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關于告別的一切》

這是作家路內的最新長篇小說，講述了不婚主義的過氣作家李白的故事。小說的題材仍然是路內最擅長的城鎮工廠生活，但他的敘事關注顯然正在趨近于當下，這與路內近年來的嘗試有關——他在一次采訪中坦言想要擺脫成名作家的身份，與“路小路”的標簽告別。于是在上一部長篇《霧行者》中，不僅故事講述變得更為復雜，時間線也從1998年跨越到2008年，《關于告別的一切》更是從1985年開始，直抵2019年這個人人使用二維碼的時代。

小說以李白和曾小然相別二十六年后的重逢開始，用一杯海鹽拿鐵連接起了兩人久遠的愛情回憶——兩人在吳里縣城的藍蓮咖啡廳約會，李白曾勸鄰桌男人喝下據說能壯陽的加鹽咖啡。愛情也同時屬于李白的爸爸李忠誠和小然的媽媽俞莞之，李白和小然都來自于單親家庭，于是，正如文學評論家程德培所說，“這種純屬巧合的缺失，使得兩代人之間暴發了互補性的情感之戰。”在這部小說中，愛情不斷地成型又破碎，就像李白的那句獨白：“不同的時代都已經消逝遠去，疊加過數次的新世界一再覆蓋往昔，而我們竟然還活著，尚不需要壯陽，只是不再愛著。”

《忠貞之夜》

本書是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露易絲·格麗克的最新詩集，譯者柳向陽也翻譯了之前兩本與中文世界讀者見面的格麗克詩集。“忠貞之夜”的書名出自同名詩篇——“我”看到哥哥正在讀一本名叫《忠貞騎士》的書，英文中的“night”和“knight”同音，從而創造了這個奇妙的“誤讀”。《忠貞之夜》部分來自于詩人的童年回憶，部分來自于對死亡迫近的恐懼，但是，與她之前的詩歌中那些從個體經驗生發出的頓悟有所不同，格麗克在這部詩集中追求的是一種對死亡的創造性回應，從而發現其中依稀可見的真理。

格麗克認為自己的詩歌絕非傳記，而是想要將私人性體驗轉化為普遍的范式，這令她的作品展現出心理分析式的深度。這部詩集也是如此，其中的大部分內容都發生在一個想象中的英國鄉村，某一首詩的主角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畫家。這種做法讓讀者忽略掉背后的敘述者，得以進入更為核心的藝術問題。就像格麗克曾經說過的那樣：“我不是要在寫作中有一個自我被投射到意象中去，不是簡單地允許意象的生產——不受心靈妨礙的生產，而是要用心靈探索這些意象的共鳴，將淺層的東西與深層分隔開來，選擇深層的東西。”

《房間里的母親》

書寫母性的文學與非虛構作品在近年來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母親”的話題終于不只出現在育兒建議手冊上，而是作為一個嚴肅的主題被認真對待。希拉的這部作品則為其增添了新的維度，即一個自愿不生育的女性所經歷的心路歷程。

希拉寫這本書時36歲，處于即將錯過最佳生育期的年齡，那時她是一位作家，已經離過婚，和男友邁爾斯生活在加拿大。模仿《易經》中三枚銅錢的方法，希拉以一連串的卜卦開始了她的寫作：“我想要孩子，是因為我想讓人欽佩我是那種有孩子的女人嗎？因為我想被看作是一種正常的女人，一個不僅有工作，而且有養育孩子的愿望和能力的女人？”在這本半自傳性的小說里，類似的追問貫穿始終，她談到與母親、男友的關系如何影響到了生育的選擇，并不斷地在社會期待與事業追求之間尋求不可能的平衡。這種艱難的探索持續了三年，最終，希拉走向了開悟，并決定用工作——而不是生孩子——作為致敬母親的方式。這本書的意義并不在于它的結論，而在于它誠實地展現一個矛盾而分裂的心靈，這些充滿焦慮的思考或許就是同時代女性共同的低語。

《雨林里的消亡 : 一種語言和生活方式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終結》

如果一個偏遠民族的鮮為人知的語言就要消失了，我們應該關心嗎？這就是《雨林里的消亡》提出的核心問題，作者庫里克的答案是肯定的。庫里克是一名語言人類學家，曾在巴西和意大利等地展開田野工作。在這本民族志中，他在三十年間不斷地返回到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迦普恩村，記錄了泰雅博語一步步走向消亡的過程。

語言的消失往往伴隨著現代化進程，泰雅博語也是同樣。在殖民時代之前，迦普恩村的社會知識都是用泰雅博語編寫的，直到1916年，托克皮辛語隨著傳教士來到這個小村莊，與白人政權的權力以及所有的豐饒事物聯系在了一起，并導致了泰雅博語的邊緣化。1985年，當庫里克來到迦普恩時，那里的孩子已經不太說這門語言了；2009年他重回村子后發現，年輕人只會在嘲笑老人的權威強調時才會蹦出幾個泰雅博語詞匯，而那通常是為了讓一個場景顯得滑稽。

庫里克的筆觸詼諧幽默，所處理的問題卻極其嚴肅，就像馬歇爾·薩林斯的評價那樣，它是一部“通過個人經歷講述全球史的獨特之作”。庫里克認為，語言是通往當地文化的最佳途徑，語言的消亡則無疑揭示出一個文化走向末日的無盡悲哀。

《荒野上的大師：中國考古百年紀》

魯迅曾經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地指出，當海外的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中國各地奔波，中國學人卻還沉浸在“安樂椅上”的博古家時代。然而就在此時，一批接受過海外現代學術訓練的學者們已在嘗試從書齋走向田野，試圖親自發掘古老中國文明的價值。

時任《生活月刊》副主編的作家張泉重拾了這段歷史，為我們講述了1920年代考古學在民國時期的發展歷程。本書以四大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和中國營造學社——為線索，勾勒出丁文江、陳寅恪、傅斯年等我們早已熟識的學者的考古故事。他們首先要面對觀念上的不被理解，考古學在當時是新式學科，經常受到各方干涉，勘探現場也總會遭到破壞。除此以外，古跡考察工作在外憂內患和時代巨變之際也變得更為艱難，比如梁思成在廣元勘察千佛崖時，大半造像已經因修建公路而被摧毀；林徽因取道天津到達長沙后，卻要同時面臨日軍的追襲。在這樣的時局下，這批學者們重建了中國古史，并為中國在世界考古舞臺上爭取到了話語權。

《許倬云十日談：當今世界的格局與人類未來》

薄伽丘在佛羅倫薩的鼠疫流行期間寫下了《十日談》，《許倬云十日談》則是以新冠為背景，由歷史學者許倬云的十次線上授課整理而成。除了對疫情的憂思，本書還以中外文明在各個時代的關鍵節點，借古喻今地談到了中美摩擦和日漸衰落的美國民主體制，以及人工智能主題，甚至是人類未來在宇宙中的位置。

許知遠曾在《十三邀》中稱許倬云為“新舊世界之間的人物”，接受過中美兩種治學方式的許倬云認為，當下比疫情更嚴重的是“政治瘟疫”，是美國在個體的膨脹后爆發出的社會性病癥。而中美之間的沖突主要是文化間的不協調，中國人的理想從來不是得到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的認可，而是通過照顧他人、體會自己與普羅大眾的關系從而走向大同世界，這也是他認可的處世之道。但他同時提醒讀者，這種理想是永遠無法到達、也無需到達的，在新技術來臨之際，人類需要不斷尋求變化和進一步的可能性，才不會變成行將終結的文明系統。

《美麗之味：侯麥電影隨筆》

喜歡侯麥的人大概都熱愛生活吧，這位法國新浪潮的導演被譽為日常生活的大師，但他同時也是一名出色的電影評論家。近日出版的《美麗之味：侯麥電影隨筆》是其唯一的一本電影文集，收錄了侯麥于1948—1979年間撰寫的重要評論文章，包括對于電影美學的探討，制作電影的個人經驗，以及對伯格曼、希區柯克等電影導演的評價。

侯麥還在本書中回應了一些重要的問題，在《有關“道德故事”》一節中，侯麥談到了自己電影中的文學性，他早年想成為作家，后因靈感枯竭而轉向了電影。但是他認為，自己并不是在用圖像講述，而只是將畫面“展示給人看”，這也是電影的目的所在，即在不改變其生命力的前提下捕捉生活。相比于新浪潮的另外幾名旗手，侯麥的作品或許沒有激昂的情緒或煽動性的視覺刺激，他更擅長的是把握畫面流轉之間的人性幽微，以一種旁觀和不做評價的姿態介入，這種態度也如實地反映在這本隨筆集中。

《當我們談論科學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麥克尤恩對于社會熱點的關注，從他創作生涯后期的作品中就可見一斑，比如在《我這樣的機器》中討論人工智能與人類的愛戀，或者在《追日》中虛構一名理論物理家的生平。相比于科幻作家，麥克尤恩更傾向于將想象的細節扎根于可感的現實，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回望過去。在這部最新的科學隨筆集中，麥克尤恩回顧了從達爾文到道金斯的科學發現史，將科學、文學與人性之間的關系以一種富有哲思的方式講述了出來。

在書中，麥克尤恩并沒有將科學家當成客觀知識的制造者，而將之視作有血有肉的人。他提到，《自然》雜志上那些克制的語句背后，潛藏的分明是科學家的歡欣雀躍：“快看吶！我們找到了地球生命復制的機制，我們激動得要死，一分鐘也睡不著！”在科學界，成為原創第一人事關重大，而這與小說家和詩人對于創造的渴求無比相似。然而，科學與文化的觀念分歧仍然難以彌合，人性究竟如達爾文說的那樣有著共通的基礎，還是可以受環境和文化的影響？對人類基因組的了解是會讓我們不斷進步，還是將導向更大的未知？麥克尤恩穿梭于種種觀點之間，為讀者帶來了別樣的智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