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媒體視頻網站Hulu的新劇集《輟學生》里有一個場景，Theranos公司創始人伊麗莎白·霍爾姆斯（Elizabeth Holmes）身著白襯衫，站在鏡子前練習說，“這是鼓舞人心的向前一步。”每練習一輪，她的聲音都變得更加低沉。

全世界都知道了Threnos公司的欺詐之網，不論是通過約翰·卡雷魯（John Carreyrou）的暢銷書《壞血》、蘋果的播客系列《輟學生》（The Dropout）還是Hulu上的同名劇集得知。霍爾姆斯據稱試圖改變其聲音，是一個尤其吸引觀眾的細節。這種行為可能會讓一些人感到古怪，乃至于反社會。

但鑒于我（指本文作者Kathryn Cunningham）在聲音學方面的訓練、對練聲（vocalization）的研究以及對言語中的偏見的興趣，我對霍爾姆斯早先感到有必要改變自己的說話聲音表示好奇。在我看來，她的聲音故事乃是更廣闊的有關女性說話及發聲方式的文化成見的一部分。

對霍爾姆斯聲音的各種反應

每當霍爾姆斯上新聞，這些問題總會冒出來：這種異常低沉的聲音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她刻意裝出來的嗎？我還沒能找到視頻或錄音等形式的決定性證據，暫時無法表明霍爾姆斯聲音的現今形式與以往某幾次亮相相比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差別。

一段視頻聲稱抓到了霍爾姆斯在兩種判然有別的發聲模式之間切換的把柄（在這段與伊麗莎白·霍爾姆斯的訪談里，評論者提請觀眾注意1分28秒至2分08秒之間的聲線變化）。

不過，要剪輯出這種視頻也是易如反掌。而發言過程中夸張的、持續性的音高變化也可能更多地與高亢的情緒有關，和刻意變聲關系不大。與此同時，一些了解霍爾姆斯的人也曾提出，她改變自己聲線的目的在于塑造一種“硅谷神童”的人設。

只有像咽喉科醫生這樣的臨床專家才能給出與語音相關的醫學診斷。但鑒于我無法就霍爾姆斯是否有意變聲一事給出明確的答案，也不妨考慮一下哪些自然的或醫學上的過程有可能引發類似的效果。荷爾蒙直接影響著聲音，包括音高以及對粗糙度（roughness）或沙啞（hoarseness）的感知。更年期女性聲音的音高范圍往往會略有縮減。

霍爾姆斯因聲音廣受議論時的年紀尚輕，這也許就排除了因年齡相關的荷爾蒙變化而引發的變聲，但特定的荷爾蒙療法也會產生相同的效果。有好幾種類型的語音紊亂都會影響音高范圍。

如果霍爾姆斯接受過這種治療……那具體的機制又當如何？

人們尋求語音治療或培訓來解決語音上的不安定感的原因有很多。無論他們是關心自己的音域，還是只是想練就一些幫助自己更好地與人溝通的技巧，聲音總歸是有可塑性的，可以通過訓練來養成。另有一些不錯的資源可用于為跨性別者提供肯定其性別認同的（gender-affirming）語音支持。

那么，當一個人刻意低聲說話時，相應的生理學過程究竟是怎樣的？

觸碰甲杓肌（thyroarytenoid）這處細小的喉部肌肉會導致聲帶——它位于喉部（larynx，又稱“聲匣”）深處——的放松，使其變短以及增厚。此處不妨想象一下減小橡皮筋張力的情形。這些短而厚的褶皺會以較低的頻率振動，其結果就是較低的音調，更粗或者更松弛的吉他弦彈出來的音調偏低也是這個道理。

霍爾姆斯聲音的特殊性質，可能不僅關涉到它的低沉，還在于其共鳴（resonance）、其獨特的調性（tonal quality）以及發音的位置。霍爾姆斯能夠刻意拉低喉部來調整其共鳴。這樣做可以在喉部上方開辟出一段更長的空間，使聲音里更具深度以及更加沉郁的部分得到強化。

受到嚴格審視的女性聲音

在做劇院聲音指導這份工作時，我偶爾會收到幫助女性演員降低聲調這樣的要求。我曾遇到過極其厭惡高音女聲的導演和制片人，尤其是當這種音高范圍與鼻腔共鳴結合在一起時。

在電影以及電視劇里，音調較高的角色通常被描繪為漫畫式的、愚蠢的以及總體上不受歡迎的。考慮一下簡·哈根（Jean Hagen）在《雨中曲》里扮演的麗娜·拉蒙特（Lina Lamont）這一令人印象頗深的角色。她高亢而刺耳的聲音成為了戲中不曾斷絕的笑料來源。

對女性聲音的性別歧視態度，是否會對身居領導崗位的女性施加壓力，迫使其把說話聲調壓低？

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就素有以降低聲調來抬高自身威望的習慣。有關人們如何感知女性說話音高的研究表明，較高的音調通常被認為與外表上的吸引力相關，而較低的說話聲音則關乎統治權。

與此同時，許多女性電臺與播客主持人會因為“氣泡音”（vocal fry）而飽受聽眾的惡語攻訐，例如金·卡戴珊就以這種吱吱作響的說話方式而聞名。

然而從生理上看，要產生這種聲音，聲帶必須以低頻振動，且須配合較低的音調。這種飽受詬病的聲音特性處于音高頻譜的一端。然而頻譜的另一端也存在著另一種同樣令人討厭的言語特性：高升調結尾音模式（high-rising terminal intonation pattern）或稱“升調講話”（uptalk）。 此特性的要點是每段話均以夸張的上揚音調結束，這樣可以令陳述句聽起來像疑問句。

堅持女性在媒體上必須改變其音高的種種主張，經常對約束著音高變化的可能性之極限的解剖學與生理學因素不加注意。我目前的研究就在考察人們如何感知女性從事藝術表演時的說話聲音，以及思量如今是否正是摒棄某些老舊過時的審美偏好的契機。

無論答案為何，找到那個皆大歡喜的微妙平衡點——即所謂金鳳花姑娘（Goldilocks，美國俚語，比喻溫和適中、恰到好處——譯注）的語音配置，一個人有了它便可以被視作一位正經的領導者，而不會令他人感到不真誠、刺耳或自命不凡——的難度如同大海撈針。女性的聲音無論處于頻譜的哪一端，都總是會遭到無窮無盡的審視——她們好像始終當不成贏家。

假如大致按原樣把這個故事重寫一遍，只把Theranos公司CEO的性別換一下，我猜可能根本就不會有人對他的聲線發表什么意見了。如果是這樣的話，同樣的音質是否還會被認為是適于一位勝任的、嚴謹的領導者的正面特質？

伊麗莎白·霍爾姆斯無疑缺乏成為一名偉大領導者所需的實踐技藝與道德操守。但一切有關她聲線的風言風語，以及那種認為她若是改一改聲線習慣就有望更上一層樓的看法，也只會令那套具有性別歧視色彩的、每個女性都難以規避的雙重標準暴露得更加清楚。

（作者Kathryn Cunningham系田納西大學戲劇學助理教授、泛美聲音學學會及聲音與語言培訓師協會成員）

（翻譯：林達）