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深氪新消費 沐九九

編輯|黃曉軍

前幾天，一篇名為《賣了4套房，創業12年，如今負債1億，無家可歸》的創業自述文走紅網絡。作者是從事嬰幼兒早教創業的紐諾教育創始人王榮輝，在該文中，她詳述了自己12年的創業經歷和成就，卻在疫情下化作泡影。

王榮輝的經歷無非是多數創業者的冰山一角，但這一事件無疑將托育行業再次搬至臺面，引發關注。

01跌宕起伏的托育

看似新穎行業的托育，在中國已跌跌撞撞走了70多年。

1950年3月8日，鄧穎超以婦女運動者的身份在為《人民日報》撰寫的社論中，首次明確要求國家、社會對兒童照顧提供支持。

此后，照顧兒童的問題逐漸得到重視，一系列圍繞解放婦女與照料幼兒的托育政策也就此展開。

例如，在1955年頒布的《關于工況、企業自辦中、小學和幼兒園的規定》中，要求各工礦、企業單獨或聯合創辦托幼機構，以解決本單位職工子女入托入院的需求，并明確表示經費由各單位列入財政預算。

自此，托育事業在很長一段時間作為福利性質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時還未形成完善的托育服務體系，托兒所與幼兒園之間的性質界定較模糊，沒有嚴格的劃分。但不可否認，托育事業開始被關注，大批廠礦企業的工會組織創辦托兒所，全國托幼機構在不斷增設。

拋開中間幼教出現“冒進”傾向不談，到1965年底，我國幼兒園已經從1957年的1.6萬所，增至1.9萬所，幼兒師范學校也從最初的0所增至19所。

盡管在這之后由于經歷漫長的“文革”，全國托育事業遭受破壞，但在1973年以后，我國托育事業明顯出現回暖。到1975年，我國入園率和入托人數幾乎恢復至20年前的水平。

但剛穩定不久的托育行業，很快便迎來新一輪變動。

1988年，國家教委等8個部門聯合制定的《關于加強幼兒教育工作的意見》中指出，托幼服務不再是由單位提供的一項集體福利，而是家庭需要向市場購買的服務。

隨后，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我國托育事業也逐漸從最初的福利性質向社會化、市場化方向轉變。企事業單位主辦的托兒所開始大幅度減少，多數企業迫于利潤壓力不得不停止提供托兒所服務。自此，不僅“入園難、入園貴”成為普遍問題，3歲以下的托幼機構更是絕跡。

這是因為當時大批幼兒園企業聚焦于3~6歲的學前兒童，而0~3歲嬰幼兒被迫處于“真空”狀態，不少父母迫于金錢和生活壓力，不得不將孩子托付給老一輩代養。

在這之后，尤其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后，盡管國家多次出臺政策鼓勵托育服務事業發展，但始終收效甚微。

直至近兩年，托育服務才重回大眾視野，被新一代父母所關注。這是因為中國女性就業率高達73％，領先于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是全世界女性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和當初解放婦女一樣，如今忙于工作的父母，迫切需要一個靠譜的托育機構解決帶娃問題。

02百廢待興，托育問題頻頻

2019年，被業內視作托育行業“元年”。

當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一則《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托育機構實行登記備案制度。此前，托育機構一直處于灰色地帶——托育機構的申辦不屬于行政許可范圍，托育服務也不在工商注冊名錄中。

自此，各類型托育機構開始破竹而出。

企查查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托育”相關企業達3783家，同比增長56.8%，即使在疫情影響的2020年，新增企業也達1.2萬家，同比增長237%，遠超過去十年注冊量的總和，而2021年更是大幅上漲。

同時，資本熱也在托育行業上演。在2019年黃金期，托育行業完成了15起相關的投融資，累積融資額約4.5億元，市場對托育的體量預測高達4000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當年托育出現投資熱潮，卻遠遠比不上K12等其它類型教育。

IT桔子數據顯示，在2019年，素質教育、K12和職業教育、教育信息化賽道投融資數量排名前四。其中，素質教育賽道投融資數量達115起，占比37%；K12賽道投融資數量分別為49起，占比16%；職業教育賽道投融資數量為44起，占比15%。

誠然，在托育行業動蕩發展的70多年中，今天再度被關注是個機會。但不可否認，由于托育行業近幾年增速迅猛，其自身還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第一，托育機構需頻繁招生，壓力較大。

與幼兒園年度招生不同，托育機構幾乎全年無休，一年時間都處于招生狀態。

在這方面，多數托育機構不僅需要花費較大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去進行招生宣傳和推廣，還可能面臨招不到生的業務壓力。因此，如何持續有效地良性運營，對于每個托育機構都是考驗。第二，托育機構往往面臨租金高利潤低的問題。

新摘商業評論曾報道，疫情以前，有70%的托育企業賺不到錢。以深圳的托育園區為例，其平均租金在20萬/月，商業用地成本能占到20-30%，再加上銷售成本和運營成本，綜合下來利潤率僅在10%左右。第三，托育機構頻發的虐童問題降低父母信賴度。

2017年11月，某托管親子園教師被爆虐待孩子，除毆打孩子外，教師還強喂幼兒疑似芥末物的東西；

2019年，昆明一幼兒托育服務機構老師被指虐打孩子；

2021年，日照市某早教機構的保育人員被爆粗暴對待兒童，致使該幼兒產生強烈的應激反應；

……

無疑，頻頻發生的托育機構加劇了無數家長的恐慌，家長很難完全信任地將孩子交到托育機構。最后，托育機構還面臨專業性老師缺乏的問題。

回歸到本質上，托育機構的老師往往存在流動性較高的問題。

一般而言，托育老師專業性要求較高，但工資相對較低。這也就出現不少托育老師在花時間獲得專業技能后又跳槽離開的現象，導致托育機構不斷在培訓新老師，又常年缺老師。

03托育未來在哪兒？

問題猶在，但仍不掩其成為風口。

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相關調查顯示，超過1/3的被調查對象表示有托育服務需求，與此同時，我國嬰幼兒在各類托育機構的入托率僅為5.5%左右，而發達國家在35%以上，我國托育服務供需缺口還很大。

為推動托育事業發展，近幾年國家除了對虐童等問題進行整治外，還在政策和補貼優惠上予以鼓勵和支持。

去年《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就曾明確量化托育的發展空間和規模，到2025年，每千人的托位數從目前的1.8提升到4.5托位；支持150個城市利用社會力量發展綜合托育服務機構和社區托育服務設施，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萬個以上。

事實上，為落實托育服務體系，北京、上海、浙江、江蘇、重慶、四川等省市已紛紛起草或印發了托育相關的扶持文件。

以全國最早發布托育政策的上海為例，其2018年就出臺“1+2”文件，開始受理3歲以下幼兒教育機構的申辦。此后，上海又不斷推出措施以新增普惠性托育點，要求在2022年實現全市街鎮普惠性托育點覆蓋率不低于85%。

除此之外，政府還出臺了一系列優惠補貼政策。

2019年10月，在《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實施方案（試行）》的通知中就指出，對于承擔一定指導功能的示范性托育服務機構、社區托育服務設施，中央預算內投資按每個新增托位給予1萬元的補助。

國家和地方大力鼓勵支持，托育也因此被視作潛力無限的行業。

不乏有業內人預測，隨著行業標準化、規范化、家長們的觀念有所改變后，未來托育市場的潛力會很大，將朝著兩個走向發展，一類是10%的高端營利性托育機構，滿足高收入高層次家長的需求；另一類則是90%的普惠性托育機構，滿足普通老百姓嬰幼兒照護的基本需求。

不管哪種性質的托育機構，我們能夠關注到的是，推動托育服務多元化,讓托育服務更加可及逐漸成為關注點。今年兩會期間，不乏有代表、委員對此建言獻策。

例如有人大代表反映，托育機構在服務時間上,可以充分考慮不同家庭的差異化需求,提供全日制、半日制、臨時托管等靈活的服務模式；在服務種類上,提供常規化、嵌入式、菜單式的家庭育兒指導與喘息服務,為在家養育的嬰幼兒提供喂食、洗浴、智力開發等照料服務,為家長提供科學、合理,契合嬰幼兒生理發育特征的家庭教育課程。在此基礎上，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托育是個值得等待和期待的行業。

參考資料:

《我國嬰幼兒托育政策70年：演進、問題與展望》《百廢待興的托育行業，仍在等待頂層設計》《負債1億的創業敗局，是誰的瘋狂》《我國幼兒托育行業的歷史、現實問題和解決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