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螳螂觀察 圖霖

騰訊阿里字節扎堆做公益，互聯網技術也要“內卷”？

一家6口，父親有病，母親智障，弟弟妹妹年幼無助。1988年，年僅12歲的張勝利，無所憑依。

在這個深山貧困農村里，除了他，村子里大半孩子都因無力承擔學費失學了。至于他上的學校，白天房子是教室，晚上則是羊圈。

1988年，父親病重離世，母親不久后改嫁，家里再難供他讀書。張勝利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樣，也瀕臨失學了。

由于記起來曾來村子考察的當地縣政協副主席“要好好上學”的話，張勝利抱著渺茫的希望給這位副主席寫了信：“俺爹娘窮，他不讓我們念書，可是我們還想念書，念出書來像你一樣，做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人……”

次年，張勝利收到了青基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200元補貼。正是靠著這200塊錢，張勝利才得以順利讀完小學，也才有了后來學業有成、重回家鄉發展教育的他。

這是青基會旗下“希望工程”當年最早資助的一名學生。如今，張勝利被借調到淶源縣教育局，負責扶貧工作。對他來說，希望工程開啟了他人生的新篇章。而更深遠的意義在于，“希望工程”就此推動了國內公益事業的大踏步。

如今，國內公益性組織越來越多，尤其在疫情過后，公益事業開始愈加得到人們的重視。

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全國社會組織總量為89.44萬個。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日共同發布的《慈善藍皮書：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21）》，2020年全國社會公益資源總量預測為4100億元，較2019年增長18.85%。

除了這些社會性組織，去年，“共同富裕”目標提出以后，騰訊、阿里和字節等互聯網巨頭們，也相繼加快了旗下公益版塊的布局。

扎堆做公益，他們真是為了“共同富裕”？高喊“科技向善”的巨頭們，又是否真能為中國的公益事業添磚加瓦呢？

公益普及，任重道遠

近日，南都公益基金會名譽理事長、希望工程發起人徐永光接受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CFF）“中國基金會行業發展40年與新征程”主題專訪，結合自己的公益生涯，縱論對中國公益行業發展的現狀和趨勢。

他提到，“當下中國公益慈善的公眾參與度，肯定沒超過10%；99公益日也主要是朋友圈“殺熟”。中國公益三四十年，在公眾參與度上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需要我們深刻反思。”

徐永光的話其實直指公益事業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看似熱鬧的公益活動，究竟有沒有落到實處？

以開頭提及的失學兒童為例。“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近3億適齡兒童中，未入學率不到1%，也就是還剩300萬左右的孩子沒法上學，大部分來自于貧困地區。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2004年之前成立的基金會數量僅占總數的8%，2012年之后成立的基金會數量占總數的65%，大多數基金會屬于年輕基金會。

要繼續完成這場革命，不僅這些年輕的基金會需要盡快成長起來，還需要更多新的公益參與者加入進來。這也是《螳螂觀察》認為，互聯網巨頭們選擇投身公益的重要原因之一：通過自身的帶頭作用，幫助中國公益盡快邁步新臺階。

實際上，互聯網巨頭做公益本身也具備天然優勢。

過去，受助方、捐贈者和公益機構之間由于信息流通不暢，極易在資源調配和后續數據跟蹤的過程中出現信任問題。而互聯網企業恰好擅長連接人與資源，既保證了透明度，也提升了全流程的效率。

在疫情帶來的“后遺癥”以及“共同富裕”目標影響下，我們也不難發現，互聯網巨頭們近期在公益事業有了“主動爭取、重點投入”顯著表現。

去年十一月，民政部公布了《第三批慈善組織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名單》，共有10家企業和機構入選公示名單。入選名單中，除了有中國青基會的親青公益、央企所屬的中國移動公益等大型公益組織，也有我們熟悉的互聯網平臺和企業，包括字節跳動公益、小米公益、攜程公益和嗶哩嗶哩公益。

據了解，本次的競爭相當激烈，自去年11月民政部發布遴選通知后，有超20多家組織和企業提出申請，但最終留下的也僅10家。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入選的字節、小米、攜程和嗶哩嗶哩，并非最早一批進入名單的互聯網平臺。騰訊公益、阿里旗下的淘寶公益、美團公益等，要更早入選，它們已經是合法的慈善組織互聯網捐助信息平臺了。

當然，公益作為一項必須調動公眾參與度的活動，對參與方的流量和話題度提升，一定是有幫助的。對互聯網巨頭們來說，投身公益不僅有利于獲得公眾好感，也能借此將爭取到的流量為自己所用，是能實現“雙贏”的。

譬如騰訊旗下的騰訊文檔，就曾在河南暴雨期間“火”過一把。因網友創立的《待救援人員信息》協作文檔，呈現了詳細的救援信息，訪問量激增，騰訊文檔熱度隨之提升。七麥數據顯示，自《待救援人員信息》協作文檔建立當日起，騰訊文檔APP迎來了一波下載量高峰。

不過，也有部分觀點懷疑，互聯網企業做公益，免不了打著商業化算盤，它們真能守住公益的初心嗎？

但在《螳螂觀察》看來，我們倒是不必過于忌諱“公益是生意”的說法。互聯網巨頭們如果真能將公益變成一門“錢生錢”的生意，就會有更多的“張勝利”圓夢，對國內公益的發展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對“公益”和“生意”兩者之間比例的把控，最終還得由巨頭們自己決定。名利雙收是最好，但能不能實現，就要各憑本事了。

公益善心下的技術“博弈”

有巨頭的地方，自然就有博弈。

基于本質仍舊難離利益，巨頭們在公益上的博弈與其他博弈一樣，是有競爭核心的。這個核心便是技術。

2021年11月發布的《中國互聯網公益觀察報告（2020-2021）》（以下簡稱“報告”）中強調，在互聯網公益思維不斷發展進化的今天，技術對于公益品牌傳播的作用，不僅僅停留在表層的透明度建設和傳播建設，而是成為養分深入改造項目本身，激發項目發展活力。

與傳統公益形式相比，技術加持的公益形式，能有效提升公益效率、降低公益參與門檻和改善公益體驗。在此基礎上，“技術公益”的理念，也就成了巨頭們爭相追捧的“香餑餑”。

2019年，阿里巴巴集團CTO、阿里云智能事業群總裁張建鋒宣布成立“阿里巴巴經濟體技術公益委員會”，號召工程師用技術做公益。同年，騰訊99公益日期間，騰訊基金會正式發布科技公益計劃，旨在連接技術志愿者和社會公益需求，共同推動科技公益事業的發展。

在去年12月舉辦的首屆灣區科創峰會上，騰訊還啟動了技術公益創投計劃（以下簡稱“創投計劃”），希望以公益技術和創新之力，營造全新、可持續的公益生態空間。

巨頭們對技術的重視程度雖然無太大區別，但在技術賦能公益的具體實施上，仍舊呈現出了一定的差異性。

騰訊選擇將公益技術與其自帶的社交流量優勢相結合，實現公益活動的快速“破圈”。

眾所周知，騰訊的基因是社交。公益本就是與人相關的事業，而社交吸納而來的流量，恰好能成為推動公益活動破圈的“天然催化劑”。

一個顯著案例是，今年1月，騰訊公益旗下小紅花產品的再度升級。該輪升級過后，用戶通過公益行為積累小紅花“愛心賬戶”，就可以捐助指定的公益項目。

公益參與度的提升，既需要降低參與門檻，讓更多人加入進來，也需要通過記錄、傳播等動作增強成就感，讓大家愿意持續做公益，形成正向循環。小紅花產品的初心便是如此。

公開資料顯示，2021年全年，騰訊公益用戶收集的小紅花數量總和4.6億朵，其中，通過捐步做公益的人次（2.3億），大大超過了通過捐款做公益的人次（1.5億）。

阿里堅持“公益心態，商業手法”的初心，以互聯網科技的手段推動公益效率的提升。

我們對阿里公益其實并不陌生，支付寶螞蟻森林、興農扶貧等，都是阿里旗下普及度較高的公益項目。

與騰訊發揮社交優勢相比，阿里更期望公益技術能依托商業化手法發揮作用。譬如當前淘寶天貓的“公益寶貝”。淘寶天貓網商在開店的時候，可以自主設置一些商品，成交之后就捐出兩分錢、五分錢。

阿里巴巴公益事業群總裁胡曉明去年在接受采訪時介紹，每一筆捐贈他們都打在區塊鏈上，錢給了誰、做了什么項目，都可查詢。2020年，這個捐款數是100億筆。

字節跳動側重發揮信息分發技術的優勢，為旗下公益項目提供底層支撐。

字節跳動最早做的一個名為“頭條尋人”的公益項目，截至目前已經幫助尋找到了17000多名走失人員，幫助了17000多個家庭團聚。這個項目之所以能成功并延續至今，離不開字節成熟的信息分發技術。

而在該技術基礎上誕生的抖音，自然也就成了字節新的公益“試驗田”。

前不久，抖音推出了針對未成年的“時間鎖”功能，規定未成年人每天只能使用不超過40分鐘抖音。這既避免了未成年人沉迷網絡，也讓他們的父母更安心，是比較典型的公益動作。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公益活動帶來的流量、轉化率等，可以作為巨頭們公益博弈的指標，但這些“大佬”的競爭欲望卻并不強烈。

前面提到的阿里巴巴公益事業群總裁胡曉明，就在此前的專訪中表示，在公益和善意面前是沒有競爭的，他更期待大家一起推進更大的公平。

欣慰的是，互聯網巨頭門的加入，對提升公益的公眾參與度，的確在發揮正向作用。

根據騰訊公益數據顯示，2015年“99公益日”期間，通過騰訊平臺發起并落實的項目籌款總金額為1.27億元，參與總人次為205萬，而去年籌款數額已達23.2億元，捐款人次增長為5780萬余次。

互聯網巨頭通過公益肩負起更大的社會責任，中國公益也因這些“大佬”的加入煥發了新活力。既然結果是大家喜聞樂見的，那么再談競爭的確有些煞風景了，不是嗎？

參考資料：

1.《他是希望工程被捐助的第一人，畢業后重回太行深處，點亮無數人》——北京日報

2.《互聯網大佬做公益，圖什么？》——深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