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王士杰

文 | 逄聽聽

2021年的最后一天，王士杰的《青春》組照獲得了侯登科紀實獎。從2009年開始，他就一直在跟蹤拍攝寧波高塘村工廠區的青年人的生活。回望自己二十年的攝影經歷，王士杰的想法越來越徹底，他想記錄這一代人的完整人生，從青春到中年，甚至更久遠的未來。從窯工到溜冰場少年，在時間的催化下，打工人的青春、熱血和掙扎，成了王士杰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王士杰是寧波人，生于70年代。20年前，他把自己的本職工作調換成了大夜班，留出白天的時間，可以投入他的攝影愛好。頭幾年他一直在拍窯工。憑借著從傳統攝影基礎練起的技術和對紀實攝影的熱情，他有一組片子入圍了侯登科紀實獎。侯登科以《麥客》等記錄下層民眾生活的作品而聞名，是王士杰最喜歡的攝影師之一。作品入圍該獎，既讓王士杰獲得了專業紀實攝影界的認可，也讓他更加認同該獎的理念——關注當代社會生活，理解人性，呼喚人類良知與社會公正。

不過，太長時間拍攝窯工后，王士杰的生活和情緒也受到影響。“窯工們的生活狀態比較差，我拍的時間長了，整個人就陷進去，心情非常差，后來都有點精神崩潰的狀態，經常失眠，睡不著覺”。而長夜班的本職工作也讓他身心疲憊，他決定再次調整工作，除了獲得更多自由時間，也想拍些別的主題，調整自己的狀態。在北侖高塘村的一個溜冰場，他遇到了一群“野生”的年輕人。

每當夜晚降臨、霓虹閃爍時，整個露天溜冰場人聲鼎沸，爆棚的音樂和刺耳的尖叫，沖擊著每個人的耳朵，那些瘋狂扭動著的身體，歇斯底里的吶喊，猶如夢游，也是青春的亮光和顫動。

高塘村地處寧波的城鄉結合部，臨近大港工業城、保稅區，周邊服裝廠、電子公司、汽配廠、模具廠林立，物流快遞公司也多，此地聚集了大量的務工人群。跟年輕人的接觸，讓王士杰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時代。他們在這里聚會、聊天、交友、戀愛，也在這里吵架、分手，有人另謀出路而離開，新人進場揮灑汗水與懵懂。就這樣拍了8年，王士杰逐漸進入他們的住處，更深入地了解他們在溜冰場外的生活。

這些人大多是打工二代，初中畢業，沒有多余的技能，每天做著最基礎的重復性工作，雖然不像深圳的三和大神那樣，過著日結、有今天沒明天的日子，但似乎也沒法通過低廉的收入改善生活甚至實現階層躍遷，他們大多維持現狀，無法看清未來。在溜冰場縱情燃燒荷爾蒙之后，他們還得回到簡陋甚至是破敗的群租房，這些真實的生活場景，是繁榮發達的工廠經濟的背面，是全球化時代的“剩余產品”。

青春的激情在廉價的生存環境里肆意泛濫，溜冰場既是工作束縛后的釋放，也是迷茫青春的出口。在與正午的訪談中，王士杰回顧了自己的拍攝經歷，以及他看到的工廠青年的沖動、欲望、疲倦、誤解，還有堅韌的生存意志和迷茫的未來。在王士杰的攝影作品中，這一切既清純又泥濘。

訪談

正午：你怎么想到要拍高塘村的溜冰場的？

王士杰：在一個城中村的環境里，卻有一個比較野性的場所存在，那么多思想不受束縛、穿著不受約束的年輕人，在這里綻放青春，這特別吸引我。

正午：這個冰場看上去像是80年代的遺物。

王士杰：我非常喜歡看80年代電影，包括文革時期青年的精神狀態，印象中比較深刻的是海魂衫之類的條紋衣服。記憶中七八十年代的東西，我都很喜歡，溜冰場跟這些記憶有點關系，跟那個時代的氣質是接得上軌的。

正午：你拍了那么多的照片，有些場景甚至很私密，你是如何跟他們打交道的？

王士杰：他們沒什么防范，很好接觸，而且我雖然表面上很嚴肅，不太愛說話，但實際上性格跟他們有點類似。我小時候父母不太管，成績不好，也很野的。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年輕時候的狀態。

雖然有點年齡差距，但我很理解他們，也愿意跟他們待在一起。年輕人就應該擁有這種open心態，大家都無拘無束，開心地在溜冰場上滑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時候小學生也在那邊玩。他們一般會圍成圈子，有人在兩個圈子里再套一圈，特別好玩。你的情緒會被感染，想把一個個喜歡的瞬間給凝固下來。只有在那個環境中，現場的音樂、燈光、人潮融合在一起，你才能感受到那種氣氛。

正午：溜冰場上會放什么音樂？

王士杰：就是當時比較流行的，像迪吧里面那種刺激的、夢幻的、讓人想搖頭晃腦的音樂。到了晚上，小年輕喝點啤酒，吃好了就到那邊去溜冰，氣氛非常high。我對那邊感情也挺深的，拍了這么久，跟很多人都打成了一片了。

正午：他們一般怎么看待你？

王士杰：到后來，跟一些人都像兄弟一樣，一起吃飯喝酒。我就像大哥，有時候他們也會把心里話告訴我，像失戀啊，追求女孩子遇到的問題，還有家庭狀態什么的。我會給他們出主意，告訴他們哪些是應該的，哪些不應該。有些東西他們沒經歷過，我就把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讓他們得到心理上的幫助。

正午：他們怎么稱呼你？

王士杰：他們直接喊王哥。

正午：溜冰場也是很多人認識異性的地方吧？

王士杰：對，首先是娛樂。09年時，手機都是翻蓋的，大家除了上網，其余時間就是去溜冰，發泄荷爾蒙，也可以認識異性，在里面的確成功了好多對兒。當時的女孩相對來說很好“泡”，那時最流行的就是QQ，他們的交際也就是上網、打游戲、溜溜冰……有空就去小吃店、大排檔之類的吃個飯；彼此要進一步認識，就去外面走走，溜冰場是認識人、提供戀愛機會最多的地方。不過，后來不太一樣了。

正午：后來發生了什么變化？

王士杰：現在這個年代，廠里的女孩越來越少，她們對男孩子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代人經歷過計劃生育，農村重男輕女，等到他們結婚的年紀，女孩子就少了。所以男孩們現在的壓力非常大，很多人只能打光棍。我認識一個服裝廠的男孩子，他已經做到工班長五六年了，在班組里管理著差不多三十多人。一般來說，服裝廠肯定是女孩子居多，應該有很多機會，但到現在為止他還是打光棍。可以想象，他們娶老婆的壓力有多少大。稍微有一點姿色的女孩子，身邊就有五六個甚至十多個男孩子在關注。

正午：跟城里讀高中讀大學的年輕人相比，跟所謂的三和大神相比，你看到的這些年輕人，有什么獨特的地方？

王士杰：他們這一批人還是能吃苦耐勞的，跟城里的孩子不一樣。城里孩子都是父母寵大的，而這些外來打工的小青年，家里面真是沒錢，他們過來是拼搏的，拼人生的。他們已經是打工二代了，父母已回老家，他們身邊舉目無親。混得好的，可能在正兒八經的廠里面安安穩穩地上班，每個月把錢積攢下來，這是比較上進的。有些不上進的年輕人，錢可能吃掉、玩掉了，有的甚至把賺來的錢拿去賭，到后面越混越差，淪為跟三和大神差不多的狀態。當然，相對來說，還是努力拼搏、心中有夢想的年輕人偏多。

正午：他們怎么看待跟北侖的關系，會想著賺了錢再回老家么？

王士杰：他們大部分回不去了，因為已經出來很多年，家鄉怎么樣都不知道了。有的人出來十五年，就沒往家里寄過一分錢，他能回家嗎？他沒臉回家。但是，異鄉對他來說也變成了非常奇怪的一個場所，在本地人里他們也顯得格格不入，無法融入，而且又處于整個社會最底層的狀態，他們也很茫然。

我記得有個安徽的年輕人，他父母來這邊打工。父親是做木工的，他五六歲就跟過來在北侖生活，每年過年回一次老家，平時都在這邊：從小學，中學，到后來當兵。我問他，老家跟北侖，哪里更有感情，或者哪里更好？他說還是北侖。這里他待慣了，但問題是，他在北侖也沒家，小時候跟爸媽擠在一個四五平米的房間，爸爸媽媽睡在下面，因為爸爸是木工，就搭了個木板，他跟他妹妹就睡在木板上面。而安徽的老家，他已經搞不清楚情況了，故鄉印象不深。而且很多親戚也都離開老家，那里只剩下一些老年人。他父母在這里奮斗了這么多年，在北侖一套房子都沒有，也買不起。他父母這一輩人，最后肯定還是想著回去的，這邊還是異鄉。但對他來說就不一樣了，他把本地當成自己的故鄉，已經成了一個北侖人，算是移民到北侖了吧。

正午：這批年輕人里，有成功賺到錢的么？

王士杰：安家買房的肯定有，但不多。有一對河南夫妻，剛來北侖的時候，生活條件也很差，他倆年輕的時候也在溜冰場玩，我也是在那里認識的。他們吃過一些苦，在各種服裝廠干過，也去服務行業，給人家端盤子什么的。他老婆是個精明又精打細算的人，人緣也處理得非常好，他們開始在村長家住，房子打掃得很干凈。有一年他們把房東的一間房子租給自己老鄉，后來干脆把房東的整套房子都租過來，一間一間的隔開，女的打掃衛生，老公是電工、木工都會干的。我記得去他們家時，有一面墻上全部是鑰匙。等于他們變成了二房東，做轉租。他們后來包了好幾幢房子，很會做生意，算是創業成功了。這是我認識的人里面最成功的一對，夫妻倆自己有車、有房，很了不起。

正午：除了《青春》系列，你還有一組拍廢棄游樂園的《奇幻劇場》，也出了一本新書《路的盡頭》。你的攝影風格是不是經歷過一些變化？

王士杰：有變化。我以前的作品受到呂楠、侯登科這兩位國內一流的攝影師的影響非常大。我第一次入圍侯登科攝影獎的作品，拍的是窯工，名字叫“活著”，那一組差不多就是按照他們那種方式來拍攝的，更注重形式，包括人物的表情、服飾、還有身邊的環境，整體來說，傳統一些。后來，在拍攝的過程中，我受到一些國外攝影師的影響，包括寇德卡、馬克·呂布等等，還有一些當代影像方面的影響。現在拍的《奇幻空間》是比較靜態的，跟我以前的風格就不一樣了。

我認為，一個好的攝影師應該有多種攝影風格。當他面對一個環境，用一種合適的方式能夠表達自己的內心就可以。現在我用傳統方式去表達的就會少一些，我更喜歡主觀跟客觀相互組合的方式來表達我的內心世界。

正午：你還是希望拍攝的選題和作品跟現實是發生關聯的？

王士杰：對，包括跟我們身邊的狀態也發生關聯。有一張照片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們北侖小港的一個河邊，一個女孩子靠在她男朋友的身上，她就靠了一秒鐘左右的時間，然后他們就走掉了。那一瞬間，我感受到異鄉人在異鄉——女孩子，也包括男孩子——他們在這個城市受到一些困難或者挫折，能在一個溫暖的肩膀上依靠、停留一下，就能得到一些溫暖的補償。這種感覺特別打動我，當時這種感覺是稍縱即逝的，我把相機舉起來，立馬構圖拍攝，只拍了一張，他們就走掉了。這狀態特別溫馨，在異地打拼的他們身上，有種特別堅強的精神，這特別打動我。

正午：溜冰場現在是拆掉了吧，你現在怎么找這些年輕人？

王士杰：對，那邊的路改造后，就拆掉了。在拆的過程中，我借了一個朋友的無人機，以航拍的視角，拍了一下地上的殘骸，看得到溜冰場的痕跡，地上刷過綠色。拆掉之后，我又這樣拍了一張，作為紀念。我跟他們有的有微信聯系，有的已是身邊朋友，還有的是左鄰右舍，所以不影響拍攝。

正午：這個系列接下來還有新的拍攝方向么？

王士杰：我曾經想去拍他們的老家，看看那里的生活狀態，把這些串起來。我也想，除了家庭，開始切入他們在外面的一些狀態，比如幾個人在一起玩，或者不被人發現的、更加私密的部分。總體上，是基于人性的關注吧。

正午：這個系列有計劃要拍到什么時候結束嗎？

王士杰：原來想過也許再拍10年，把這一群人從青年拍到中年。我覺得，到那時，在中國這樣的一批人應該沒有了。這邊很多廠已經機械化，快遞店都開始自助，不需要有人了，很多企業現在用機械手臂來代替人工。比較低廉的重復勞動的勞動力，慢慢的都不需要了，可能就消失了。我在想，這批初中、小學畢業的勞動力，以后將是不被需要的人類。這也是我非常擔憂的一件事情，未來，他們將如何繼續自己的生活？

——完——

王士杰，自由攝影師，長期關注紀實攝影，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