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近年來，關于禁止強制加班、推翻“996”價值觀的呼聲不斷。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兼總裁董明珠建議檢察機關對“996”工作制進行監督，為相關勞動者開展公益訴訟工作。她表示，“有些崗位由于特殊原因，在8小時工作制上適當延長，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企業置員工的身體和心理健康于不顧，實行‘996’工作制，這是絕對不可行的?！?/p>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數千名罷工者要求“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可為我們自由支配”，拉開8小時工作制斗爭的序幕。這一事件因國際勞動節（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的設立而永載史冊，自19世紀下半葉開始，8小時工作制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們的工作時間越來越短。為此，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在1930年樂觀地預測，到21世紀初，資本的積累、生產力的提高和技術的進步應該能將我們帶到“經濟樂土”。屆時，每個人的基本需求能輕松地滿足，工作者的每周工作時長不會超過15小時。

然而時至今日，超長的工作時間依然困擾著全球各地的勞動者。“996”在美國的對應說法是“全天候工作”（round-the-clock work），在美國明德學院社會學教授杰米·K.麥卡倫（Jamie K. McCallum）看來，過勞“正在毀掉美國夢”。更讓人傷感的是，過度工作的回歸其實是美國歷史上的例外：麥卡倫基于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數據計算出，1975年美國工作者平均工作1664小時，這一數字到2016年上升至1883小時，漲幅達13%，相當于一年多工作五周左右。1997年，吉米·卡特總統曾提議將工作時間縮短為一周四天，當時《華爾街日報》宣稱，我們與自20世紀中葉以來似乎不可避免的休閑社會“近在咫尺”。但諷刺的是，“今天大多數美國人對人生的定義不是豐富的閑暇時間，而是對工作孜孜不倦的承諾?！?/p>

在《過勞悲歌》一書中，作者麥卡倫指出，這個變化趨勢源自一種自1970年代起形成的全新工作倫理，自那時起，人們從渴望閑暇變為鄙視懶惰，甚至社會精英將“工作越多越好”視作優越感的證明。那么這個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呢？

在“有意義的工作”中加班：重塑新自由主義工作倫理

工業資本主義自誕生起就在形塑人類的工作倫理。工廠改變了以家庭、車間和自雇勞動為中心的經濟格局，將獨立勞動者轉變為受薪勞動者，“為了生存，你不得不出賣你的勞動”開始成為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工作法則。（勞動）時間開始成為雇主與勞動者之間權利斗爭的目標。馬克斯·韋伯認為，理性地運用時間去大規模協調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根基，“新教倫理”則幫助人們擺脫輕易就能滿足的“天性”，學會貫徹自律精神，努力工作一生——工作被認為一種“天職”，一種向善的途徑，一種生存的絕對要求。

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重塑的工作倫理（工作即天職，勤勞即美德），到了19世紀下半葉被證明極大地壓迫了勞工階層，反抗隨之而來。20世紀上半葉，在工會壓力和政治干預下，勞動者的工作時間逐步減少，與此同時，二戰后的經濟大發展也為勞動者薪水穩步提升創造了客觀條件。但自1970年代起，又一種新的工作信條開始讓人們相信：“努力工作使得我們的時間變得更加充實，即使我們的薪水并沒有因此增長?！丙溈▊愓J為，這種被稱為“有意義的工作”的文化轉變是當時兩種不同類型的工作場所中不滿情緒共同發酵產生的結果——一方面，白領覺得辦公室變得越來越像工廠，渴望更有趣、更人性化的工作環境；另一方面，藍領厭煩于無休止的重復勞動，要求在減少工作時間和降低生產率的同時不削減工資。

面對勞動者的呼聲，管理者和監督者的回應是收編和挪用“有意義的工作”這一概念另作他用。比如一些早期的硅谷企業家開始嘗試巧妙地把休閑、創新、自由等典型的加州文化精神融入辦公室文化中，打造一種“更酷的資本主義”。自那時起，科技公司鼓吹努力工作和長時間工作是對自己的一種回報，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蒂夫·喬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演講中說的那句話：“你的工作將占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做偉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熱愛你所做的事情。”麥卡倫的調查發現，“做你喜歡的事”在硅谷已深入人心，且科技公司越來越傾向于通過提供非金錢待遇來吸引新員工。直至今日，FAANGs（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等科技巨頭創造了一個“贏家通吃”的經濟體系，促使其他公司敦促自己的員工更努力、更長時間地工作。

一個很耐人尋味的現象出現了：“有意義的工作”這個短語在英文圖書中出現的頻率自1970年代起直線飆升，人們開始相信，自己需要且應該在工作中實現個人價值，獲得成就感?！耙粋€人應該尋找工作來實現自我，是最近才出現的一種現象，它將我們置于新自由主義的坐標中，”麥卡倫寫道，“舊職業道德的最主要的矛盾是在休閑與就業、自我認可與自我否定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新職業道德的崇高承諾使二者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緊張關系，工作完全可以實現自我。”工作性質的轉變助推了這一文化轉型。麥卡倫援引一項研究指出，過去40年里，工作總體上需要更多的人類決策和認知投入，他認為增加工作自由裁量權（即工作者在工作中的主觀投入程度）有助于產生“有意義的工作”話語。

值得注意的是，“有意義的工作”話語恰恰發端于勞動者的經濟回報開始下降之時——自1970年代以來，生產力提高的潛在收益未能得到公平的分配，而是不成比例地落到頂層精英手里。麥卡倫援引一項2019年的研究指出，1989-2019年前1%的美國家庭總凈值增加了21萬億美元，同期處于社會下層的美國家庭則經歷了9000億美元的凈資產損失。與此同時，人們的工作時間在不斷延長。我們很難不認為，“有意義的工作”這一信條不過是一種心理補償機制，事情的真相是，工作條件越糟，報酬越少，你就越會被告知自己的工作很有意義。

正如喬布斯的例子所展現的，“有意義的工作”話語流行開來很多情況下是自上而下灌輸的結果。“懶惰和閑暇曾經是成功的標志，今天的富人則是通過炫耀他們對工作的極端獻身精神而獲得威望?！丙溈▊愔赋?，當前收入前20%的美國人每年的工作時間是最長的，超長的工作時間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社會精英對自己獲得巨額財富的正當性辯護。當然，對于高薪人士來說超額工作的回報本身就很豐厚（拜重視忠誠度的職場文化和績效工資計劃所賜），這也推動了精英群體對加班文化的推崇。皮尤慈善信托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的一項調查發現，73%的美國人認為努力工作對成功至關重要，這一信念的強度遠超其他國家。70%的低收入美國人也相信工作具有提升的力量，比幾乎所有調研國家的富人都更相信這一點。

在“努力工作”帶來的經濟回報有顯著的階級差異時，相信自己從事的是“有意義的工作”可能是維系尊嚴的最后一根稻草。心理學家胡靜（音譯）和雅各布·赫什（Jacob Hirsh）的一項研究發現，希望在工作中找到意義的人愿意接受比“毫無意義”的工作的報酬低大約2萬美元的工資。Better Up實驗室一項2018年的研究也發現，超過90%的員工會為了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放棄部分收入，且那些認為自己的工作有意義的員工往往更少請假。一份工作有意義甚至會被當作低工資的理由。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數據顯示，2015-2016年，近20%美國公立學校教師同時從事其他工作，這一比例甚至高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數據。美國教師從事兼職工作的概率是美國普通全職工作者的五倍左右。

一些普通美國人已經意識到“有意義的工作”不過是一個虛無的承諾。長期報道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美國作家阿莉莎·夸特（Alissa Quart）在《夾縫生存》一書中指出，“做你熱愛的事情”一直以來力勸中產階級成員以追求夢想為生，然而許多公司利用這句口號來更好地剝削雇員，以至于它已經淪為一句空話。部分高學歷勞動者發現，許多以往體面的職業仍未從經濟衰退導致的就業機會萎縮中恢復過來（如法律、建筑、市場研究、數據分析、圖書出版、人力資源、金融等），“做你熱愛的事情”不過是一種“殘酷的樂觀主義”，向上流動、工作保障、政治和社會平等和幸福長久的親密關系越來越難以企及。

鄙夷懶漢：工作倫理與福利理念的矛盾

工作倫理的范式變化只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面向，它的另一面向就是包括縮短工時在內的福利理念難以為繼。麥卡倫發現，美國人傾向于認為福利和工作是相互對立的，值得獲得福利的人（曾經工作過的人）和社會寄生蟲（沒有工作過的人）是截然不同的。

事實上，工作倫理與公共福利理念的矛盾一直都存在，人們如何調和兩者之間的關系，給予哪一方更高的關注，決定了福利國家的興衰。齊格蒙特·鮑曼指出，相信工作倫理的人認為“以工作謀生”才是生活的正常狀態，但由于一個社會很難為所有人提供長期就業，為了保護和實現工作倫理的愿景，社會有義務幫助那些暫時落后的人。但另一方面，公共福利的虔信者認為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有權”過上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這一權利不應當被“是否對公共財富做出貢獻”加以限定。

從根本上來說，提供公共福利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人的再生產”，保障一個國家能夠有源源不斷的合格勞動力，但20世紀中葉出現的兩個變化對福利理念產生了沖擊：第一，隨著消費者社會將勞動者打造為消費者，以不斷動員消費者欲望的方式實現資本擴張，勞動者永不滿足、一直有待提高的生活預期遲早會引發“勞動力成本過高”的問題。第二，全球化帶來的資本和人員流動讓企業得以規避“勞動力成本過高”的地方，去其他成本更低的地點獲得新鮮勞動力。

鮑曼指出，在資本全球化和人員自由流動的同時，福利仍在以國家為單位提供，這給堅持福利政策的國家帶來了雙重壓力：渴望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無所有者蜂擁而入，渴望降低成本的資本蜂擁而出。因此，對工作倫理的強調旨在解決這一難題，即“將值得幫助的窮人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分開，把責難傾倒給后者，以合理化社會對他們的冷漠”，鼓吹“貧窮是個人缺陷的必然后果，進而促成對窮人和被剝奪者的漠不關心”。

1969年，尼克松提出用一全新的福利計劃“家庭援助計劃”（Family Assistance Plan）取代美國當時最大的福利計劃“撫養兒童家庭補助計劃”（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簡稱AFDC），該計劃的預設前提是，如果一個人/家庭從福利計劃中獲得的錢比從事低收入工作獲得的薪酬更多，會讓他們失去工作動力，而這對在工作的窮人是不公平的。因此，福利計劃應當以鼓勵個人/家庭找工作或參加就業培訓為出發點。雖然“家庭援助計劃”未能在國會通過，但它標志著美國自“羅斯福新政”以來擴大社會福利趨勢出現扭轉。至1990年代，“結束我們所知的福利”成為兩黨共識，1996年，克林頓簽署了一項共和黨支持的法案《個人責任和工作機會協調法案》（PRWORA），該法案取消了羅斯福新政時代推出的AFDC，以“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劃（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取而代之。該法案被譽為“美國職業道德的重申”，將嚴格的工作要求作為援助條件。

鮑曼認為，把社會福利局限于“通過經濟審查的窮人”會對社會整體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社會自此分裂為“付出而沒有得到任何回報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利益理性于是和團結道德對立起來”，導致前者越來越鄙視后者，也越來越不愿意為公共福祉做出努力。諸如“福利女王”之類的負面宣傳切中了主流社會群體對“不公平”和“被剝奪感”的恐懼，拿福利的窮人被認為是反抗工作倫理的、不愿辛勤勞動的人，引發人們的憤怒與厭惡。鮑曼告誡我們，是工作倫理污名化了“依賴”這個概念，福利國家體制被指責培養了依賴性，侵蝕了職業道德——而這也成為了削減福利政策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麥卡倫指出，1990年代至今，美國福利支出和領取福利金的人數大幅下降，從事低收入工作的人越來越難以滿足福利計劃嚴苛的工作要求——特別是在工作時間更長、日常安排更不可預測、薪酬更不穩定的情況下——也因此難以真正獲得社會援助。福利改革對消滅貧困的作用微乎其微，幾十年來美國官方的貧困率一直保持在13%左右。雖然兒童貧困有所減輕，但失業者和貧困在職人口的貧困程度加深了，極端貧困人口（每日生活費不到2美元的人）數量自1996年以來翻了一倍。

崇尚加班，鄙夷懶漢——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工作倫理與福利理念由此陷入了某種相互強化的向下螺旋中。如今我們已經越來越難以承受職場環境惡化的后果。但我們若想從根本上推翻過度工作的信條，倡導一種更人性化的職場價值觀，必須重新強調社會凝聚力的重要性，克服“相互指責”的沖動，把縮短工作時間視作一種集體利益。

參考資料：

【美】杰米·K.麥卡倫.《過勞悲歌：996正在毀掉美國夢》.中國工人出版社.2022.

【美】阿莉莎·夸特.《夾縫生存：不堪重負的中產家庭》.海南出版社.2021.

【英】齊格蒙特·鮑曼.《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

“#FamiliesSucceed: President Nixon’s Family Assistance Plan”, 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June 23, 2014.

https://www.nixonfoundation.org/2014/06/family-assistance-plan-families-can-succ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