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玉
俄烏地緣政治風險升級、國內新冠疫情多點頻發、美聯儲開啟加息進程……近期市場變化層出不窮，這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什么影響？
帶著這些問題，界面新聞專訪了植信投資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他表示，面對當前國內外復雜因素，宏觀政策要堅持“以我為主”，根據國內的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安排和推進。
“從通脹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宏觀政策不能太松，但是，從全球需求收縮的角度去看，我們政策又不能太緊。因此，我覺得關鍵點還是要堅持強調‘以我為主’。”連平說。
他指出，俄羅斯烏克蘭緊張局勢可能會通過國際能源商品和農產品給中國物價造成一定壓力，但總的來看影響有限。因為“最終決定CPI出現較大幅度變化的還是食品價格，說到底是豬肉價格。其他的波動對CPI有影響，但是影響不會很大。”
連平預計，今年全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即CPI漲幅在1.5%-2.5%之間，下半年要特別關注豬肉價格上漲的情況。“在豬肉價格沒有出現大幅度上漲的情況下，CPI要出現大幅度上升，是不可能的。”他說。
對于美聯儲加息，連平表示符合預期。他預計年內美聯儲會繼續加息，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策利率下調的空間可能有限。
“如果我們再下調利率，疊加美聯儲的利率上調，那么中美之間的利差快速收縮會給我們帶來資本流出的壓力，進而會給人民幣貶值帶來一定壓力。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政策利率進一步下調就需要非常謹慎。”他說。
他表示，雖然今年政策利率如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利率變動的可能性較小，但不排除在央行窗口指導下商業銀行會在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報價上作適當調整，但下調空間有限，預計5個基點。
另外，連平認為，在存款準備金率方面，依然有下調的空間，窗口期大概在二季度初，全面降準幅度在0.5個百分點。
以下是本次專訪實錄，經界面新聞整理
界面新聞：3月5日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將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設在5.5%左右，這個目標和您之前預測的相比如何？現在外有俄羅斯烏克蘭沖突，內有新冠疫情多地頻發，要實現這個目標，宏觀政策是不是要再加碼？
連平：我們也主張設定在5.5%（左右）。考慮到最近這些年的發展，以及前兩年中國經濟增長水平和潛在增長水平，定在5%太低，定在6%有可能實現起來有點困難，所以應該定在5.5%（左右）比較合適。
考慮到如今情況又發生一些新變化，比如全球的疫情發展還有俄烏沖突所帶來的壓力，對我們來說不確定性更大了。因此，就國內宏觀政策來看，原先考慮的這些政策安排，力度是不能減的，而且我認為還要加強一些有針對性的相關政策。
首先，今年財政政策方面是非常積極的，力度也很大。雖然它的赤字率只有2.8%，比去年減少了0.4個百分點，但是從實際投入的財政資源角度看，赤字水平實質達到的效應是在3.8%，比2020年的力度還更大一些。
貨幣政策方面，今年要配合好財政政策。舉一個例子，通常來說，財政每投入1塊錢的資源，對應的社會融資投入一般是在3.4-4倍，2022年，如果按計劃發行3.65萬億元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加上去年結存的1.6萬億元，將會有5萬多億元，這個體量是非常大的。在這種情況下，（財政）一定會對金融配套資金帶來更大的需求。所以，今年的貨幣政策要配合好財政政策，在總量和結構上發揮好它的作用，我覺得這是今年貨幣政策很重要的任務。
其次，房地產政策方面，需要把正常合理的購房需求釋放出來，而不是整體地刺激房地產市場。我認為房地產政策今年應該會有比較大的調整空間，但是要抓住一條主線，就是“房住不炒”，在“房住不炒”的情況下，正常的合理需求要滿足。另外，更重要的是要“因城施策”，各個城市根據自身的供求情況來推行政策，該松的要松，該控的還是要控。要把握好因城施策，比如很多地方它的需求并不是很大，但是供給已經很強的這些城市，它的管制就應該放開。
第三，在今年夏天到秋天這個時間段，要特別關注一下豬肉價格上漲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農產品市場價格可能會在有些地方受到炒作。過去帶給我們的經驗是，這時候炒作工業品是炒作不起來的，因為它的供求關系很容易平衡，但是農產品短期內可能會出現不平衡的情況。比如，過去出現的“蒜你狠”“姜你軍”之類的現象攪亂市場，我覺得市場部門應該把它管控好，該出手的時候要出手，控制價格，保持一個平穩態勢，同時組織好供求關系。
界面新聞：您剛才說到豬肉價格，我們注意到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正面臨著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高位的向下傳導，近期俄烏局勢升級導致大宗商品價格進一步走高，這是否會影響到我國的通脹水平？
連平：總的觀點是，會有一定的影響，但是程度有限。
具體來看，俄烏局勢的發展會對中國的物價會帶來一些壓力。一方面是因為引起能源價格的波動，最近我們看到（能源價格）波動雖然回到了起漲時的水平，但后續不排除還會有波動，雖然有波動但這個影響是比較有限的，因為中國目前能源結構還是以煤炭為主。另一方面，（俄烏）這兩個國家都是生產并出口小麥的大國，這會對世界谷物產量有所影響，因此會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價格，同時也會對中國的相關進口產品價格帶來一定的推動，但我覺得這種推動可能也是比較有限的。
從最近剛剛公布的月度數據來看，2月PPI同比漲幅繼續回落，但是回落的步伐在放緩，就是受到了這方面的影響。然后，PPI到CPI的傳導雖然在去年表現不太明顯，但是也是存在的。我們觀察一下最近這幾年，CPI在剔除食品價格影響后以及核心CPI這兩個指標其實都是在緩步的穩定向上。
通常來說，PPI對CPI的傳導可能要2-3個季度，去年PPI漲幅很大，今年它會逐步地傳導到CPI中間去，但傳導作用還是有限的。因為最終決定CPI出現較大幅度變化的還是食品價格，說到底是豬肉價格。其他的波動對CPI有影響，但是影響有限。
比如說，兩個季度以后，如果豬肉市場的供求關系沒有得到很好地理順，導致豬肉價格大幅上漲，CPI就有可能出現較明顯的上升。CPI關鍵還是看食品，食品最終是看豬肉價格。
總的來說，今年整個CPI的上漲幅度會比市場在去年底今年初預測的更高一點，本來大家預測今年CPI上漲幅度也就是1%-1.5%，但我們認為可能還不止，會高一點。下半年，由于豬肉周期上行，再加上PPI可能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全年來看）CPI漲幅區間大概在1.5%-2.5%。總之，在豬肉價格沒有出現大幅度上漲的情況下，CPI要出現大幅度上升，也是不可能的。
界面新聞：那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風險挑戰，是否會對我國宏觀政策調控造成影響？
連平：全國兩會召開后，宏觀政策實際上已經非常明確，特別明確的是財政政策以及相關的具體措施，貨幣政策還留有機動的余地和操作的空間，具體要看整個經濟運行的狀況。
現在對我們來說，有兩方面的壓力在逐漸體現，一個是新冠疫情，一個是俄烏沖突。與此同時，摻雜著美聯儲加息等因素，所以給我們帶來的壓力也是很復雜的。
疫情沖擊和俄烏沖突的影響正在進一步發展，這對全球的需求也會有所抑制，一些國際機構已經開始下調對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我認為要考慮這方面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歐洲經濟可能會遭受重創，這將影響外需，會給我們的出口帶來壓力，但同時也意味著機遇的誕生。這個機遇就是歐洲和俄羅斯之間的制裁和反制裁，這會影響歐洲與俄羅斯的經貿往來，在總需求下降的情況下，原來歐洲跟俄羅斯之間的這種經貿需求會轉向中國，形成一種替代效應。
比如說，俄羅斯原來進口歐洲的商品，現在有可能從中國進口。另外還有一些機遇，比如說，歐洲發現相較其他國家，中國的發展還比較平穩，那么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也會有所增長。前兩天剛剛公布的今年1-2月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就說明全球對中國的投資熱情不減。
從通脹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宏觀政策不能太松，但是，從全球需求收縮的角度去看，我們政策又不能太緊。因此，我覺得關鍵點還是要堅持強調“以我為主”。我們主要還是從國內的情況來看，前兩年也提出了雙循環，一個就是內循環，內循環的重心和出發點就是在國內經濟運行方面要達到穩增長、做到穩中有進的這樣一個目標。
（編者注：2020年5月14日，中央首次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5月下旬，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所以我覺得，宏觀政策除了兼顧到境外對我們的一些相關影響，最重要的還是要針對國內的運行，根據國內的需求來進行安排和推進。
界面新聞：美聯儲如期開啟加息周期和縮表進程，這會影響到我們貨幣政策發揮空間嗎？今年還會有降息降準的可能嗎？如果有，幅度大概是多少？
連平：貨幣政策總的來說還是堅持穩健基調，兼顧各方，同時要把穩增長和“以我為主”放在首位。
美聯儲3月加息后，后續可能還會繼續加息，次數是否會加6-7次，現在不好判斷，但是加3-4次的可能性今年還是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再下調利率，疊加美聯儲的利率上調，那么中美之間的利差快速收縮會給我們帶來資本流出的壓力，進而會給人民幣貶值帶來一定壓力。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政策利率進一步下調就需要非常謹慎。
我認為，今年MLF（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利率變動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而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不排除在央行貨幣當局的窗口指導下，商業銀行會在報價上適當地做一些調整，但下調空間不會太大，幅度大概在5個基點。
在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方面，未來還有一定調整的空間。時間上看，去年12月份下調過一次，這是為今年初考慮的，那么之后央行要觀察一下今年一季度的經濟運行情況，還有整個流動性狀況以及銀行體系的信貸能力。所以，在一季度后，存款準備金率再進行下調的可能性是比較合適的。
因此我覺得，如果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那么二季度初的可能性大一些，三季度和四季度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需要的時候還能下調。但是從全年來看，它需要下調的話，通常會放在上半年，因為到了下半年降準的效應是反映在明年。對于降準幅度，我認為全面降準是在0.5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