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記者弗洛倫斯·威廉斯（Florence Williams）為期25年的婚姻是以一種頗為現代的方式結束的——她非常不巧地打開了一封本來沒打算看的電子郵件：一封丈夫寄給另一個女人的信，他與這個女人“打得正火熱”。在丈夫搬走前，兩人還為此事又糾纏了兩年。威廉斯失眠了，體重銳減，還患上了自身免疫性糖尿病。

基因組學研究者史蒂夫·科爾后來跟她形容說，心碎就好比是“藏在人類生活里的一顆地雷”，這一事件可以對我們的身心健康產生毀滅性的影響，但迄今為止卻尚未得到充分承認。

“我們的文化并沒有真正為心碎準備儀式，”威廉斯發現，“沒有葬禮。人們也不會前來吊唁。”如今，想起自己以前未能足夠認真地對待朋友的心碎，她也有一絲負罪感。我們也給不出什么好的答復，“他是個失敗者，沒有他你會過得更好，”某個朋友可能會將這樣的建議作為分手后的安慰，但我們對前任的感受向來都比這要復雜得多。這樣看的話，剛剛被拋棄的人“某種意義上屬于被降級到了流行樂和泰勒·斯威夫特的水平”，威廉斯說。

話說回來，據估計大約有15%的心碎之人在心理上永遠回不到之前的狀態了。心碎的煎熬通常是多種痛苦以及壓力源交織而成的：悲傷、社會排斥（social rejection）以及孤獨感。

生理方面的影響同樣不容小覷。研究者發現，離婚對健康的危害可能比吸煙還要大：一項針對來自11個國家的650萬人的分析指出，離了婚的人與仍在婚姻中的同齡人相比，其早死的可能性要高出23%。據信，有6%-7%的心臟相關住院由章魚壺心肌病引起（takotsubo cardiomyopathy），這是一種原本健康的人因突如其來的低落而產生的心力衰竭。自然災害發生后通常會出現章魚壺心肌病的小高峰，而剛剛與人分手的人、失去至親的人甚至于深感失望的足球迷也都是難以幸免的。

心碎在細胞層面上改變了人們——威廉斯將血液樣本送交科爾分析后才明白了這一點，后者正在研究社會孤立對免疫系統有何影響。科爾早期的研究曾考察過為何一些艾滋病陽性的男同性戀者比他人死得更快，他發現，那些閉門不出或者對社會排斥極其敏感的人風險最大。他們的壓力更大，其免疫T細胞更容易受到艾滋病毒的攻擊，致使病毒在其體內復制的速度高達正常水平的十倍。

科爾晚近還研究了離群索居者的免疫系統，結果表明，他們抵抗病毒的能力更差，也更容易出現炎癥。這一免疫反應具有進化上的意義：一個獨處荒野的狩獵-采集者不太可能被病毒感染，但需要做好防范捕食者攻擊的準備。威廉斯稱，“對于遭逢疫情以及過一般而論的現代生活而言，這種反應是完全錯誤的，捕食者對我們的威脅更多是心理上的，而未必是生理上的。”這或許能解釋為什么離群索居的人罹患癡呆癥、心血管疾病與其它慢性病的風險更大，比社會聯系正常的同齡人死得更早的可能性據估測也要高26%。存在于包括英美兩國在內的許多西方國家的大批孤獨者，可能會使人們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威廉斯罕見的成人晚發自身免疫性糖尿病可能也和這一因素有關。

當威廉斯開始向專家們咨詢心碎的生理影響時——部分地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己身體的變化，她感到自己也許能用上以前為播客節目搜集的一系列證據。但隨著認識的深入，她逐漸發現自己手里的材料已經足夠寫一本書了。《心碎：一場個人與科學之旅》（Heartbreak: A Personal and Scientific Journey）既在科學上探討了情感對身體的諸多影響，也記載了威廉斯個人克服離婚之劇痛的種種努力。

威廉斯在剛開始研究時，還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屬于那15%永遠無法從重大變故中恢復過來的人。這對她而言是一片未知的領域，現年54歲的威廉斯在耶魯大學讀本科的第一天就結識了自己的丈夫，過了幾個星期兩人就開始約會了。

她的康復之路并非一帆風順。離婚后過了幾周，她開始跟人約會（與民間智慧相反，專家告訴威廉斯趁此機會進入新關系可能是個好主意）。她與恩尼斯在一次會議上相識，后者機敏、風趣且深情，二人調情之際，威廉斯能感到自己長期被壓抑的一部分自我正在恢復。“他沒顯示出任何危險信號，”一位朋友提點她。但后來她卻發現唯一能引起他性興奮的玩法是SM，而她對此毫無興趣。關于恩尼斯就談到這里。

威廉斯與自然重建聯系的努力更有治愈效果。她本來就喜歡呆在戶外。雖然母親是在紐約把她撫養長大的，但每逢學校放假她就會和父親去野外長時間露營以及劃獨木舟旅行。之前她寫過一本《自然的修復力》（The Nature Fix），該書探討了花時間與自然共處所帶來的康復益處。身為記者，她對考察各種隱秘聯系的興趣由來已久：個人健康與環境之間的諸多交叉點。

從心碎中恢復過來的可能性最小的人群，是那些易于陷入沉思、抑郁和焦慮的人，或幼時創傷與逆境的幸存者，然而“數據并不等于命運”，威廉斯說。

治療心碎的一大良藥，當屬培養對美的欣賞，找到一些體驗敬畏與超越感的途徑。另有一條大眾智慧也是錯誤的，治愈孤獨的方法與其說是建立社會聯系，不如說是養成某種使命感。 “孤獨的解藥，乃是那些令我們感到與周遭世界的聯系更趨緊密的事物，而不僅是少數幾個人。我們需要與觀念、自然、敬畏感、意義以及目的建立聯系，”威廉姆斯說道。那些不喜歡戶外活動的人可能會長舒一口氣，因為這下他們明白有很多方式可以在大自然之外體會敬畏了：藝術與音樂、宗教與靈性，再有就是通過他人。

威廉斯是在疫情期間寫下《心碎》的，這是一個奇特但卻合適的時間點，恰好可以談論此類主題。她本來就單身，華盛頓的封閉管理措施令帶著兩個孩子的她雪上加霜，一人18歲另一人20歲，而全世界也經歷了又一場流行病：個人與集體的心碎。

即便在新冠疫情帶來的諸多限制之下，她也能依照先前所學，找到與自然以及美建立聯系的辦法，她稱此為“微小劑量的敬畏”。“這需要一些意愿和實踐，但疫情之下我會在自己居住的小區或者大街上走一走，每天若干次，看一看大樹的皮、花草或者昆蟲，或者欣賞一番日落。假如我們愿意與它們同坐片刻，便不難找到這些平易近人之美，”她說。

威廉斯表示，這本書出版以來，她儼然已經成了“失意者的保護圣人”，一個他人心碎故事的存放處。這樣的感覺很不錯。“非常高興看到我的故事和研究能幫助其他人理解自己的經歷、獲得些許慰藉以及找到共同體。”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