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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清退后,超齡農民工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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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清退后,超齡農民工該何去何從?

目前并沒有清晰和統一的答案。唯一可以明確的是,“退休”對于農民工群體來說,不是一個可以馬上實現的夢想。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記者 | 席小丹

編輯 | 翟瑞民

近期,清退超齡農民工的話題引發廣泛關注,多地已發布規范建筑施工企業用工年齡管理的通知,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從事建筑施工作業。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成千上萬年輕人從鄉村涌向城市,涌向繁忙的工廠生產線和建筑工地。如今,在一個個現代化大城市崛起后,這些農民工也到了“退休”的年齡段。

據國家統計局2022年2月28日發布的《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9251萬人,比上年增長2.4%。而國家統計局此前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則透露,2020年全國農民工平均為41.4歲,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26.4%,平均年齡正持續提高。

被清退的農民工該向何處去?目前并沒有清晰和統一的答案。唯一可以明確的是,“退休”對于農民工群體來說,不是一個可以馬上實現的夢想。

清退超齡農民工

“老爸,獎金先給媳婦了,剩得不多,你去買點好吃的。”2022年3月末的一天,當瓦工劉國慶收到兒子發來的200元微信紅包時,他正在北京市朝陽區崔各莊鄉一個小區的建筑工地上干活,而他的兒子,正坐在北京一家事業單位的辦公室上班。

劉國慶今年53歲,臂膀厚實,臉被太陽曬得有些發紅,脖子和衣服相接的地方有明顯的膚色分界。從1987年起,他在老家河北張家口和北京之間往返工作,至今已35年。聽口音,已與地道北京人無異。

只是,隨著年紀漸長,劉國慶感到對打工生活已有點力不從心,“年輕的時候,如果不愿忍受老板的欺侮,馬上就敢辭工。現在不行了,上班都是對付著干,所以受氣了也只能忍氣吞聲。”

清退超齡農民工的事情劉國慶早就聽說過。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工地上干到什么時候,如果包工頭嫌棄他年齡大了讓回家,他不會賴著不走。面對自己親手參與建設的高樓大廈,他說,不留戀,“沒有驕傲的感覺。我們是微不足道的,有你和沒有你都一樣。”

至少,劉國慶目前在北京還能干下去。而有的城市已發文明確,年齡大的農民工不再被允許進入建筑工地干活。

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建筑業企業資質審批告知承諾制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稱,自2022年3月1日起,建筑裝修裝飾工程、海洋石油工程、模板腳手架專業、電子與智能化工程、防水防腐保溫工程等人員應滿足年齡不超過60周歲,且由企業為其繳納不少于一個月社會保險。

江蘇省泰州市則結合實名制管理,將建筑工人的就業年齡納入今后巡查檢查范圍,建筑工作年齡也增加了新的人群類別,包括18歲以下男性、60歲以上男性、50歲以上女性。這三個年齡段的人不允許進入建筑工地從事建筑工作。

天津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在2021年發布進一步強化建筑施工安全生產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因特殊情況確需安排或使用超齡建筑工人的,施工單位應當對超齡人員健康證明(有效期為1年)進行核驗,并根據項目具體情況合理安排工作崗位。”

為什么要對農民工年齡作出限制?

首要因素是安全。據工人日報報道,建筑工地具有高處作業多、露天作業多、手工及繁重作業多等高危特點,正是超齡農民工安全事故高發易發的區域。記者搜索發現,僅2021年6月,湖北荊州、江蘇泰州都有事故發生,傷亡農民工均超過60周歲。

廣州市某勞動承包項目負責人鄭先生向界面新聞介紹,勞務公司為了保證用人安全,一般不會招收年紀大的農民工,“太危險的,他們干不動了,并且,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年紀大的人大多不會。”

未來該向何處?

作為資深瓦工,劉國慶每天仍可賺300-400元錢。但是在工作期間,劉國慶的主食是白菜和饅頭。家庭的壓力讓他不敢松懈,“兒子結婚花了不少錢,女兒明年考大學,老爸老媽也該花錢了。現在銀行里還有十幾萬的外債。”

劉國慶有過從商的理想。早年間曾借款6000元作為本金,和妻子一起開了個早餐鋪子,做饅頭烙餅,后因負債壓力大而放棄。“做買賣賺得起,也要賠得起。有的人起點高,在城市有環境優勢。如果是從農村來到城市,就需要先一步步熟悉環境,積累資本,精力大量耗費了,單是熟悉市場這一步,我們都扛不住。”

他并不想放棄。開出租車、回家后重新開店鋪,都在關于未來生活的暢想中。“雖然我50多歲了,但還是樂于學習。人活著就要時時刻刻學習,除非到了學不動的時候。”劉國慶說。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院副教授盧海陽向界面新聞表示,從企業的角度看,對于愿意留在建筑業的超齡農民工,施工方應為其安排一些輔助性的崗位,如保安、保潔等。同時,政府也需要推出相應政策來支持。

“我們研究發現,從人力資本角度來看,短期內提升農民工的教育水平并不現實,但可以通過在職培訓或與高校和社會組織的聯合,為需要的工人提供就業培訓,幫助他們實現有效轉崗。”盧海陽說。

盧海陽建議,數字化技術已高速發展,政府或社會組織可建立公益性的跨區域超齡農民工社會就業幫扶網絡平臺,實現信息資源整合,讓城市之間的不同部門、不同組織,以及農民工個人信息共享,降低再就業的成本。

目前,初代農民工的養老主流仍是家庭養老,且偏向于子女養老。CHARLES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顯示,當老年人被問到:“如果您將來老了,干不動工作了,您認為生活來源主要將是什么?”時,83%的城鎮老年人回答“養老金”,而68%的農村老年人回答“子女”。 

劉國慶介紹,他在老家繳納的養老保險,將來每個月能領100元左右,但是對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這顯然不夠,“還得接著干,而且是好好干。我們這行,沒有退休的時候。”

而為了保障年齡大得農民工不被就業市場徹底淘汰,暨南大學社會與經濟研究院教授馮帥章認為,縣域經濟也應該發力,讓農民工回到家鄉也能就業,“初代農民工普遍回家養老,這就需要當地縣域經濟的發展來支撐。”

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已提出要大力發展縣域富民產業,支持大中城市疏解產業向縣域延伸,促進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創業,落實各類農民工穩崗就業政策,鼓勵發展共享用工、多渠道靈活就業。

超齡農民工普遍從事第二產業,諸如建筑業、制造業、礦業等。通常工作環境惡劣,工作時間長,健康損耗很大。加上年齡影響,未來可能因病致貧或因老致貧。

所以,對于那些確實年齡過大,需要回家養老的農民工,馮帥章認為,提高醫療保險水平是當務之急,包括大病醫療和慢性病的照護等。“因為農村的條件與城市差距很大,應在縣域內統籌實現民生政策的城鄉一體化,讓回鄉農民工能夠享受的養老、醫療設施保障與城市逐步接近。”馮帥章說。

另外,他認為,要發揮鄉村的優勢,“鄉村畢竟是熟人社會,當前老年人占比很大,相對年輕的老年人活動能力還很好,可以發揮互助養的優勢。年輕的老人幫助年長的老人。”

馮帥章說,當前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受到挑戰,初代農民工的子女也有很多在外打工。但將老人送到養老院并不是現實的選擇,因為費用高昂。因此,除了增加保障之外,能夠在養老的方式上進行一些創新,鄰里家庭的互助,也是一種可能的選項。

加快城鎮化進程

盡管超齡農民工將被清退,但是建筑業面臨的用工短缺問題卻日趨嚴重。“現在建筑工地上的工人,40多歲算是年輕的,30多歲的(工人)一只手能數得過來。”劉國慶說。

中國建筑業協會副秘書長趙峰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建筑業曾經是獲得人口紅利最多的行業之一,但現在,紅利正在消失,“新生代的農民工不愿意到建筑業就業,因為建筑業臟、累、苦,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用工荒,這是不爭的事實。”

去年進城務工的近3億農民工中,年輕人仍占大多數,他們也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2020年北京市外來新生代農民工監測報告發布》顯示,2020年,來北京工作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已達到50.1%

“初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有著顯著差別。”馮帥章向界面新聞表示,初代農民工是候鳥式的,不會帶家人頻繁往返,也不打算融入城市或在城市定居。而新生代的農民工,很大程度上想要融入城市,返鄉意愿并不強烈。

就工作類型來說,初代農民工從事的工作多為大強度的體力勞動,技術含量相對較低。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從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大幅提高。2020年北京農民工就業人數前五位的行業依次為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共吸納67.2%的新生代農民工就業。

“農民工,我認為稱其為‘非戶籍人口’更為恰當。”馮帥章說,在城鎮化進程加快的背景下,怎樣保障農民工享受與城市居民趨同的公共服務,成為亟待解決的課題。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初代農民工并沒有強烈的繳納養老金意識。“據我們調查,近8成農民工的參保方式仍是農村養老保險,比如新農保、新農合等,參加城鎮養老保險的比例不到10%。”盧海陽說。

為此,盧海陽認為,政府應督促企業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提供養老保險,“年齡較大的農民工以前錯過了繳費的時機,那么,推進和落實養老保險依法補繳,也是一種可能的實踐。”

提高城鎮化率被視為解決農民工困境的根本途徑。國家發改委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取得新成效,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4.72%,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46.7%,比上一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高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0.83個百分點的提高幅度,這是“十三五”以來兩個城鎮化率首次縮小差距

今年3月,國家發改委印發《2022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明確將以新生代農民工為重點推動參保擴面,推動企業為農民工繳納職工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險費,合理引導靈活就業的農民工按規定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和基本養老保險。

“最重要的,是進一步淡化戶籍制度帶來的限制。”馮帥章說,比如幫助農民工子女取得與城市戶籍孩子同等的入學機會,創造條件讓農民工在城市安家,在城市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務等。

(劉國慶為化名。)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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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清退后,超齡農民工該何去何從?

目前并沒有清晰和統一的答案。唯一可以明確的是,“退休”對于農民工群體來說,不是一個可以馬上實現的夢想。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記者 | 席小丹

編輯 | 翟瑞民

近期,清退超齡農民工的話題引發廣泛關注,多地已發布規范建筑施工企業用工年齡管理的通知,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從事建筑施工作業。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成千上萬年輕人從鄉村涌向城市,涌向繁忙的工廠生產線和建筑工地。如今,在一個個現代化大城市崛起后,這些農民工也到了“退休”的年齡段。

據國家統計局2022年2月28日發布的《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9251萬人,比上年增長2.4%。而國家統計局此前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則透露,2020年全國農民工平均為41.4歲,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26.4%,平均年齡正持續提高。

被清退的農民工該向何處去?目前并沒有清晰和統一的答案。唯一可以明確的是,“退休”對于農民工群體來說,不是一個可以馬上實現的夢想。

清退超齡農民工

“老爸,獎金先給媳婦了,剩得不多,你去買點好吃的。”2022年3月末的一天,當瓦工劉國慶收到兒子發來的200元微信紅包時,他正在北京市朝陽區崔各莊鄉一個小區的建筑工地上干活,而他的兒子,正坐在北京一家事業單位的辦公室上班。

劉國慶今年53歲,臂膀厚實,臉被太陽曬得有些發紅,脖子和衣服相接的地方有明顯的膚色分界。從1987年起,他在老家河北張家口和北京之間往返工作,至今已35年。聽口音,已與地道北京人無異。

只是,隨著年紀漸長,劉國慶感到對打工生活已有點力不從心,“年輕的時候,如果不愿忍受老板的欺侮,馬上就敢辭工。現在不行了,上班都是對付著干,所以受氣了也只能忍氣吞聲。”

清退超齡農民工的事情劉國慶早就聽說過。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工地上干到什么時候,如果包工頭嫌棄他年齡大了讓回家,他不會賴著不走。面對自己親手參與建設的高樓大廈,他說,不留戀,“沒有驕傲的感覺。我們是微不足道的,有你和沒有你都一樣。”

至少,劉國慶目前在北京還能干下去。而有的城市已發文明確,年齡大的農民工不再被允許進入建筑工地干活。

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建筑業企業資質審批告知承諾制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稱,自2022年3月1日起,建筑裝修裝飾工程、海洋石油工程、模板腳手架專業、電子與智能化工程、防水防腐保溫工程等人員應滿足年齡不超過60周歲,且由企業為其繳納不少于一個月社會保險。

江蘇省泰州市則結合實名制管理,將建筑工人的就業年齡納入今后巡查檢查范圍,建筑工作年齡也增加了新的人群類別,包括18歲以下男性、60歲以上男性、50歲以上女性。這三個年齡段的人不允許進入建筑工地從事建筑工作。

天津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在2021年發布進一步強化建筑施工安全生產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因特殊情況確需安排或使用超齡建筑工人的,施工單位應當對超齡人員健康證明(有效期為1年)進行核驗,并根據項目具體情況合理安排工作崗位。”

為什么要對農民工年齡作出限制?

首要因素是安全。據工人日報報道,建筑工地具有高處作業多、露天作業多、手工及繁重作業多等高危特點,正是超齡農民工安全事故高發易發的區域。記者搜索發現,僅2021年6月,湖北荊州、江蘇泰州都有事故發生,傷亡農民工均超過60周歲。

廣州市某勞動承包項目負責人鄭先生向界面新聞介紹,勞務公司為了保證用人安全,一般不會招收年紀大的農民工,“太危險的,他們干不動了,并且,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年紀大的人大多不會。”

未來該向何處?

作為資深瓦工,劉國慶每天仍可賺300-400元錢。但是在工作期間,劉國慶的主食是白菜和饅頭。家庭的壓力讓他不敢松懈,“兒子結婚花了不少錢,女兒明年考大學,老爸老媽也該花錢了。現在銀行里還有十幾萬的外債。”

劉國慶有過從商的理想。早年間曾借款6000元作為本金,和妻子一起開了個早餐鋪子,做饅頭烙餅,后因負債壓力大而放棄。“做買賣賺得起,也要賠得起。有的人起點高,在城市有環境優勢。如果是從農村來到城市,就需要先一步步熟悉環境,積累資本,精力大量耗費了,單是熟悉市場這一步,我們都扛不住。”

他并不想放棄。開出租車、回家后重新開店鋪,都在關于未來生活的暢想中。“雖然我50多歲了,但還是樂于學習。人活著就要時時刻刻學習,除非到了學不動的時候。”劉國慶說。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院副教授盧海陽向界面新聞表示,從企業的角度看,對于愿意留在建筑業的超齡農民工,施工方應為其安排一些輔助性的崗位,如保安、保潔等。同時,政府也需要推出相應政策來支持。

“我們研究發現,從人力資本角度來看,短期內提升農民工的教育水平并不現實,但可以通過在職培訓或與高校和社會組織的聯合,為需要的工人提供就業培訓,幫助他們實現有效轉崗。”盧海陽說。

盧海陽建議,數字化技術已高速發展,政府或社會組織可建立公益性的跨區域超齡農民工社會就業幫扶網絡平臺,實現信息資源整合,讓城市之間的不同部門、不同組織,以及農民工個人信息共享,降低再就業的成本。

目前,初代農民工的養老主流仍是家庭養老,且偏向于子女養老。CHARLES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顯示,當老年人被問到:“如果您將來老了,干不動工作了,您認為生活來源主要將是什么?”時,83%的城鎮老年人回答“養老金”,而68%的農村老年人回答“子女”。 

劉國慶介紹,他在老家繳納的養老保險,將來每個月能領100元左右,但是對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這顯然不夠,“還得接著干,而且是好好干。我們這行,沒有退休的時候。”

而為了保障年齡大得農民工不被就業市場徹底淘汰,暨南大學社會與經濟研究院教授馮帥章認為,縣域經濟也應該發力,讓農民工回到家鄉也能就業,“初代農民工普遍回家養老,這就需要當地縣域經濟的發展來支撐。”

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已提出要大力發展縣域富民產業,支持大中城市疏解產業向縣域延伸,促進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創業,落實各類農民工穩崗就業政策,鼓勵發展共享用工、多渠道靈活就業。

超齡農民工普遍從事第二產業,諸如建筑業、制造業、礦業等。通常工作環境惡劣,工作時間長,健康損耗很大。加上年齡影響,未來可能因病致貧或因老致貧。

所以,對于那些確實年齡過大,需要回家養老的農民工,馮帥章認為,提高醫療保險水平是當務之急,包括大病醫療和慢性病的照護等。“因為農村的條件與城市差距很大,應在縣域內統籌實現民生政策的城鄉一體化,讓回鄉農民工能夠享受的養老、醫療設施保障與城市逐步接近。”馮帥章說。

另外,他認為,要發揮鄉村的優勢,“鄉村畢竟是熟人社會,當前老年人占比很大,相對年輕的老年人活動能力還很好,可以發揮互助養的優勢。年輕的老人幫助年長的老人。”

馮帥章說,當前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受到挑戰,初代農民工的子女也有很多在外打工。但將老人送到養老院并不是現實的選擇,因為費用高昂。因此,除了增加保障之外,能夠在養老的方式上進行一些創新,鄰里家庭的互助,也是一種可能的選項。

加快城鎮化進程

盡管超齡農民工將被清退,但是建筑業面臨的用工短缺問題卻日趨嚴重。“現在建筑工地上的工人,40多歲算是年輕的,30多歲的(工人)一只手能數得過來。”劉國慶說。

中國建筑業協會副秘書長趙峰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建筑業曾經是獲得人口紅利最多的行業之一,但現在,紅利正在消失,“新生代的農民工不愿意到建筑業就業,因為建筑業臟、累、苦,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用工荒,這是不爭的事實。”

去年進城務工的近3億農民工中,年輕人仍占大多數,他們也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2020年北京市外來新生代農民工監測報告發布》顯示,2020年,來北京工作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已達到50.1%

“初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有著顯著差別。”馮帥章向界面新聞表示,初代農民工是候鳥式的,不會帶家人頻繁往返,也不打算融入城市或在城市定居。而新生代的農民工,很大程度上想要融入城市,返鄉意愿并不強烈。

就工作類型來說,初代農民工從事的工作多為大強度的體力勞動,技術含量相對較低。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從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大幅提高。2020年北京農民工就業人數前五位的行業依次為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共吸納67.2%的新生代農民工就業。

“農民工,我認為稱其為‘非戶籍人口’更為恰當。”馮帥章說,在城鎮化進程加快的背景下,怎樣保障農民工享受與城市居民趨同的公共服務,成為亟待解決的課題。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初代農民工并沒有強烈的繳納養老金意識。“據我們調查,近8成農民工的參保方式仍是農村養老保險,比如新農保、新農合等,參加城鎮養老保險的比例不到10%。”盧海陽說。

為此,盧海陽認為,政府應督促企業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提供養老保險,“年齡較大的農民工以前錯過了繳費的時機,那么,推進和落實養老保險依法補繳,也是一種可能的實踐。”

提高城鎮化率被視為解決農民工困境的根本途徑。國家發改委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取得新成效,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4.72%,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46.7%,比上一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高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0.83個百分點的提高幅度,這是“十三五”以來兩個城鎮化率首次縮小差距

今年3月,國家發改委印發《2022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明確將以新生代農民工為重點推動參保擴面,推動企業為農民工繳納職工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險費,合理引導靈活就業的農民工按規定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和基本養老保險。

“最重要的,是進一步淡化戶籍制度帶來的限制。”馮帥章說,比如幫助農民工子女取得與城市戶籍孩子同等的入學機會,創造條件讓農民工在城市安家,在城市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務等。

(劉國慶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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