾所周知，在西方國家，普通藍領工人與白領的收入可以說沒有差距。而且某些工種，收入比白領還要高出不少。
因此，要讓全社會接納和愿意成為技能型藍領，首先就是錢要給到位，這是里子；其次就是社會認可度要到位，這是面子，缺一不可。
作為中國教育體系的標桿，德國的雙元制教育在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其中，德國IBM公司曾做過一項統計，將組織內1000多名雙元制大學畢業生與其他類型高校畢業生比較，他們無論是在工作能力、管理能力還是領導能力等方面都非常優秀。通過對其中30—40歲人員進行調查，發現雙元制大學畢業生收入最高、擔任職務最高、進入領導管理層最早。
而且，這些大學生在上大學期間， 學費都是由政府和企業共同承擔。不僅如此，除免學費外，每月還從培訓企業取得津貼，這些津貼可以滿足生活所需。所以上大學可以說基本是零投入， 而畢業后的薪金待遇又普遍高于一般應用科技大學和綜合大學的畢業生，投入產出比優勢明顯。
再看瑞士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他們主要由聯邦政府、各州和執業機構開發。瑞士各州設有職業信息中心，供學生選擇職業；聯邦政府還支持在各州設立職業培訓顧問。
瑞士的職業教育和培訓不是“終身的”，如果學生在完成義務教育后難以做出決定，他們可以嘗試在普通高中或職業學校學習一年，作為過渡。無論是職業教育還是普通教育，學生畢業后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同的高等教育體系。因此，瑞士的失業率近些年僅為2.3%左右，低于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
再比如新加坡，其就業不設學歷門檻。為了鼓勵民眾不斷提高職業技能，設立了全民適用的新技能資格制度。該系統擁有7個技能資格等級，不設定學歷要求，提供零售業、餐飲業、創意行業等數十個行業的技能升級訓練。而根據這些技能資格等級，就可以取得相應的收入。
企業辦學校自己培養人才，是大勢所趨？
早在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門就聯合印發了《職業教育提質培優行動計劃（2020—2023年）》。該計劃提出，支持國有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展開或參與職業教育，將企業辦學情況納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同時發揮職教集團推進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紐帶作用，打造500余個實體化運行的示范性職教集團（聯盟）、100個左右技工教育集團和聯盟。
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大企業，參與到技能人才的培養中，不斷為產業、為社會賦能。他們有的開始自建技術學校，打造產業生態，積極為企業自身、為中國制造業貢獻力量。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始終是城鎮就業人口中占比最大的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非常大，藍領工人的數量在整個制造業中占主體。如此巨大規模的勞動力在過去數十年間，推動“中國制造”走向了全球，未來，他們將繼續推動“中國智造”的全球化發展。
今年3月10日，董明珠在全國兩會上表示：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上的關鍵是人才問題，因人才需求量加大，格力自己創辦了職業技術學院，今年已開始招生。
這所格力學院由格力電器全資投入，是一所面向全國招生，以全日制脫產大專學歷教育為主的技術類學校，同時也兼辦非學歷培訓、技能培訓鑒定、成人學歷教育和留學生高等教育等。格力學院首批開辦了制冷與空調技術、機械制造及自動化、大數據技術、市場營銷、跨境電子商務5個專業，聚焦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和大灣區人才需求，對接人工智能、5G、物聯網、智能裝備等戰略新興產業布局專業。重點圍繞集成電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等市場需求，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
此外，國內還有不少優秀企業，斥巨資投資創辦了職業技術類高校。
比如，茅臺集團于2012年斥資19億創辦的茅臺學院，是國內第一所致力于培養白酒行業人才的本科高校，并且面向全國招生，其中釀酒工程系最為熱門。而茅臺集團作為國內白酒行業的領頭羊，其創辦的學院可謂白酒行業的“黃埔軍校”，畢業生自然受到了廣大白酒企業的爭搶。
再如，湖南吉利汽車職業技術學院，是由吉利集團投資10億元創辦的一所高校，定位于培養高級汽車人才。該校所有專業幾乎都是圍繞汽車制造展開的，比如汽車制造與裝配技術、汽車技術服務與營銷等。而學生的實習基地，就是吉利汽車的各個部門。大部分學生畢業后，都可以進入吉利汽車或者沃爾沃汽車上班，剩余的也基本都被其他車企一搶而空，比如眾泰汽車、北汽等企業。
廣東碧桂園職業學院，則是由碧桂園董事長楊國強創辦的基金會投資4.5億元建成的，設置了工程造價、物業管理、電氣工程、酒店管理、園林工程等專業，為各大房產開發企業，輸送了大量專業人才。
企業辦學的優勢不言而喻，他們既是人才的培養者，又是人才的使用者。他們更了解整個行業、產業的痛點，而他們參與到職業技術教育產業，不僅為整個產業生態賦能，更助推了向技術型社會轉型這一國家戰略的實現。
當越來越多的高校教育是以就業為導向、以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為導向時，技能型社會的底層邏輯和人才基礎才能逐漸形成，“畢業即失業”的尷尬現狀才有望得到解決。
目前，國內一些地區為了促進職業教育煥發活力，已經明確了“政企校”深度融合的“三全育人”模式，而“校企聯合”已經成為輸送基層藍領、技術藍領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